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吴重庆:社会主义“大历史”与《开放时代》的议题设置

更新时间:2018-10-27 23:04:50
作者: 吴重庆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既是在野党,也是一定区域的执政党,其在“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和治理经验,与1949年之后的执政路数一脉相承。所以,所谓“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的起始,需要上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此,《开放时代》从2010年第3期至2013年第4期,一共推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七个系列专题,刊文24篇,内容涵括中共在苏区、抗日根据地及改革开放之前不同阶段的社会动员和治理经验。而之所以冠以“社会史视野”,就是为了抛开意识形态或者道德的障碍,从社会的、技术的角度,接触中国革命的社会底蕴,展示历史的丰富性,避免因为立场问题而将革命史抽象化,也避免因为将革命史抽象化而使具体的历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跑马场”。

   虽然“文革”仍然被视为学术研究的禁区,但如何理解“文革”对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来说,的确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诚如当代中国著名作家韩少功所言:“‘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半个世纪的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后续历史不可更换的母胎,孕育出后来各种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来的危机。”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文革”研究的政治敏感度,《开放时代》选择了单篇刊发而非“专题”集结的策略,自2005年起,陆续发表了有关“文革”研究的多篇文章。主要有刘东的《黑天的故事——“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韩少功的《“文革”为何结束?》,佟新、沈旭的《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着眼于中国学术思想界对“文革”后期的“70年代”的陌生,对改革开放前30年评价的尖锐分歧以及对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割裂,《开放时代》于2012年11月在安徽泾县查济村举办了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论坛内容以超长篇幅的“专题”形式刊于2013年第1期《开放时代》,将多维视角下的“文革”及“70年代中国”带回中国学术思想界,引起“左”、“右”双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后续讨论。

   在今天中国学术思想界,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30年的历史关系紧张异常,不仅自由主义学者习惯于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而且新左派也倾向于褒扬前30年而贬低后30年。“左”、“右”的对立,使前后30年成为两个互不关联的时期,“社会主义‘大历史’”可谓被拦腰截断。为了打通这前后30年的联系,《开放时代》谨慎地提出“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概念,并于2006年11月在广州举办了第三届开放时代论坛,此届论坛的主题就是“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开放时代》对该主题作了如下说明:“自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尤其是1949年之后开启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对我国社会制度,而且对人们观念及行为的重新建构,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作为社会改造工程的社会主义实践暂告结束,但30年间形成的制度及观念的遗产并不随之消隐,毋宁说它正生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即社会主义新传统,流淌于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之中。略显遗憾的是,复苏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对此新传统尚欠缺足够意识,并没有自觉地将之作为观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视角之一。以‘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作为本届开放时代论坛的主题,意味着我们并不希望在此场合开展‘左’或‘右’的立场之争,也不表明我们要对‘社会主义新传统’作出价值判断。我们只是希望本届论坛所开展的这一话题,对推进中国研究稍有助益。”此届论坛的讨论内容也以“专题”形式刊于2007年第1期《开放时代》,并在2007年第2期、第3期,再度以“专题”形式推出“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之二、之三,展开后续讨论。

   顺此思路,《开放时代》又在2007年10月,联手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在上海举办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当时,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还有两年时间,可以提前借“60周年”这一特殊的符号(中国人称为“甲子”),将前后30年作为一个历史整体加以讨论。所以,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的主题设定为“共和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开放时代》对该主题的说明是:“岁月匆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甲子之庆,而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年届而立。时光如水,如何冷静而贯通地理解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乃是我国知识界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拟“对共和国六十年以来在宪政、政体、法律、政策、工农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运动乃至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复杂经历加以回顾、检讨”。此届论坛的讨论内容也以“专题”形式刊于2008年第1期《开放时代》,并在2008年第2期、第5期,陆续以“专题”形式推出“共和国六十年”之二、之三。

   如果说上述“共和国六十年”专题侧重于从政治制度、经济成就等外显层面勾连前后30年的联系,那么,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可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中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使前后30年获得某些内在联系。“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有必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避免对社会主义过于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叙述。我们认为,超越这种脸谱化的话语,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使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元素有益于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达成改革共识的努力之一。”这是2010年夏季《开放时代》在广州组织的“重写社会主义”小型座谈会的邀请函中的一段话。此次座谈会邀请了部分研究世界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学者,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探讨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问题。座谈会的内容以“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为题,以“专题”形式刊于2012年第11期《开放时代》。

   《开放时代》不过是中国学术思想交锋的一个平台,其所能发挥的社会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的有关议题设置及开展的效果期待,也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所以,尽管《开放时代》近年来就此作了上述种种努力,但不见得就可以促进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左”、“右”双方对“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达成更多的共识。如近年来“左”、“右”双方在前30年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评估上的越来越严重的冲突就是明证。《开放时代》为此计划在今年适当时候,以“统计与政治”为题,在北京召集“左”、“右”双方的学者,就如何理性分析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获得与估计,举行一次小规模的座谈会。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还在进行中,中国学术思想界“左”、“右”双方的冲突亦未见消减之势,《开放时代》的议题将无穷无尽。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065.html
文章来源:节选自《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