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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更新时间:2018-10-27 21:32:26
作者: 赵明昊  

  

   摘要: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走“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延续负面的认知变化,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特朗普自2017年1月上台执政以来,面对国内“建制派”等势力带来的压力,以“美国优先”为纲大力调整美国的内外政策,展现出强有力的“破局者”姿态。在处理同盟关系、开展经贸合作、承担国际责任等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非美国”特征的举措,以美国相对强大的国家实力为依托,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交易主义等为手段,坚持“实利至上”,谋求“以实力保和平”,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目标、方式、风格,尤其是其以“压制性回缩”(repressive retrenchment)为特征的大战略,不仅给国际秩序的演进带来深刻影响,也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构成新的重大挑战。

   本文力图从探讨特朗普政府的大战略入手,阐释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取向的深刻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共存”新态势,就如何促进中美关系形成良性转型提出若干思考。

  

一 特朗普的大战略:“压制性回缩”

  

   自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坚定地奉行“美国优先”理念,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社会思潮的加持下,努力突破“建制派”力量的束缚,积极打造能够落实“美国优先”理念的执政团队,在推进大规模税改、加大移民限制、减少贸易逆差、增强军力建设等方面逐步实现其竞选承诺。应当看到,特朗普的施政已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连贯性,而其国内支持率上升等现实也表明特朗普的执政可能会具有长期性。未来数年,即便特朗普有可能因为遭遇某些政治突变而下台,他的政策也已经给美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丽贝卡·莱斯娜(Rebecca Friedman Lissner)等人所言,“到了2020年或2024年,我们将难以回归那些‘国际秩序’的旧有概念。”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特朗普主义”或曰“特朗普大战略”,以及它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可以说,在特朗普治下,美国的总体对外战略呈现出一种“压制性回缩”的态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甚至将如今的美国描述为“流氓超级大国”。美国自身的深刻变化是促动中美关系战略转型的根本性因素之一,对当今世界国际秩序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深刻变化,尤其是民粹主义的长期化和扩大化,是特朗普政府实施“压制性回缩”大战略的动力源。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但由此造成国内制造业“空心化”、技术优势流失、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2007年至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则使得经济全球化对美国构成的负面效应更为突出。过去十余年来,美国国内的社会分裂、族群矛盾、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理念正是诞生于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生态之中,具有很强的民意基础。客观而言,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利益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导致白人中下层民众与“全球主义者”和其他精英阶层严重对立,前者反对美国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美国的“内顾”倾向日益增强。奥巴马执政时期推行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改革不仅未能有效地缓解这一矛盾,反而引发了某种有利于特朗普执政的“回弹效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运动和“左翼民粹”现象在美国的逐渐兴起,进一步加大了美国国内的种族、阶层裂痕。2017年3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进行的调查显示,30%的受访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国内将爆发第二次“内战”。

   在政治领域,特朗普以“反建制派”自居,执政以来并未试图努力弥合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之争,反而进一步利用甚至促动国内的“分裂”来巩固其自身的执政基础。面对各方面的反对力量,特朗普上台后处于一种“持续竞选”状态。他并不在意赢得广泛支持,而是着力维护选民基本盘,强化铁杆支持者的拥护。在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分立日趋加深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大量依靠总统行政令的方式来推进政策议程,在国会基本上难以得到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与此同时,共和党内部也在发生分化,一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成立“自由连线”(Freedom Causus),对特朗普的施政构成了一定的阻力。但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将其17项主要竞选承诺中的大部分予以兑现,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仍然有所上升,这有利于他倒逼共和党上层。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的相关选情表明,共和党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特朗普化”,这增加了特朗普执政的有利条件。此外,面对“通俄门”调查等压力,特朗普严词批评美国国内精英构成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激烈攻击《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CNN)等主流媒体。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等人担忧美国陷入“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甚至认为特朗普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美国民主体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美国国内出现上述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纲,逐步从全球事务中“抽身”,表现出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全球主义”、以强调“主权”的双边方式取代多边主义的倾向,试图在扩张与收缩、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之外走出维护美国霸权的“第三条道路”——“压制性回缩”。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坚持内政优先、实力优先,以较为狭隘的方式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努力降低美国在参与和领导全球事务方面的成本。在同盟关系方面,特朗普以“交易主义”理念来应对,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承诺视为商品,要求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增加“付费”并切实承担其自身的责任;同时,美国对国际发展、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大国合作的兴趣显著下降,做出了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通过的《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决策。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推进的这种“回缩”战略又具有显著的“压制性”。特朗普具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认为美国长期遭受不公平对待,虽然有强大实力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他欲充分利用美国相较于其他大国仍然极为强大的国家经济、技术、安全实力,并以双边主义方式放大这种实力优势,通过贸易战等讹诈性、霸凌性手段,逼迫对手做出较大让步。此外,特朗普信奉“以实力保和平”和“强人”哲学,主张恢复美国的“军事荣耀”,更有力地巩固美国在军事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提升军事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

   为推进“压制性回缩”大战略,特朗普还采取了一些具有反建制色彩、突破美国外交传统方式的策略和手段。首先,特朗普公开质疑美国盟友和北约的重要性,将欧盟称为“对手”(foe),甚至对盟友进行“分化”,如蔑视欧洲一体化进程,批评英国政府在“脱欧”问题上不彻底,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建议退出“欧盟”,用激烈言辞指责德国总理默克尔。其次,特朗普不愿背负“政治正确”的包袱,对价值观因素不太重视。美国国内舆论指责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威权主义领导人”抱有好感,用“粪坑”等粗俗词汇来形容非洲国家。此外,特朗普政府2018年5月推出的“零容忍”移民政策导致约3000名非法移民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该政策也受到广泛批评。再次,特朗普敢于突破一些外交禁忌,敢想敢干,好出风头,大搞“峰会外交”而不太重视后果。特朗普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音,发布了“穆斯林入境禁令”,并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在朝鲜并未明确承诺“弃核”的情况下,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会面,引来一些争议。最后,特朗普善变而不重诺,意欲“立威”而非“立信”,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特朗普将“不可预测性”作为赢得交易的手段,在对外经贸谈判等方面不遵守既定原则和承诺,通过推特释放混乱的政策信号,经常采取“极限施压”方式逼迫对手就范。由此,有研究认为,特朗普的世界观、战略理念和政策手段相当保守陈腐,其所作所为与19世纪的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Millard Fillmore)和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十分类似。

   姑且不对特朗普的大战略做道德评判,需要强调的是,“压制性回缩”并不是简单的收缩,也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它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欲退还进”的大战略,是针对全球化催生的国内矛盾、大国战略竞争回归、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等重大挑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旨在重新打造对美国更加有利、更能为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和国际体系。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回缩”态势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美国愈加关注国内的国家建设,愈加不愿在美国之外“背包袱”,希望探索低成本维护霸权之道,只不过奥巴马选择的是自由主义、制度主义路线,特朗普则选择了“强现实主义”路线。对于美国的这种“回缩”态势,美国国防大学战略学者T·X·黑姆斯(T.X. Hammes)从全球化视角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解释。他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奠定了美国大战略的基础,如今全球化出现逆转态势,这种变化将影响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机器人、人工智能和3D打印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将削弱低劳动力成本地区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这为美国海外企业的“回流”创造了条件;其次,温室种植等技术降低了从其他国家进口农产品的重要性,美国等发达国家可以把工业和农业生产转移到距离国内市场较近的区域;再次,随着“能源独立”目标的实现和国内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美国将更少地从国外尤其是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等资源。由此,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导致美国大战略不可避免地变得更趋“内向”。

特朗普政府的“压制性回缩”大战略对国际秩序的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副所长克里斯托弗·普雷布尔(Christopher Preble)等人认为,特朗普正成为“后美国世纪”的真正揭幕者,过去70多年来美国领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了危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等认为,过去两百年来,西方民主国家一直在努力构建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运用权力和规则,围绕着多边机制、同盟和特殊的关系扩展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借助同盟体系保障国际和平,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为其他国家提供“服务”,推动以资本、贸易、技术、人员自由流动为目标的全球化,使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国享受了安全与发展红利,而美国自身的权力则受到了国际机制的约束。当前,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试图解构这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如罗伯特·卡根所言,特朗普“利用深植于战后秩序的巨大实力差异,牺牲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利益”,“迅速摧毁70年来那种有助于维护世界秩序、防范国际混乱的信任和共同使命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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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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