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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货币、信用与房地产——一个基于货币供给的增长假说

更新时间:2018-10-27 20:46:56
作者: 赵燕菁 (进入专栏)  

  

   摘要:货币数量决定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决定经济的效率,货币的数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在以实物商品为货币基础的时代,货币不足制约了社会分工水平。商品货币通过“储蓄创造货币”到“顺差创造货币”,就是为了解除货币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信用货币解除了货币的短缺问题,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货币现象。中国通过土地财政所创造的信用,成功转向“贷款创造货币”的信用货币机制,社会分工水平迅速提高。房地产是中国货币信用的主要来源,房地产政策对中国经济必然带来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商业模式视作经济环境中的“植物”的话,货币就是经济环境中的“气候”——看上去每一个“植物”都在独立成长,实际上无不受到“气候”的影响。不同产业生态的兴衰、转移,背后都有货币变迁的影子。

   尽管货币对经济的重要性早已被从费雪、凯恩斯、哈耶克到弗里德曼等众多经典经济学家所注意,但现代增长模型却很少将货币纳入理论的核心。他们大多专注于具体“植物”——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忽略了变迁的“气候”——增长的货币环境。特别是那些基于均衡的新古典模型——从拉姆齐、索洛到卢卡斯——货币几乎完全从增长问题中消失了。

  

一、分工模式与货币供给

  

   米塞斯在《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一书中指出:“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合作,是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为尽可能地改善个人物质状况的努力得以成功的终极的和唯一的源泉。”按照“斯密-杨格”的理论,所有经济增长,究其本质,都源于分工制度的进步。这一陈述将增长问题转化为分工问题——增长模式的选择,就是分工制度的选择。

   分工的成本主要有两个:一是计算的成本,二是信任的成本。所谓计算的成本,就是当参与交易的商品种类超过三种后,计算两两商品之间的均衡价格就会变得极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会随着商品种类的增加呈几何级数增长。所谓信任的成本,就是当商品需要跨时间分工和空间交易时(非即时交换),交易双方为确保兑现承诺所支付的成本。

   为了克服这两个交易成本,人类创造出一种被称作货币的制度。所谓货币,就是一种专门用来做交易媒介的商品,所有的商品只要知道和货币这种商品的比例关系,就可以确定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图1是五种商品交易的场景。如果每个商品的生产者要完成与其他生产者的分工,就需要四组价格。分工的生产者越多,要确定的价格数量就越多。寻找不同价格之间均衡的难度就会呈指数级增长。

   如果其中一个商品被拿出来作为交易的媒介“货币”,剩余四个商品的生产者只需要一组相对“货币”的价格,就可以完成与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分工。只要有足够的货币,无论商品种类如何增加,市场只需知道该物品与货币的一组交换比例,就可以知道该物品与所有种类物品间的交易比例。计算的成本因此可以大大降低。

图1  商品交易与货币产生


货币出现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为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交易提供了可信的工具。一个农夫用不着担心春天借出去的种子是否在秋天得到归还,他只需获得货币,交易马上就可以完成。一个猎人也不用担心商人能否卖出猎物给他不认识的农夫,只要商人付出货币,猎人和农夫的交易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模型描述了商品货币两个重要特征:(1)商品货币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用作货币的商品退出使用的机会成本,比如,盐、绢帛、贵金属、贝壳串珠或干脆一组商品(再如监狱里充作货币的方便面就不能再被食用);(2)这一商品广泛地供不应求。由于商品货币本质上是过去剩余的积累,在商品一定的情况下,增加货币就要减少消费。这就像水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水库里的水越多,可用于灌溉的水反而越少。正如门格尔所言:当最适销商品用于交换其他商品而非满足消费所需时,就产生了货币。

罗斯巴德在解释米塞斯的货币起源论时提出:“我们可以一直向前推到古代某个时刻,当时,充当货币的实物还不是货币,而仅仅是一种有其自身用途的交换物品,也就是说,当时,人们之所以需要充当货币的商品(比如黄金或白银),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可供消费、可以直接使用的物品。”几千年来,尽管货币的形态发生了无数变化,但其商品属性却从未改变。这种货币也因此被定义为商品货币。

想象一个10种商品之间的分工。每种商品参与市场分工带来的收益分别是10元、9元、8元……1元。当供不应求消费者竞争决定价格时,边际消费者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决定了货币的价格,显然,货币越多,边际上货币的成本就越低。在这个例子里,假设货币的边际成本是7元,收益10元商品获得净收益3元,收益9元的商品净收益2元,收益8元的商品净收益1元,加上充作货币7元的商品(净收益为零),货币作为一种供不应求的商品,只能满足三个产品4组交易,其余商品则由于是用货币后净收益为负,而无法进入货币分工。这部分分工要不就净收益很低,要不就无法被生产(图2)。

图2  货币不足导致只有部分交易可以市场化

这个模型揭示了货币数量对商品相对价格影响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当对货币需求无限大时,货币的增加并不会改变商品之间的相对比值,而是改变了分工的规模和深度。很显然,当货币数量不足时,很多商品或服务无法用货币交易,从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用效率较低的合约契约分工。此时市场上一定是“钱贵物贱”;当货币数量充裕时,更多商品或服务可以通过货币交易。非货币的合约契约分工模式弱化。这时,市场上一定是“钱贱物贵”。

为了方便讨论,在讨论中将基于货币的分工制度定义为“市场”,基于合约(强制或资源)的分工制度定义为“契约”。在这种情况下,增长问题就转变为用什么模式展开分工的问题。

循此,人类解决分工交易成本问题就出现两种相互竞争的文明,一条是基于集体主义的文明,主要是通过专制、服从、信仰、禁忌等社会契约降低成本,完成分工;另一条是基于自由主义的文明,主要是通过货币等市场手段,在自由交易的基础上降低成本,完成分工。

在古代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货币非常稀少,只有使用货币分工后净收益最高的少数商品和服务可以通过货币分工。市场在经济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较低的份额。在这样的时代,集体主义文明是社会分工的主要形式。社会进步主要体现在不断发现和创造分工效率更高的契约形式(如,家庭、宗教、军队、公司、政府),通过社会契约分工的集体主义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达到顶峰。

第二种增长道路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货币分工的效率远大于契约分工的效率。由于货币数量不足,经济的潜在生产力被抑制了。释放这部分潜在生产力的前提,就是获得足够的货币。只要货币增加,全社会的分工水平乃至生产力就会提高。这就是所谓的货币数量增长理论。还是用前面10个商品的例子。假设所有非货币分工创造的净财富是真实收益减去货币自身成本。那么当货币增加边际上商品生产者的货币成本下降到3元时,社会净财富就会从原来的11元增加到29元(图3)。

由于基于货币的分工效率远远高于基于契约的分工效率,于是经济就被分为高生产率的市场经济和低生产率的契约经济。多少分工能采用高效率的市场模式,取决于能供应多少货币。在以商品作为货币的时代,通货供给恒小于交易需求,货币问题也因此成为所有文明经济增长的核心。

货币增加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是带来社会分工的深化这一假说,是货币数量理论与传统货币理论最大的不同。李嘉图和米塞斯在经济学的很多方面互不兼容甚至完全对立,但在货币问题上却完全一致。罗斯巴德认为,米塞斯证明了李嘉图的看法:“除了用于工业生产的消费的黄金外,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社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能是稀释购买力;它不可能增加产量。如果每个人钱包或银行里的钱都在一夜之间增加三倍,社会不会有一点点改进。”正是源于“货币中性”的理论,现代经济学没有能将增长与货币联系起来。

货币增长不会是“中性的”,而是带来分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表面上看,货币带来的增长总是伴随着货币贬值,但这种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和纸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有本质的不同。在图3的例子里,货币增加使其成本从7元降低到3元,但如果一个用不变的货币(比如7元)作为基准,总的商品加权价格不一定都是上升。图4就是将货币还原为可比价格后物价上涨的情形。货币增加同时导致商品上涨和新产品增加,加权物价和具体商品价格并非同步。

图3 货币增加带来的市场分工扩大

图4  2005—2014年美国物价的分化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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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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