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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经纬:改革开放四十年民法之变迁

更新时间:2018-10-26 22:58:07
作者: 柳经纬  

  

   引言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民法总则》第2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采取民商合一制,作为法律部门的民法包括了商法。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除了1950年颁行的《婚姻法》外,民事立法基本上处在空白状态。至于私有财产保护(财产权平等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民法的理念,则与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消灭私有制、实现国家经济计划等观念格格不入,而遭受批判。究其原因,既有人治盛行、法治毁坏的政治因素,也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经济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法治的恢复与发展为民法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为民法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强力推动下,我国民事立法得以恢复与发展,从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到2017年的《民法总则》,先后制(修)定了34部民商事法律,基本解决了民商事领域“无法可依”的问题,实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的法制目标。

   与立法进步相应的是,私有财产保护(财产权平等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等民法的理念也逐渐从被批判的地位演变成为社会主流的观念。民商事法律制度的构建和民法观念的确立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法制度变迁的两条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主线。

   全面且系统地描绘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法的制度变迁,非本文的篇幅所能胜任,也非本文的任务。本文将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立法进程中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分析其立法背景,阐释其主要内容,揭示其在我国民法制度变迁中的意义,以便读者能够从中了解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民法制度和民法观念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私产保护第一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

  

   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法律上将财产(物)区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只能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公民个人可以享有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即便是法律允许的个体劳动者,也不得从事“剥削他人”的经营活动。

   在民法学理论上,人们将私有财产保护与公共财产保护对立起来,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认为私有财产保护是资产阶级民法的原则。总之,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初,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保护,在法律和法学理论上,都不具有正当性;私有财产及私有财产保护成为一种理论禁忌,人们常常为此“谈虎色变”。

   然而,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保护的禁忌很快就被改革开放后制定的第一部民事法律所突破。这部法律就是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提出要“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要制定“外国人投资法”。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国引进外资办企业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2004年,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回忆合资经营的决策过程时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虽然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解放,但对搞中外合资经营来说,一是不懂,二是不敢,似乎仍属于经济领域的‘禁区’。”

   1978年10月,李岚清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谈判引进重型汽车技术,当对手提出“合资经营”的模式时,李岚清心里想的是“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同你们搞合资经营呢”?《彭真传》的作者在谈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制定时,也说到这一点。

   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人们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手段和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能和西方国家做买卖,但从来不允许他们在中国投资办厂”。然而,对于外国人提出的“合资经营”模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明确批示“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办”。

   在此决策背景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很快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议程。在一无实践经验、二无立法经验的情况下,1979年3月开始收集资料,6月初完成草案初稿,7月1日经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立法之快速,实为罕见。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总计15条,内容包括创办合营企业的原则、保护外国合营者的合法权益、合营企业的设立登记、合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与出资方式、组织机构与管理方式、员工聘任与解聘、利润分配与优惠措施、合营企业期满与延长、纠纷解决方式等。

   在我国法治进程中,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律。当这部法律还在审议之时,邓小平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79年6月28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这部法律“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

   之所以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不仅在于它以法的形式向世界宣告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而且在于它以法的形式宣布了对保护私有财产(外国投资者权益)的态度。

   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外国合营者按照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协议、合同、章程在合营企业的投资、应分得的利润和其它合法权益。”按照当时宪法关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规定,外国合营者的投资应属于生产资料,属于私有财产。

   因此,允许外国投资者在我国投资办厂,保护外国合营者的权益,也就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确认,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在当时生产资料公有制一统天下、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经济法律格局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无疑为人们打开了一个确认生产资料私有与私有财产保护的“天窗”。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关于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的规定,比规定私有财产保护的2004年宪法修正案早了25年,比规定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1988年宪法修正案早了9年,也比1982年宪法规定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益(第18条)早了3年,堪称我国私有财产保护的“第一法”。

   除规定外国投资者权益保护原则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还规定了合营企业按照合营各方的注册资本比例分配利润的原则(第4条第3款)。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法律地位以及“按资分配”(即“剥削”)的合法性的肯定。按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观点,“资本”体现的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属于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1978年宪法第10条)。

   因此,“按资分配”还是“按劳分配”,是区分剥削与否,进而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关于“资本”以及“按资分配”的规定,至少是承认了外国资本家在中外合资领域内“剥削”的合法性。这对于其时固有的社会主义观念,无疑构成一个巨大的冲击。

   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第6条第2款修改为“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才给“按资分配”留出了法律的空间。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后,根据外商投资发展的需要,我国又制定了《外资企业法》(1986年)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两部外资企业法均规定了外国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原则(《外资企业法》第4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3条)。

   此外,《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1990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修订,增加了“不实行国有化”的规定(第2条第3款)。以法律的形式宣布不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为外国投资者权益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986年《外资企业法》关于“征收补偿”的规定,也比规定房屋拆迁补偿的199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提早了5年。

  

知识也是财产:《专利法》(1984年)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系统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88年9月,邓小平进一步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阐明了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法律并没有承认科学技术的财产地位,也没有承认知识的商品属性。

   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该条例将发明分为两类:一类既可授予发明权又可授予专利权;另一类只授予发明权而不授予专利权。由此形成了发明权和专利权的双轨制。

   1963年11月,国务院发布《发明奖励条例》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取代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形成了单一的发明奖励与技术奖励制度,对发明不再授予专利权,专利制度因此被废弃。不仅如此,《发明奖励条例》第23条还规定:“发明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得垄断,全国各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利用它所必需的发明。”

   1978年12月,国务院颁布新的《发明奖励条例》,第9条再次明确规定:“发明属于国家所有。全国各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利用它所必需的发明。”依此规定,发明属于国家,而不属于发明人个人;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他人的发明,发明人得不到经济利益。

   1983年,时任国家专利局局长黄坤益在关于专利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这是一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表现形式,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和各单位搞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为了改变这种发明创造不是财产的状况,鼓励发明创造,保护发明人的权益,我国于1978年开始筹建专利制度,1979年3月开始组织起草专利法,1984年3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恢复了专利制度。

   承认发明创造是财产并加以保护,是专利法的基础。我国《专利法》的颁布,其首要意义就在于突破了发明只能归国家所有的限制,承认发明创造是财产,可以归发明人个人所有。

《专利法》共8章69条,规定了专利权制度的基本原则、授予专利的条件、专利的申请、专利申请的审查和批准、专利权的期限、终止和延长、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专利权的保护等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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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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