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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佳友:人格权立法的历史演进及其趋势

更新时间:2018-10-26 07:56:26
作者: 石佳友  
受害人可以请求禁令救济形式来制止对人格权的侵害。草案还对身体(包括遗体)的处置做出规定。草案还特别规定,未经许可,禁止拍摄、刊载他人葬礼和遗体的有关照片。草案还规定对通信秘密的保护。尽管民法典修订的草案最终由于政治原因未能通过,但是,这一事实说明战后各国普遍开始重视人格权,并尝试进行立法上的努力。

   另外,受德国和瑞士的影响,法国民法典的修订者们曾建议在法国民法典中引入一般人格权, 但是这一主张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1959年,Nerson曾表示:“有一件事是大家所一致接受的: 在法国,每个人都认为在技术层面并不存在着一个所谓的一般人格权”。尽管后来有一些学者仍然尝试继续探讨这一问题,但是,整体上,法国学界主流并不认为有必要采纳德国法的一般人格权概念。恰如有比较法学者所指出的,“一般人格权的概念确实不适合法国法。个体的人格可能是独一无二,在所有的方面都值得保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格所有方面的保护都必须采取主观 权利的方式。很多利益受到法律保护,但并不需要将其承认为主观权利。所谓的一般人格权的模糊 不清和发散式的属性,并不针对某一具体特定的要素,似乎很难与主观权利的定义相契合......实际 上,法国并不承认存在着一个一般性的人格权,而只有对人格进行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显而易见,法国学界反对纳入一般人格权,其根源仍然在于法国民法典具有第1382条这样的一般条款,足以对人格利益进行广泛的救济。

   与此同时,人格权的民事权利(主观权利)属性在司法判决中逐渐得到承认。1955年,巴黎上诉法院在著名的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案中指出,私生活是个人的精神性人格权利的组成部分,未经许可他人不得公开。考虑到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法院史无前例地 判决被告承担120万法郎的赔偿义务。在1966年的菲利普案中,法国最高法院针对隐私泄露的风险首 次采取了禁令的责任形式,并明确禁令这一责任形式针对“对私生活无法忍受的侵犯”。

   法国人格权立法的关键性改变是1970年7月17日的立法。受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的直接影响,该法在法国民法典中增加了著名的第9条:“每个人均享有其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这是法国民法典所承认的第一项人格权(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法国民法典中唯一的一项人格权);加上此前为判例所承认姓名权和肖像权,三者共同构成法国人格权的核心。法国法院经过大量的判例,确定私生活的范围包括:肖像、情感生活、家庭生活、性关系、财务状况、私人回忆、健康状况、政治和宗教 信仰等;私生活受保护的权利还包括声音权、名誉权和荣誉权。法国刑法对于侵犯私生活的罪行也进行制裁,包括:侵犯住宅、侵犯通信秘密、侵犯商业秘密等。法国民法典第9条在1999年被法国宪 法委员会确认具有宪法价值,与《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10条和1789年人权宣言第11条具有同等的 宪法价值;宪法委员会并认为:当这些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必须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

   身体权是当代人格权立法的重要内容;经过长期的探索与争鸣,立法机关最终决定将伦理法的有关内容纳入到法国民法典之中。经1994年7月29日的法律修订后,法国民法典第16条规定:“法律 确保人的优先性(primauté),禁止对尊严的一切侵害;自人的生命伊始(dès le commencement de sa vie)即确保对人的尊重”。这是法国民法典直接对尊严这一基本原则做出规定。自人的生命伊始即确保对人的尊重,这意味着对人体胚胎要给予特殊保护的措施。

   民法典随后的多个条款详细规定了人体完整权的具体内容。第16-1条规定,每个人的身体均有 权受到尊重。人体不可侵犯。人体、组成要素和产品不得成为财产权的标的。这是对人体商业化利 用的禁止。第16-1-1条规定,对人体的尊重不因死亡而终止。死者的遗骨,包括火化后的骨灰,应以具有尊重、尊严和体面的方式来处理。第16-2条规定: 法官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或责令停止对人体的不法侵害或对人体的组成或产品的不法行为,包括在他人死亡之后。第16-3 条规定: 对身体完整的损害只能在对医疗必需的情况下进行,或者基于治疗他人的目的的例外情况下进行。治疗必须征得本人事先的同意,除非情况紧急确有必要采取治疗措施。第16-4条禁止优生实践,以及以繁殖与另一生存或死亡的人相同的婴儿的生殖性克隆。第16-5条规定,涉及人体、组成部分及其产品的有偿协议无效。第16-6条规定,不得给予自愿接受医学实验的人以报酬。第16-7条规定,代孕协议无效。在民法典中直接规定代孕协议无效,这在全球的民法典中也是少有的,足见法国立法者对人的尊严及身体不得进行商业化利用的重视。

   其余一些条文,规定了人体组织、器官的捐赠、遗传信息的检查等。第16-8条规定,有关机构应该对人体器官或者组成部分的捐赠者的信息严格保密,禁止泄露;捐赠者和接受者彼此不应知晓彼此的信息。在医疗紧急情况下,仅有捐赠者和接受者的医生可获得相关信息。第16-9条规定,上述规定为公共秩序的内容。这意味着禁止当事人以协议规避其适用。第16-10条规定,人的遗传特征的检查只能基于医疗或者科学研究目的。为此,应该得到本人事先在了解其性质和目的之后的书面同意;此种同意在任何时候可以任何形式撤销。第16-13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基于其遗传特征而遭受歧视。

   无罪推定也被法国法视为是为一项人格权。2000年6月15日法律在法国民法典中增加第9-1条, 规定所有人享有无罪推定的权利。法官可根据具体情况,对于损害他人无罪推定权利的行为责令其 停止侵害,或者责令更正或者发表声明。

  

二  德国的人格权立法

  

   许多欧洲大陆国家,譬如德国和意大利,对人格利益的保护是由1945年后的新宪法所发起和支 撑的;其表现为民法和宪法法院的大量判例。德国的人格权发展历程在大陆法系中富有代表性; 事实上,德国人格权保护最显著的特征是德国宪法对人格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不过,在德国民法典诞生之际,“德国民法对于一般性的人格权制度比较陌生(alien)”。其原因有:

   首先,囿于时代的局限性。与法国有1789年人权宣言和美国有1791年人权法案(宪法第一修正 案)列出了基本权利的清单不同,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年宪法中没有任何基本权利的内容。德国历史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强调人的基本权利的传统实现了决裂。萨维尼本人深受19世纪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受洛克“对身体的所有权”比喻和黑格尔法哲学的启发,他拒绝承认人格权,而是将其理解为类 似于对身体的所有权。另外,基于人的尊严和相互尊重的人格权与强调财产权(物权与债权)、强调契约自由和经济权利和财产损害的赔偿的德国民法不相兼容。德国民法典具有明显的财产法的气息,因为强调财产权是这一历史时期市场导向的法律科学所关注的中心点。这就很好解释为何德国法上直 到非常晚近才承认非财产损害(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显然,19世纪所流行的自由主义哲学与立足于保护主义的人格权制度之间难以相容,这也是德国民法典更强调行为自由的原因所在。其次,德国当时的法律科学由于其发展和认识水平,认为人格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构成人格权制度法典化的主要技术障碍。罗马法上的侵辱之诉(actio iniuriarum)既可以保护身体的完整,也可以保护名誉和荣誉;19世纪的潘德克顿法学派认为这是人格权保护的典范,因此致力于研究这一诉讼的现代适用形式。但是,在当时的大多数罗马法学家来看,这一诉讼过于模糊和宽泛,难以为法院所有效实施。而且,当时的法学理论以主观权利理论为基础而构建,而人格权难以有效纳入以所有权为样本所构建起来的主观权利范式之中。由此,较之于财产权利而言,德国民法典 中的人格权制度严重滞后:德国民法典除侵权法第823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与所有权不同,它们没有使用权利的称呼)之外,仅仅规定姓名权(第12条)、信用权(第824条)、贞操权(第825条)等寥寥几项权利。在很长的时期内,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所保护的权利中甚至不包括名誉权,因为名誉权主要由刑法来保护,只有构成了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受害人才能在民法上请求损害赔偿。 第三,萨维尼的观点对德国人格权制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萨维尼看来,主观权利是法律主体(权利人)与法律客体之间的某种联系,主观权利授予主体按照其自由意志来处分客体; 对于萨维尼来说,所有权是主观权利的典范;而所谓人格权是“对于自身”的权利,欠缺外在的权利 客体,他认为这纯粹是一个错误和的多余的概念。萨维尼拒绝接受“对自己身体的权利”的概念,因 为他认为这等于承认人有自杀的权利。尽管在当时,基尔克、科勒尔和Gareis等法学家已经发展出了 人格权理论(例如,科勒尔曾指出,人格权不同于知识产权的重要特征在于其不可转让性),却未能得到当时主流学界的采纳。当然,在今天看来,萨维尼关于人格权的观点其实是混淆了权利 的主体和权利的客体。人不可能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因此,人不可能对自己享有权利。但是,就人格权而言,其中一部分权利旨在保护人的精神世界的完整,其客体实质上是关于人的某些信息(譬如姓名、肖像、隐私等),这些信息是独立于人之外而存在的,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另一部分权利旨在保护人的身体完整,即其物质上的完整,这些权利的客体是人体及其组成部分;人体及其组 成部分是广义上的物,也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如同法国学者Nerson所指出的:“人格权的主体是人,所保护的客体并非是人而是人格利益(bien de la personnalité)”。

   由此,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对于侵权法的立法模式产生分歧。一些人主张借鉴法国民法典第 1382条一般条款的模式,广泛地对侵害各种权利的不法行为进行制裁,对不同的利益提供救济。而 另一些人基于行为自由的考虑,主张设立特别的侵权法规则;这样的结果是出现二者的折中与妥协。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一方面区分所有权与“其他权利”,另一方面也规定了部分人格权利益,譬如健康及自由,立法者对它们刻意没有使用“权利”的措辞;这一措辞后来被认为是发 展出一般人格权的障碍。比较法学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第823条第一款基于康德的法哲学思想和萨 维尼的理论,以主观权利理论为基石;主观权利为主体确定某些特定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内,主体可以按照其自由意志行事;对这些权利的侵害引发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在1950年代以前,多数德国法学家都认为“其他权利”主要是指与所有权类似的财产性权利,而诸如名誉、荣誉等人格权利 益由于没有在第823条第一款被明文提及,因此不能认为受到该条的保护。不过,第823条第一款也 为随后的第二款所补充,该第二款款被认为是德国侵权法的第二根支柱,该款规定违反保护他人的 法律者与第一款中的义务人负担相同的义务。这就解释为何起草者在第823条第一款所列举的人格利 益中为何不包括名誉和荣誉:如同起草委员会所明确解释的,刑法典中已经规定侮辱诽谤罪;这些 条款可以被视为第823条第二款中所指的“保护他人的规范”;对于这些刑法规范的违反同样引发行 为人的侵权责任。不过,这也意味着,除了民法典第12条姓名权之外,其他未被刑法规范所保护的 人格权,被排除在民法典的保护范围之外。至于肖像权,在1899年俾斯麦遗体偷拍案后,德国才 于1907年制定《艺术著作权法》( Kunsturheberrechtgesetz,简称KUG),强调对肖像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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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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