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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十八大以来的财税改革

更新时间:2018-10-26 00:22:06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会跟整个电力能源的生产、使用、智能电网的运行,形成一个共享经济共同体。

   从一开始,脱离了动物界的“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要以有效供给,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从原始状态的分工合作,走到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到有剩余产品以后形成的资本力量的运营。在股份制的框架之下,又一步步推进到现在由区块链而可能形成升级的共享”。

   中央已经把股份制表述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制框架之下的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其实讲的都是这个逻辑:这是一个包容性发展、共享共治的内在逻辑。

  

   4.大国财政与公共资源支持——对2015年以来迈向现代治理的中国国家管理体系,即所谓大国之治的新解读。

   贾康:财政系统有一个概念,楼继伟部长任职时曾经提过重视“大国财政”的研究,就是讲财政服务于全局,还得服务于现在中国全局概念之下新的特点,即我们正在发展为一个越来越有国际影响的大国,总量已经世界老二,同时我们自己又是一个明显有短板、有不发达特征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还不是中国创造。这时候大国财政可能就有一个综合的围绕大国概念的权衡:一方面它应该服务于中国作为一个最大规模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怎样去攻坚克难,完成自己经济社会转轨,这是做好自己的事。同时紧密结合的是中国怎样越来越多地积极有效参与国际交流,和其他经济体互动,来体现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道义认同,和我们实际上的大国责任。这种道义上和责任上的国家形象,势必要积极地来构建。这其实也联系到财政服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推进过程中,国民素质的提升、社会治理的升级优化。

   从一些小事可以看到,中国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国以后所必须面对的挑战。中国旅游者到国际上以后,一方面其他国家知道这是他们的财源,很认真准备着来迎接中国的旅游者,另一方面又听到很多抱怨,包括中国旅游者素质不高的表现。这些怎样去改进?财政在这后面所做很多事情其实都与此有关。财政要支持教育、医疗、文化事业,潜移默化地通过一代、两代、三代的时间轴,去培育更高素质的国民,这是对内。对外,人们所说的“中国人跑到外面去花钱”的外援,这个钱不能说一点不花,我们需要以这种对外援助的方式更多在国际社会一些合作构架里面去做推动,但是怎样总结经验,掌握得更好,也是对于财政来说必须从绩效角度处理的复杂问题。很多事情不是直接从微观层面的成本—效益分析角度就能够说清楚的。

   一个大国财政支持大国的成长过程中,对内、对外是所谓大国财政应有的两个视角,这两个视角如果按前面所说的共治做深入讨论,也很有意义:国内需要以更多的信息披露、公共参与处理好科学决策;国外需要更多和其他经济体做交流,求同存异,增进了解、谅解,增进更积极建设性的合作。大国财政无非是在这里面应该发挥它的用公共资源支持整个共治的升级、发展、优化,支持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认同,把这些落实到实际推进的作用。

  

   5.央地共享公共服务事项——对2016年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关系的新认识、新建言。

   贾康:十九大前,我们提过一些具体建议,感觉还是潜移默化起了一些作用。

   对于大家广泛讨论的财税改革问题,我特别强调政府理顺中央地方体制安排的基本关系要抓事权,强调从政府职责到其在财政支出上的具体体现,要形成一览表和明细单。中央、省、市(县)三级,应该按照扁平化框架,由粗到细列出整个政府体系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各级政府怎么样分工合作地去做,里面财力如何具体分担的一览表。在中央专享事权、省和市(县)专享的事权之外,大量共享事权怎么处理,一定要有这个明细单落到具体的支出责任、和财力对接的可操作的状态,否则再说多少年,仍然只停留在原则上,停留在大家所讨论的理念上,而不好对接具体操作的实际工作。

   我欣慰地看到,这一年多,已经先后有两轮文件,解决在中央和地方必须共同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上,怎么对接事权和支出责任,是可操作的:全国分若干大类区域,每个大类里面又具体分若干档次,具体到某个地方,按照指标对应到哪个档,这个档怎么操作,可以有具体的操作依据,这是前所未有地对接到了可操作状态,今后还可以动态优化。这是我觉得非常值得肯定的2017年以后的一个重要进展。

   营改增关系到企业、老百姓,这里有些东西现在说得还不透。增值税是流转税,在经济学分析上和财政税收理论分析上,它是间接税。营改增以后,中国第一大税增值税,直观看起来是企业负担,实际上在企业竞争中,一个个环节上大家都在争取把这个税收负担努力往后去转嫁,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相当大部分的间接税,会落到最终消费环节,成为中国消费大众的负担。看清这样一个真实情况以后,就会意识到中国简单的延续间接税为主的格局,已经不适合现代化的要求。中国的消费大众里现在大量还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税负真正要降低的话,决不仅是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是要求整个税制体系的再造。能否把营改增以后的第一大税增值税税负往下降的同时,掌握好另外一些增加税收收入来源的直接税,比如说了很多年、在中国现在还步履维艰的,怎样启动房地产税立法?要看看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人家是在一百多年前就基本解决了联邦(相当于中央政府)主要靠个人所得税这个直接税来过日子的问题(现在能占到联邦收入将近50%),同时联邦还有一个工薪税,是解决社保体系运转的问题,又是直接税,相当于我国现在的社保缴费(税务机关已全面接管,以后有可能把它推到中国的社保税的形式);美国地方层级,从社区到市(县),靠的又是房地产税这个直接税,可在地方分享的一小部分个人所得税也是直接税,合在一起形成地方政府过日子的基本财力来源——最主要的财产税、不动产税,占政府财力比重最低在地方低不到40%以下,最高可以达到90%以上(有联邦制之下地方比较大的弹性空间)。

   美国的遗产税在争议中间,没有按照原来的说法在2010年废除,只是那个时候税率一步步降到2010年那一年暂停征收,2011年又开始提高税率。那时美国巨富联名在《纽约时报》发公益广告,不同意取消遗产税,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社会博弈中取得的共识,很有意思。这也是中国现在国民素质跟美国相比,一个确实还不可相提并论之处。

   你问大多数国民为什么认为中国的税收比发达国家高,这方面有一个对比。大家现在援引国际上所说的总税率,是与企业利润相对比实际表现出来的税负。中国是世界工厂,微笑曲线中端,我们企业总体平均利润水平就是比较低,这里面切出来的税费负担,征税的部分不到一半,更多的是五险一金,都算在总税负里面。我们得承认,这时候要降低总税负,不仅是降税问题,一定要降五险一金,应该对应到结构化考量上。

   现在如果说五险一金由税务部门管理的话,带来一个可能性,就是征管力度会比较到位,约3/4的企业过去都是不到位的,现征管力度可以到位,同时也可考虑降低缴费水平,特别是应把所有的缴费合到一个大的蓄水池里,形成全社会统筹,这个蓄水池里可用资金的互济功能会迅速升级,会应对现在一边广东等区域养老基金结余越滚越大,另外一边东北老工业基地早已经是年年要靠中央去救火补缺口的燃眉之急。有了一个全社会统筹的蓄水池,这个局面会迅速优化。

   6.当前社会的焦虑、矛盾都直接间接与财政相关——财政部门除了要革自己的命,还得花钱买机制,促进其他部门一起来做配套改革。

   贾康:回答你的问题,总体来看,国家治理按照大家的共识是要为人民幸福提供最主要的支撑,但是财税改革到现在,到底能为这个国家为人民幸福带来什么样有益的改变呢?

   现在所说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隐含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财政制度的建设如果跟不上客观需要的话,应该发挥的作用就不能够充分发挥。

   社会目前的焦虑、矛盾等等,其实直接间接都跟财政有关,但不能认为只讲财政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看一下央财互怼,在这个层面很多问题永远讲不清楚,因为面对的是整个社会里面的预算软约束,企业也好、银行也好,到了某一种情况之下,想破解刚性兑付就是破解不了,就是软约束,把财政和银行都拖到这个泥潭里面,银行不像银行、财政不像财政,互相指责有意义吗?!

   财政如果认清了全局以后,自己该做的改革一定要跟全局改革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财政部门过去已经意识到的,除了自己要革自己的命,财政部门还得花钱买机制,促进其他部门一起来做配套改革,支持这些部门发展的同时,花了钱还得追踪你的机制是否得到了更新和改进,这才能够从总体去化解整个社会的矛盾和焦虑。

   你要我提一些重要的政策建言,要提的不少。具体对策建议上,大的方向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在改革中啃硬骨头。曾经有过几条具体建议:

   1.进一步总结和优化已经作为供给侧改革切入点的“三去一降一补”,大家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这里要更多考虑让市场充分起作用。这方面肯定有成绩,但同时也有不当、过度的行政干预操作,比如把煤炭市场具体情况分析以后就知道,煤炭市场由原来的低迷一下转旺,变成煤价总体走高,有不当行政干预造成的“大起”,这种大起没有真正把落后产能挤出去,因为只是以一刀切的行政命令限制矿井开工时间压产量,压出一个煤炭市场价格回升,对此就要举一反三,由这个方式做,不能觉得这就是供给侧改革,这是可能出现偏向的问题。

   2.在实际生活中,企业负担的降低,除了减税之外,一定要看到全景图,不能盲人摸象,光说自己感受到的某一个税种或征税方面的压力,要看到五险一金,看到几百种行政性收费,看到那么多隐性负债。还包括现在新的问题:为官不为拖着你,时间成本也是企业负担。一定要依靠配套改革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把企业负担降下来。

   3.在贸易战压力来了以后,我们扩大内需要抓好有效投资,有效投资在中国仍然空间可观、可贵、可用:这么多中心区域公共交通体系建设且得做呢,北京动不动就塞车,出路何在?得赶快学纽约、东京,把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建到位,而且还要立体化,没有别的出路。跟整个公交体系对应的停车位,实际投资数量也会十分可观,北京缺几百万个停车位,全国缺5000万个停车位,假设一个停车位10万元静态投资,总量是多少?5万亿元之巨。十几年里这些停车位是否要提供出来?提供不了,人民美好生活在实际中就受阻了。这些有效投资后面,跟着才有以活力和预期向好支撑的消费景气,消费是跟着有效投资,才可以可持续地形成扩大内需的重要因素。

   4.要提高企业界信心,对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一定要解决好。现在动不动一有风吹草动,已经成为一轮轮连锁反应,弄的大家惶惶不可终日。那些看起来不当的言论,确实有深刻的背景,中国整个社会现在缺乏主心骨的认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阐发也远不到位,比如关于私有制,共产党人并不否定个人对社会产品的占有,那对应什么思路呢?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其实已把大方向说清楚了,结果应是跟着股份制这个创新,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在生产社会化、联合劳动基础上,利用资本主义的成就重建个人所有制,实际上要说的,已不是简单的“消灭私有制”这种早期的直接表述,是资本社会化以后,自然使股份制之下的资本社会化形成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问题,这就是对应到中央所说的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是股份制。其实这个认识完全可以阐发出来,没有必要再高举消灭私有制的旗帜,而是讲股份制框架下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共赢,包容性发展以后,大家一起走向人类大同,这才是主导的东西,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很遗憾,这方面中国社会似乎都还不敢展开讨论。对此我们写了一篇论文,看看以后能否发表出来。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编辑:严葭淇,主编:商灏)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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