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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力民:1971-1976年处置林彪事件述略

更新时间:2018-10-25 22:53:45
作者: 黄力民  

   毛泽东1966年7月6日致江青信即便是真的,其实也不能说明与林案有关的什么问题,毛泽东信中透露对林彪5月18日政治局会议讲话不满,但并非对林彪本人的不满而是对林彪过度吹捧自己的不满。林彪讲话时《五一六通知》已在会上通过,而且毛泽东致江青信时(7月6日)林彪在党内地位并没有提升(至今没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就决定推出林彪)。毛泽东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此说显然颠倒了事件次序,5月18日林彪讲话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已经毛泽东本人亲自筹划指挥定案,若说毛泽东要借助林彪打鬼应当更加合理。另一个旁证是1966年4月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同志委托”系毛泽东亲笔所加上,江青在一次讲话中也承认其意在请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清算文艺黑线。

   至于《571工程纪要》,中央文件也没有确定林彪本人与此有直接关系,《571工程纪要》本身透露的高层内斗、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内幕,反而激起对毛路线的抵触。

  

   二、 十大对林彪问题定案

  

   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提前一年召开,迫切的问题是给林彪集团定罪,以及主要成员的组织处理,即8月20日政治局批准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

   十大政治报告对林彪集团首要的定罪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其实都是正确主张。

   林彪集团其次的罪行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是否能构成“反革命政变”情节难以定论,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本身并没有任何有关“反革命政变”的词语。

   再一条罪行是“9月8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9月13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九一三事件关键情节当时就不能揭开,唯有刑侦手段方可完全破案。邱会作回忆9月15日晚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传达毛泽东说“要感谢林彪,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由他自己解决了,把问题全部处理好了。”可见案中有案。

   以上三条涉及林彪问题的宏观方面,欲彻底批倒批臭林彪须有具体的定罪,问题要复杂得多。据吴法宪回忆,9月15日晚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毛、周商讨草拟的林彪16条错误,全部发生于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的林彪究竟有哪些问题?看起来罪证真不好找,更加困难的是左与右的分野。

   文革的前四年,林彪一生唯一频繁出现于公众,文革本身的极左不免被加在林彪身上(实际上几乎所有在位领导人都难避免极左言行,所以林彪本人有哪些极左表现、程度如何是另一个问题,此处未论及),批林彪极易导向批极左。例如1967年8月王力关峰倒台,1968年3月杨成武倒台,都引发全国性的反极左思潮。最早成立革委会的山东、山西、贵州、黑龙江四省主要负责人的倒台,也让当地运动一度趋向反极左。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伊始出现全国性批左、纠左苗头,而反极左又会引发对文革本身的质疑,毛泽东对此非常敏感。年底,毛泽东首次用“极右”来形容林彪问题,十大报告正式提“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预示林彪集团与左派在政治理论上的切割。然而,毛泽东关于林彪“极右”一说过于突兀,如同其第一张大字报内的“形左实右”一般难以言状。

  

   三、 十大以后的深入清查

  

   十大政治报告要求“……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看起来都是理论问题,落到实处却还是要抓人。

   十大以后的清查,由于林彪事件本身的问题挖掘殆尽,往往与各种其它问题联系。其实十大以前的清查,已有特殊个案发生。对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湖南省委书记卜占亚(第一书记华国锋1970年后调国务院不在位)的揭批从1972年10月开始,历时5个月才形成结论,卜占亚被停职。卜占亚被指控的问题都与林彪“南逃广州”有关,如果指控成立,应当在九一三事件后立即抓捕卜占亚,而不可能等到一年多后。卜占亚明知事多蹊跷,但因涉及当权大人物,顶了数月最终认了。卜占亚离开湖南,在北京枯坐半年后竟又获任兰州军区副政委,足见他并不是林彪死党。

   1973年底毛泽东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丁盛、许世友、陈锡联、曾思玉、杨得志、韩先楚都因对调而失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李德生因离京而失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总政主任职务。紧接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各大军区负责人遭受冲击,证实了对调的真实用意至少包含调虎离山以便深入清查。

   文革后丁盛因四人帮案倒台,罪名之一是八大军区对调时新到南京就加入对许世友的批判。而实际上许世友新到广州也开展对“林彪死党”丁盛及刘兴元、任思忠的批判。韩先楚在福建是党政军一把手,调到兰州仅是军区司令、军区党委第二书记。韩先楚调离后福建方面对其批判升级,1974年3月9号文件称“……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

   与林案无关的问题也牵扯进来。1968年5月福州军区负责人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期间发生第二政委刘培善中将自杀事件,而此前曾有韩先楚对刘培善的检举,两者有多大关联呢?文革中此类事情太多,大都无人能解,但官方《中共党史人物传》56卷“刘培善”条目这样记载:

   “1968年5月,林彪在福州军区的追随者,趁刘培善在北京参加学习班之机,背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非法组织一伙人抛出“黑材料”,诬蔑刘培善……5月8日深夜,刘培善猝然含冤去世”。

   当时参加北京福建学习班的除韩先楚、刘培善外,还有副司令朱绍清、邓克明,副政委廖海光、严政。朱绍清、廖海光任职到1982年,邓克明任职到1975年,严政1971年升任成都军区政委,“林彪在福州军区的追随者”显然指韩先楚。《中共党史人物传》56卷出版于1996年,此时韩先楚早已去世。

   济南军区第二政委袁升平于十大前夕被关押后,司令杨得志仍然在位,济南方面对杨、袁的批判也就只能虚应故事而已。袁升平回忆,杨得志调离济南后,新来的司令曾思玉加大批袁力度,被认为是曾思玉因在武汉挨批,到济南上任后以此来转移视线。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当事者多陷入互相揭批,其原因既有文革运动的惯性,亦难免个人间的恩怨,毛泽东借此再出手。1974年8月26日-9月10日各大军区负责人被召至北京参加政治局的“批评帮助”会,毛泽东指示多作自我批评,前提当然是大家都有错误。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在庐山会议时给毛泽东、林彪写信一事被认为是反对张春桥,此次再作检讨。官方定调的韩先楚发言稿称“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对李德生的揭发批判重点是,1970年5月19日林彪接见总政干部并讲话,主持接见会的总政主任李德生有紧跟林彪之嫌(注 毛泽东曾在八大军区对调会议上说李德生是“陪绑”的,显然针对李德生因对调而落差最大,但文革后一些研究者多不认同于此。尽管毛泽东九大时亲自破格提拔了李德生,李德生与林彪仅有两年多一点的接触这都是基本事实,仍难以推测毛泽东疏远李德生的原因与对调事件的主要打击目标)。

   与十大前比较,十大以后的清查处理相对温和,包括接受批判、自我检讨、停职、降职、调离重要岗位、免职各种方式,或在1975年全军大单位领导调整配备时退出现职,因此较难窥见清查全貌,仍以中委、候补中委为例。

   十届中委清查情况:

   1973年10月21日公安部长(沈阳军区副政委调任)李震自杀;

   1974年3月至12月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停职;

   1974年9月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辞去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1974年11月南京军区政委、江苏省委书记杜平免职;

   1974年11月江苏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书记吴大胜停职;

   1975年2月5日撤销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原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榜上无名:铁道兵司令刘贤权(早在九大后就是军委办事组成员)降为济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工程兵司令陈士榘改任军委顾问;张才千不再主持总参日常工作;

   1975年4月第二炮兵司令张翼翔降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75年5月总后政委张池明免职(三个月后任炮兵政委);

   1975年5月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曾任代司令)免去云南省委书记;

   1975年8月济南军区政委任思忠降为副政委,成都军区政委谢家祥降为福州军区副政委;

   1975年10月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调任成都军区任政委(排第二政委李大章之后),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改任成都军区司令(原职由赵紫阳取代);

   1975年10月空军政委傅传作免职。

   以上15人除张才千、任思忠、刘兴元外均未续任十一届中委,杜平、陈先瑞降为十一届候补中委。

   十届候补中委未续任者:

   1974年12月福州军区副政委佘积德免去江西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缺位);

   1974年12月沈阳军区副司令汪家道免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

   黄文明,曾任通信兵部政委,去向不详;

   1975年3月新疆军区副政委裴周玉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

   1975年5月北京军区副司令谢振华免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8月30日、10月3日两次全军大单位领导调整配备时,十届候补中委佘积德、汪家道、裴周玉、谢振华退出所有现职。

   非十届中委、候补中委清查情况:1975年4月铁道兵政委宋维栻降为福州军区副政委,炮兵政委兰文兆降为兰州军区副政委(8月再退出现职),第二炮兵第二政委陈发洪降为昆明军区副政委,1975年9月装甲兵政委姚国民降为副政委。

(注 1975年两次全军大单位领导调整幅度很大,致使清查与精简难以区分。广州军区12名副司令留任江燮元、黄荣海、欧致富、叶建民、吴纯仁5人,钟赤兵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吴富善调任空军副司令,詹才芳、杨梅生、邱国光、颜德明、陈海涵5人退出现职;7名副政委留任杨树根1人,訾修林调任铁道兵副政委,方正平调任东海舰队政委,晏福生、肖元礼、钟汉华、彭嘉庆4人退出现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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