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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塑与修正

——以中国共产党为例

更新时间:2018-10-24 00:39:50
作者: 张淑娟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为基础和开端,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并确立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内在逻辑发展的最高成就。“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符号与中国既有疆域相对应,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也就获得了确定性的内涵和稳定的边界,这一民族符号符合中国社会整体利益,获得广泛认同,成为重要的精神力量和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这一符号阐发其凝聚民族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主张,修正和限制民族主义的内在缺陷,指引和塑造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成为当代中国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形塑与修正

   作者简介:张淑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学博士(辽宁 阜新 123000)。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互动研究” (16BMZ003)。

  

   在近代中国,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各种主义纷至沓来,民族主义是其中最契合社会需要的思潮之一,凝聚民族力量、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都离不开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因此,其与强烈的民族情感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底色。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全民族同仇敌忾,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全体自觉,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总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界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促进作用多有研究且已经达成共识①,并指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同时也给其理论建构带来了内在困境②。事实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互动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对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样产生重要影响,学界却鲜有谈及。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根据政治实践的需要,对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进行形塑与修正。

  

   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族问题的现状

  

   严重的民族危机,加上国内多民族的事实,近代中国民族问题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与复杂性,抗日战争的爆发使这一特征进一步凸显出来。首先,“中华民族”自决获得了最高意义。“似乎唯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势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使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1]40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激发了全体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搁置内部矛盾团结抗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大义,主要社会力量所秉持的民族主义边界与中华民族边界合二为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基本完成。“中华民国”的现实存在与不断的政治过程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确定性的内涵和清晰的外在边界,具有了实体性。中国共产党则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民族抗战,逐渐接纳“中华民族”符号。最终,虽然根本利益与意识形态上根本对立,面对日本的全面侵略,两党握手言和,实现再次合作。文化界也以“参加救国的大业”[2]为己任:《禹贡》半月刊创办并向边疆问题转向;边政学兴起;中国国家社会党建立;《再生》杂志创办;战国策派提出“国命整合”的主张;“优生救国”的思想也得以提出。“所谓民族自决即中华民族的自决”成为时代最强音。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并不能消除单元民族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及客观存在的事实。随着“中华民族”符号的提出和广泛传播,各少数民族对其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认可,他们的中华民族意识也逐渐形成。但与此同时,伴随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及影响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新式教育的发展,国内各单元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发展,特别是少数民族上层和知识青年民族意识不断增强,③对民族身份、民族地位和民族利益逐渐关注,开始自觉地进行身份建构,并表达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加之英、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断挑唆,一小撮上层分子企图借助外来力量达到民族分裂的目的,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都出现所谓“民族独立”的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很快成为地方民族分裂势力和帝国主义国家分裂中国的“方便法门”。随着侵略步伐的加快,日本除了安排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外,卢沟桥事变后,开始在内蒙古扶持傀儡政权,1937年10月,在占领的内蒙古广大领土上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这一举动是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重要步骤,是1935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进一步发展,1939年又扶持德王在察哈尔和绥远等地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又利用历史上民族压迫造成的汉回矛盾,挑拨汉回关系,试图在甘肃、青海和宁夏建立 “回回国”。

   可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方面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起来,同时,也作为一种肢解中华民族的破坏力量继续存在。

  

   二、夯实中华民族的边界与内涵:激发最广泛的爱国主义

  

   近代是中国民族双重建构的逻辑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本身就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塑,从而划定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社会动员的最大边界,与之边界相对应的政治组织即“中华民国”则应表达其诉求,执行其意图。因此,这一意识的确立将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顺利导向爱国主义,而凝聚各民族力量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避免民族分裂,从而为国内族际关系安排提供政治空间,成为主要社会力量的首要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高举“三民主义”旗帜,对“中华民族”符号逐渐理解并接纳,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根据抗日救国、凝聚民心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选择与重构,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整个转变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真正开端。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前提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观念转变:从“绝不要带有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④“保卫苏联”到“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3]721-722,“每个国家革命成功以后,都有它本身的莫斯科”。[4]343与上述观念转变相适应,中国共产党从单纯强调“阶级”分野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转向肯定“民族”与“国家”利益,以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为基础的“民族原则”⑤逐渐成为其思考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与这一原则相对应的民族国家构建思想也逐渐形成。

   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对“三民主义”的立场,将其作为国共合作的基础,特别其中的“民族主义”是两党握手言和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共产党接纳“中华民族”符号的理论起点。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所针对的对象,二是外在边界。虽然对帝国主义国家本质早有认识⑥,但是孙中山等人直到经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后,才将帝国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对象,在1919年10月的中国国民党《规约》中明确提出恢复“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将民族主义的目的分为“消极目的”与“积极目的”,认为推翻清政府统治只是达到了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而“积极目的”是反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使中华民族 “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5]188在随后的《修改章程之说明》中,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当初用以破坏满洲专制。……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若单是做到推翻满族的专制,还是未曾完成。”[6]887“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恰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是完了。”[6]887这样才能实现从 “小中华民族”向“大中华民族”的过渡,建立“小民族国家”之外的“大民族国家”。而民族主义内涵与外延的清晰阐述是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5]117-118 民族主义的理论生成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清晰的外在边界,也为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之,民族主义的理论生成为国共第二次政治合作提供了平台。

   共产党认为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一大中所阐明的三民主义纲领具有一致性,以此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民生主义,是与共产党的主张相容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依然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继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7]818-819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的利益与要求”,认为三民主义是国共建立统一战线并长期合作的保障。其中,民族主义的三民主义国家就是要建立独立国家,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相持阶段到来后,“抗日”几乎成为国共合作得以继续维系的唯一基础,“除了抗日一点外,现在的国民党都不实行,只有共产党和进步派才能实行。”[8]752因此,“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8]368

   与上述民族主义观念相对应,中国共产党积极调整自己的定位,接受“中华民族”“黄帝”等具有巨大感召力的符号,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和继承者,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基础,并增强了社会动员能力。

   中国共产党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创造性地理解并接纳“中华民族”符号,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新理解和理论概括,为广泛的社会动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华民族的接纳又得益于其丰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成为完整‘民族’概念的全部要素:历史动因,形成机制,神话过程,文化结构,以及一系列政治文化符号。”[9]268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符号的接纳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最早出现“中华民族”一词的政治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宣言》指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0]47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的对日宣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革命任务是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11]182在瓦窑堡通过的决议案中,面对日本企图完全吞并中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再次用“中华民族”作为号召全民族抗战的口号。与瓦窑堡会议几乎同时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揭露了日本的侵略企图,并指出,“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人民的问题。”[11]323在甘肃会宁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宣布“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于空前未有的危机存亡的时候……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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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 , 20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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