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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塑与修正

——以中国共产党为例

更新时间:2018-10-24 00:39:50
作者: 张淑娟  
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最后我们将向苏联共和国、外蒙古共和国、内蒙人民、西北回人,证明我们是与他们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侵略者的最切近的好朋友。”[11]432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在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汇,但是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是不稳定的,有时指中国,有时指汉族,也未获得确定性内涵。直到1937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发表了《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御辱救亡的具体纲领作为全民族各党派各阶级各团体的共同奋斗的目标,民族独立方面的目标就是获得中华民族的独立。承认三民主义,并指出“中华民国”范围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纳在当时已被广泛认可的“中华民族” 符号的外延。

   1938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杨松发表了《论民族》一文,从理论上阐明中华民族的现代内涵,“近代的中华民族像法兰西、北美利加、德意志、意大利、英国等等近代民族之形成一样,乃是由各种不同的部落、种族等等共同组成的。”[11]766-767他断定中华民族是正在形成中的“近代的民族”,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近代民族并不是说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他看来,“近代的中国人是由汉人、满人、汉回人、汉番人、熟苗人、熟黎人及一部分蒙古人(土默特蒙古人)等等共同组成的”[11]766,其中汉族也是由许多不同血统的人组成,汉族已经与上述民族形成一个新的近代民族,即中华民族。这样,他将中国境内所有民族都纳入中华民族中来,“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它团结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国家。”[11]767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中华民族逐渐被确定为各民族的总代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11]808这一论断表明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处于不同层次,将中华民族被视为中国所有民族之统称。改变了之前认为“中华民族”与其他单元民族是可以“联合”、可以“分离”的并列关系,将“中华民族”提升到各民族之上,成为与国家领土相对应的民族(nation),从此,中华民族成为中国共产党根本性的政治资源,并为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起草的《祭黄帝陵文》中称“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12]332-333。从而正式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之始祖,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族源问题,“黄帝”成为中华民族“民族认同、血脉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高地。两党在族源和中华民族外在边界等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在国家政治认同上和精神归属上的统一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

   与接纳“中华民族”符号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族源相适应,中国共产党重新思考和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将其作为彰显中华民族历史连续性与文化个性的黏合剂。语言、习俗、道德等传统文化及相应的价值符号是维系民族凝聚力量和提振民族精神的主要思想根源。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中国共产党逐渐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精神力量。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报告,他揭露了日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企图覆灭整个中华民族的阴谋,这种巨大的外来压力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为“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提供了契机,从而使“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由被封建势力曲解了利用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道德,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13]976只有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团结动员才能使日本的阴谋破产,只有发扬“为公忘私”“为国忘家” 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才能完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事业,“中华民族以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来抵抗日本。……儒教伦理是优秀的中华民族的有利之点,因为有了这个共同的伦理才能抗日。”他别特强调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作用,“要在这一伟大历史斗争中从事实上证明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一部分,是最能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事业而战斗而牺牲的英勇、坚决、先驱模范的战士”。[13]992总之,全民抗战为中国优秀传统美德得以展示提供了契机,优秀传统文化促使各民族空前团结,成为取得抗战胜利的精神保障。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拥抱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援引传统文化资源为抗战救国提供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确立从国家层面使国内族际关系进一步安排成为可能,为单元民族民族意识的表达和利益诉求的安排提供了思想空间,民族结构安排在理论上的层次性也为相应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中国共产党逐渐将自身置于中国领土继承者和维护者的位置,以此作为后续族际关系安排的现实基础。

  

   三、国内族际关系的政治安排:消除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土壤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单元民族的民族意识发展,单元民族逐渐由“自在”阶段向“自觉”阶段转变。“民族自觉既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也是酿造罪恶的发酵池。”[14]369在外国干涉势力的挑拨下,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企图实现民族分裂的目的,但 “分离不是民族自觉的必然方向”[14]369。对“中华民族”符号的接纳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为国内族际关系的重新安排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外延的扩展和层次提升的过程也是国内族际政治安排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的调整过程。在接受“中华民族”的前提下,对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安排,被激发出来的单元民族意识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得到安排,限制民族主义不断细分民族族体的弊端,铲除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土壤。

   中国共产党最早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见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宣言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作为战后制度安排的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是欺骗性的,只有首先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决”,在未来的中国,“联邦的原则在中国各省是不能采用的。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不然……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则还处于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统一于中国本部统一在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是没有丝毫利益。所以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应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11]17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以这些差异为基础所建立的国家只能是 “中华联邦共和国”。这种自治基础上的联邦为后来联邦向自治的转变提供了可能,也预留了空间,绝对的大统一主义从未纳入中国共产党的视野中,这些宝贵的认识为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除了建立中华联邦制国家外,另外一种选择是,民族地区还可以自决,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当然,为了“完成加入共产国际的最后手续”,当时中国共产党民族问题的处理方法基本是按照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进行的。⑦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称:“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中华民国。”[5]118这个文件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处理民族问题的主张,又暗示了孙中山建立单一中华民族的理想,它是国共合作在民族问题上的集中阐述。但是正如松本真澄所说:“孙文所要实现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的无产阶级民族(nation)自由联合的联邦制,而是要实现没有阶级区别,凝聚全阶级、所有的 A、B、C 级 ethnic 群体为单一的中华民族=国族的形成。”[15]164-165随着国共之间矛盾的不断显现,两党在国家结构安排上出现明显分歧,在民族政策特别是在单元民族制度安排上也几乎处于对立状态。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中国除了蒙古、藏族、回族、满族等几个较大的少数民族外,还有黎、苗和朝鲜等少数民族。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宣言承认内蒙古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一直到分立国家,并且要极力赞助内蒙国民革命党力争自决的斗争。对于回族地域,本党也应估计当地特殊的土地关系。中国有几省还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党应当努力奋斗,消灭对于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而赞助他们进于更高的文化程度。”[11]87在文件中首次提到苗族和黎族等少数民族,认识到这些民族在宗教、语言、风俗等方面与汉族不同,将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并摆脱被压迫地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职责,认为这些弱小的民族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同时,肯定蒙古族有自决的权利。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会上首次将“民族问题”作为一个专题提出,在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16]367在决议案中提及“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1929 年 1 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被包围的紧急情况下,1929年,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合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军党部“共产党宣言”》宣布:“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民族的自决权。”承认所有的民族都能自决。这种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战略需要进行的调整,一方面减少各数民族对汉族的抵触情绪,并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可,另一方面,在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需要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尽量团结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民族自决”是其中重要的砝码,正如考纳(Connor)所指出的,为了进行人民战争,“人民”的中立立场至少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希冀获得他们的同情、帮助。所谓帮助就是食品、休养之地、运送物资人员等与共产党存亡息息相关的重要事项。只有顺利得到他们的帮助,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革命。[17]71-72

   虽然承认所有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权,但是针对具体的民族还是有所区别,对于拥有独立的生存地域,居住集中的大的少数民族,认为其具有自决权,甚至可以用“民族独立”进行宣传,如蒙古族,“内蒙的运动在民族运动上说是很有革命意义的,我们应当积极领导,并作广大的‘民族独立’宣传以唤起内蒙民族的独立运动。”[18]91而小的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至于民族独立的口号,对于我们在苗民等的工作,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口号,因为现在云南的工农群众与苗族等都是一样的需要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如果提出民族独立,客观上必然分裂云南工农与少数民族的联合战线,结果必为法帝国主义利用去。现时在宣传的口号上却是民族自决,而不是民族独立。”[19]110除上文提到的原因,法国在云南传教导致信徒反汉情绪高涨,如果再提“民族独立”,会进一步助长这一势头,因此,民族自决逐渐变成“没有民族独立的民族自决”。[15]170

从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1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10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中国共产党也需要统一的政权来表达自己的政策主张。在筹备建国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通过《中国苏维埃的十大纲领》,指出“根据民族自决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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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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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 , 20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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