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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贡献

更新时间:2018-10-23 21:43:33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摘要:宪法学的重要使命是为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理论支撑与知识储备。特别是在社会转型与改革时期,宪法学承载着塑造价值、构建规范、凝聚共识、诠释实践命题的责任与期待。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宪法学者们以其学术的责任感,探讨改革的宪法逻辑,努力形成面向实践的学术范畴,强化理论对实践问题的解释力,体现了宪法学的学术立场与专业精神。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这一时期,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法学尤其是宪法学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思想解放的原动力,但宪法学研究体现了学者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尊严。

   自1979年以来进行的“大规模立法”,1978年宪法为立法工作提供了统一的基础。特别是通过1979年和1980年的宪法修改,宪法发挥了“过渡性宪法秩序”的功能,为1980年开始的全面修宪提供良好的基础。从1980年全面启动宪法修改到1982年12月4日现行宪法的颁布,宪法学界广泛参与修宪过程,特别是宪法学界老前辈王叔文、许崇德、肖蔚云等教授作为秘书处成员直接参与起草宪法条文,为这部奠定改革开放基础的宪法修改做出历史性贡献。

   1982年宪法的颁行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奠基性事件,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凝聚着广大宪法学者心血的1982年宪法开启新的宪法秩序,也包含着民众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待。1982年宪法颁行后,宪法学界在宪法精神的弘扬、宪法条文的理解、提升全社会成员宪法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为配合修宪工作,学者们介绍了国外宪法发展的新动态,并通过比较宪法学的研究,为宪法修改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依据,体现了宪法学的学术使命。

  

二、为改革开放提供宪法依据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学界通过学术研究,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始终关注改革的宪法界限与基础问题。可以说,宪法与改革是贯穿宪法学四十年发展的核心命题之一,以此为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改革进程中,宪法学界坚持“宪法根本法”的地位,在宪法规范与改革现实的冲突中维护宪法权威。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目标,如何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宪法依据是宪法学界面临的重要实践命题,如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关于宪法无形修改”的讨论以及宪法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问题成为学界有争议的实践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宪法学界强调了宪法稳定性的重要性,但同时基于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积极探索宪法变迁适应改革需求的途径与修宪途径。1988年以来的宪法修改遵循两条基本原则,即改革要遵守法律,法律要为改革服务;限于修改必须修改的条款,对于不改就会妨碍改革的,应当改,能用宪法解释的,就作宪法解释。

   自1988年修宪对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土地使用转让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规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国营企业”修改为“国有企业”;

   1999年宪法修改确立了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修宪则提出了“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要求。

   上述修改不仅使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经营与所有的分离,而且也使国家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实现了从承认到鼓励的转变。通过宪法实践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现行宪法中得以确立并巩固。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宪法积极为改革提供依据。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不断发展。1993修宪将“县、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延长为5年;2004年修宪在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增加了特别行政区代表,并将乡、镇一级人大任期也延长为5年;2018年修宪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健全。

   1982年宪法适应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在《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明确了“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确立了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

   1999年通过的宪法第13条修正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动态的治理体系代替了静态的制度体系,深化了我们对于法治的认识,明确了宪法规范中国家形象的建构目标。

   2018年修宪,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法治的重要地位。同时,本次修宪将“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赋予该专门委员会以合宪性审查的职能,有助于推动宪法监督,有利于在制度实践中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在改革的进程中,在学术界的积极努力下,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得到确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十八大以来,党对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统一部署,是为建立统一而有权威的反腐败机制,以有效地控制公权力为目的的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对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监察体制改革如何获得宪法基础的问题上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宪法学者们认为,作为一项重大改革,它必须遵循法治原则,以宪法为依据,如推动监察体制改革,必须通过修宪获得宪法基础,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2018年修宪通过的21条宪法修正案中,有关监察委员会共计11条,分别是宪法第37条、第41条、第42条、第43条、第44条、第46条、第48条、第49条、第50条、第51条、第52条修正案。

   宪法修正案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将为未来监察体制的发展提供宪法依据。监察委员会的重要功能就是限制一切公权力,而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价值。所以,监察体制改革不仅在设计过程中体现宪法精神,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运行中要认真遵循宪法原则,始终以宪法为依据,这样才能完成宪法赋予监察委员会的宪法使命。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法律系统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治领域的专门系统,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的运转须符合我国的法治原则。

  

三、宪法学研究专业化

  

   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宪法学不仅承担了为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提供合法性、正当性基础的使命,同时努力在社会变迁中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客观性与自主性,使改革与学术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转型。

   四十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的专业精神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这对中国宪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宪法学的专业精神在1982年宪法颁布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赋予宪法学理论丰富的时代内涵。这一时期宪法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围绕着1982年宪法进行学理的阐释和分析,宣传与解释宪法精神与规定,力求以宪法为纽带凝聚共识,增强人们对“新宪法秩序”的信任与期待。1985年10月12日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的成立对宪法学专业槽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学术共同体的诞生凝聚了学者的共识,为学者们营造学术的精神家园。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回归“学术自我”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宪法学片面强调“政治属性”的现象,保持宪法学适度的自主性与专业性。

   我们应当承认,宪法学具有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自主体系,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不能仅仅以现实需求作为维持学术品格的唯一条件。四十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品格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宪法学研究呈现了专业化的特点,宪法学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拘泥于注释宪法学的结构体例,而具有自主的专业判断与分析框架,捍卫着学术共同体应有的学术尊严与使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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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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