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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如何认识历史人物的“历史问题”

——以美国夏洛茨维尔事件和美国“改写历史”风波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8-10-23 21:23:54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有学者概括200年来西方史学发展态势,称19世纪是史家的黄金时代,独占鳌头,曾不可一世;进至20世纪不仅自身阵脚大乱,群雄纷争,而且倍受社会科学侵入、排挤,一度还被后现代主义鸠占鹊巢,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但严格地说,西方史学除了在中世纪一度成了“神学的一个卑贱的女侍”外,早先从来就是大众史学的天下。18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国家陆续形成,一方面史学研究开始专业化、学术化,另一方面反映着民族国家精英阶层意志的正统史学(主要体现在教科书中,亦可称为主流史学)也开始大行其道。进至20世纪中后期,各国国民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信息传播方式日新月异,公众对国家民族及其社会政治关注度迅速提升,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度也水涨船高,许多非历史学者亦因不满足于主流史学和专业学者之说而撰述发声。因此,不少国家大体上都开始出现三个层次的历史叙事。一是强调国家意识形态且主要着眼于爱国主义的主流叙事;二是着眼于学术标准的专业叙事;三是传播于报刊网络、反映着社会不同声音的大众叙事。此三者虽然相互影响,互有交叉,同时也各有各的目的、作用及存在的空间。如果说当下存在“史学危机”的话,至少进至20世纪末以来,恐怕最重要的还不是什么后现代史学,而是大众史学叙事的兴起,以及它们对主流叙事的颠覆和专业史学自身的分化。

   自20世纪末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及地区频频发生制度变革,这种变革所造成的政治波动与族群分裂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新旧历史观念的更迭和对立。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诸如推倒雕像、改换公共建筑物及道路名称、重修教科书之类的改写历史的情况。即使在并未发生制度变革的欧美民主国家,也因“政治正确”观念日渐普及,再加上网络信息的迅速发达,导致挑战主流史学和专业史学的大众史学有了广大的生长、作用空间。在这方面近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发生在美国的一场所谓“改写历史”的风波所造成社会心理激荡和观念冲突的情况。此一事件所以引起笔者兴趣,与事发时恰在美国查档,因而收到各种信息较多有关,但更多地还是缘于对四分五裂的美国专业史学界处境尴尬的一种感触。

   笔者并非美国史研究专家,亦不谙现实政治研究,唯此现象极具普遍性,不仅是当今美国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及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能看到类似乱象。由于此事之发生很大程度上关乎专业史家理当思索的史观和方法问题,凡治史者实无可回避,故此不揣浅陋,勉力爬梳,尝试结合史实梳理做一专题之讨论,仅在抛砖引玉,引发思考。

  

一  夏洛茨维尔事件与“改写历史”风波

  

   2017年8月1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市爆发了一场造成1人死亡,19人受伤的群体性冲突。紧接着,被人认为代表白人保守势力的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看似不偏不倚的表态,又进一步在美国引爆了一场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激烈论辩。因为特朗普实际上把板子打在了夏洛茨维尔市议会身上。他批评议会关于拆除罗伯特·李(Robert Lee)等南北战争期间反联邦的南方邦联代表人物雕像的决定,无论如何都是轻率且错误的。他强硬地提出,这个星期是李将军,下个星期是谁?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什么时候才算完?”你们要改变美国的历史和文化吗?

   拆除南北战争时期李将军雕像的问题,为什么会扯到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身上来呢?这是因为,近年来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已经了解到,长期被誉为创建了以人权自由平等为政治基础的现代美国的国父们,许多人当年不仅蓄奴,而且还是种族主义者。特朗普显然认为,对李将军的清算不过是以清除历史上白人种族主义文化符号为目的的自由主义新左派运动的一部分,其必然会导向否定美国国父正统形象的结果,届时将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危险的“滑坡”。

   面对特朗普的表态,纽约布鲁克林著名自由派媒体Vice的高级主编Wilbert L. Cooper随即报之以激烈的回应。他在该网站上发出一篇文章,标题就十分耸人听闻:《让我们炸毁总统山》。文称:站在拉什莫尔总统山跟前,我们不能不感到“震撼和厌恶”。从美国建国史的角度,华盛顿及杰斐逊无疑是伟大人物,但是,他们同时也不人道地奴役自己的同胞。而总统山及其他类似的纪念碑显然“掩盖了这些人的多面性,把他们从具有伟大和邪恶的能力的个人,变成了纯粹的美国之神”。如果真的有一天人们打算破除这一神话,“我觉得我会参加支持这一努力”。

   很明显,要不要“改写历史”已经成了接下来数月里美国各界几乎已经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话题了。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全国至少有718座南方邦联纪念碑和雕像,有120余所公立的学校和建筑,有1500条以上的街道、村镇等以邦联代表人物的名字命名。尽管有教授争辩说,人们需要清除的只是那些旨在纪念为捍卫奴隶制进行反对联邦战争的人物雕像或命名,不会涉及对美国建国有正面贡献的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元勋,但情况看起来并非如此。

   2015年秋冬,普林斯顿大学黑人学生社团就已经把矛头指向了用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的名字命名的“公共和国际关系学院”等名称,理由是威尔逊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种族主义者。2016年,全球最大儿童读物出版商,美国的Scholastic公司,因接获了上百读者投诉,批评它发行的一本描写华盛顿总统与黑奴主厨的故事书歪曲了奴隶生活的真相,被迫决定停止了该书的发行。夏洛茨维尔事件发生后,美国更到处都响起了要求改写历史,以还原历史真实的呼声。“各地大小示威游行随处可见”,“每天都有历史雕像被移除”“被破坏”。从南方邦联领袖人物和士兵,到历史上阻挠黑人获得选举权的大法官,直至意大利法西斯将领和美国到处都是的据说是最先发现北美新大陆,却又把奴隶制带入北美的航海家哥仑布,他们的所有雕像和命名,几乎都无一幸免。就连好莱坞老影片《飘》,因为完全是白人视角,写奴隶制时代的美国南部,却没有反映南部黑人的悲惨遭遇,也开始受到黑人观众的批评,田纳西州一家影院因此不得不宣布停映了该片。

   很显然,由于在美国,尤其在南部各州,触目皆是白人的历史文化象征。其中被塑像、被命名的历史人物,当年不少还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今人一旦以“政治正确”的观点加以审视,所有这些曾经用于纪念和表彰的历史文化符号,就都成了种族主义、身份歧视和黑人耻辱的象征,非得彻底清除不可了。

   支持改写历史的人许多都相信,此举不仅不会带来特朗普声称的危险“滑坡”,反而会使美国人在 “政治正确”的观念下真正统一起来。他们声称:“奴隶制度,不仅以今天的道德标准看是邪恶,以19世纪的道德标准看同样是邪恶,甚至以18世纪的道德标准看都是邪恶。”无论是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的代表人物,还是美国历任总统,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的签署者,凡是当年蓄奴或拥护奴隶制者,就是选择了邪恶,就应该受到谴责、批判,恶劣者就应该被钉上耻辱柱。比如像李将军,已知他不仅不人道地对待过黑奴,而且还领导了颠覆联邦的战争,造成了数十万美国人死亡。如果不是林肯之前美国历届总统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按照国际惯例李将军“理应被绞死”了。时至今日,难道还要继续听任少数白人至上主义者通过命名、雕像等方式来美化并纪念这些奴隶主吗?这样做对历史上的受害者公平吗?它会有助于美国摆脱白人至上主义这一纠缠不清的噩梦吗?

   反对“改写历史”者则相信,不能“用当代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他们不同意简单地把历史上的李将军及其美国建国的先驱们与“种族主义者”和“奴隶制的拥护者”等同起来。在他们看来,多数美国国父,包括像李将军等南部邦联的代表人物,当年坚持种族主义的作法固然错误,但今天的美国也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创建起来的。他们既有功,也有过,不能用一顶帽子来盖棺论定。在这些人看来,美国“最重要的传统”,“是宪政制度中的宽容”,是长久以来像葛底斯堡公墓所展现的那样,给予历史上曾经对立的胜败双方将士以同等尊重和纪念的和解精神。如果因为历史人物中相当多数当年相信过种族主义,拥护过奴隶制,今天就彻底否定他们并将他们从文化上清洗干净,那么,由一半以上的种族主义者,甚至是奴隶主们拟定、通过并成为国家基本法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及其《权利法案》,是否也要推翻重来呢?是否首都华盛顿也要改名,华盛顿纪念碑、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堂,以及美元上的人头像,也都要移除或换成别人呢?那样,“美国还能有历史吗”?

   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和必须依赖选票与民意来运作的民主国家,特别是少数族裔人口从1980年20%左右猛增到如今的接近40%,“改写历史”的声浪会日渐升高,自有其十分复杂的背景。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这场冲突发生前或发生后,理应具有历史研究解释功能的美国专业史学界,却很少作为。像高举人权平等旗帜的国父们当年多数都是奴隶主这一史实,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美国史研究者就已经了解,且公开揭露过杰斐逊言行不一的情况,但由于主流意志和正统思想的作用,只有很少的历史教科书会利用到他们的发现。詹姆斯·洛温(James W. Loewen)考察了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美国中学用得较多的十几种历史教科书,他注意到,美国的历史学者多数对此一发现颇感困惑,要么对发现的史实遮遮掩掩,要么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要么公开表示难以理解。直到2004年,当伊利诺斯州的一位历史教师告诉自己六年级的学生们说,林肯之前的大部分总统都是奴隶主时,学生们还十分愤怒,认为老师“说谎”。因为他们的“教科书中有大量关于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杰克逊及其他早期总统的介绍,却从未提到他们曾经拥有奴隶”。

   美国多数专业史家在这一问题上会有所忌讳,除了上百年来举国一致的历史说辞和主流叙事的压力以外,一定程度上也与这一现象不易解释,更难评说有关。洛温是力主要将国父们言行矛盾、虚伪的历史表现公之于众的,而他的出发点也只是基于今人的道德标准和社会正义的责任感,主张历史学家必须要让国人了解历史真相。但是,他的书从1995年初版到2007年修订再版,都没有对国父们当年为什么言行不一,为什么长期坚持种族主义观念,包括领导了解放黑奴战争的林肯总统,和公开倡导民族自决的威尔逊总统,为什么也都“有种族主义倾向”等问题,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样的情况,时至今日,即使那些激烈批评杰斐逊言行不一的专业史家,多半也还会为杰斐逊是否“虚伪”而倍感纠结。

   由上述可知,美国的专业史家虽然早就一步步揭示了开国元勋们多数是奴隶主,亦或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历史事实,但他们对国父们何以一面主张人权平等,一面继续奴役或歧视非白人族群的情况始终拿不出一致的,特别是有说服力的解释来。以至于他们虽然不希望,却也未能料到这样的事实揭露最终会导致今天这样一种后果。


二  以什么来划分开国元勋们的历史功过?

  

8月28日,作为美国专业史学最具权威性的代表团体——美国历史学会,不得不就夏洛茨维尔事件及其“改写历史”风波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令人遗憾的是,它在声明中除了提醒各方在移除或改名某个纪念碑、雕像和重新界定公共空间时,应考虑到它们可能具有的文物性质,表示学会愿意为此给各方“提供咨询”外,再没给出任何专业性的意见。恰恰相反,它一方面表态赞同清除一切“南部邦联的”及其那些“在其他方面没有重大成就的”邦联领袖人物的文化符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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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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