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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如何认识历史人物的“历史问题”

——以美国夏洛茨维尔事件和美国“改写历史”风波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8-10-23 21:23:54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另一方面则反对把运动扩大到“美国的建国者、前总统或其他重要人物”身上去。而声明给出的理由仅仅是,前者所以必要,是因为南部邦联及其领袖们当年“力图以奴隶制的名义分裂这个国家”;后者所以不应该,是因为当年这些开国元勋固然拥有奴隶或具有种族主义倾向,但比较他们为创建美国所做的“贡献”,那些都只是他们还“不完美”的“缺点”而已。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表态对于站在对立立场两端的美国人来说,恐怕都很难接受。不用说那些南方将士的遗族了,就是信奉人权平等自由和对种族主义压迫深恶痛绝的人们,也绝难认为国父们杀害、征服、奴役有色人种的行为,仅仅是“不完美”的和应该被原谅的“缺点”。更何况,美国历史学会的这个声明,等于公开宣告,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功过,人权不是主要考量标准,是否有利于国家,才是问题的关键。凡有利于国家者,人权记录不佳,并不特别重要;凡有不利于国家之作为者,哪怕人权记录好,也不能认为有功。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这种看法和历史上美国开国即确立的立国之基,亦即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发布的宣言所宣告的原则,显然是有矛盾的。宣言明确提出,没有任何一种力量,不论是政府,还是国家,有权伤害它的人民。凡有政府企图剥夺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正因为此,他们才决心为“人人生而平等”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脱离专制的英国;亦决心“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和“获得人民的安全与幸福”而另立政府,另组国家。1863年,正式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规定所有叛乱州内被役为奴者均将“永获自由”的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的演讲中也特别强调说明,要使人人得到平等自由,是美国建国的基本理念。我们今天所以要进行这场战争,就是要实现我们先辈的这一理念,实现人权平等。这是87年前我们的先辈创建这个国家时的目的所在,即坚持自由的理想,“以求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如果美国历史学会选择把美国国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而将美国的人权问题放到第二位或做更后的排位,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其实并不认同美国国父们当初立国的初衷呢?

   第二,这种看法也和在美国当今社会上占据主流的“政治正确”的观点主张,亦即此次风波中居于上风的自由派群体要求“改写历史”的思想依据,不相一致。以Wilbert L. Cooper的言论为例,他所以会对国父们大不敬,不是因为他否认国父们有功于美国的建国,而是他基于“政治正确”的理念,接受不了国父们“奴役同胞”,“贬低有色人种”。他深感“震撼和厌恶”的是,国父们以“人人生而平等”为由抗议英国专制暴政,必欲另立国家,同时却又用与英国专制暴政不相上下的非人道的办法,来压迫、奴役和剥夺黑人等有色人种的自由权。这就是他所以会一方面肯定国父们在建国史上起过“伟大”作用,一方面鉴于他们对同胞所作所为的“邪恶”性,必欲要把他们请下神坛的原因所在。而美国各地爆发的那些要求摧毁雕像,改变学校、街道及建筑物名称等行动,发动者的理由也都是宣称这些雕像、命名实际上是在纪念,甚至是在表彰历史上歧视甚或压迫有色人种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因而与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及其当今的社会道德严重不合。

   在美国专业史家中间,有不少人也比较强调人权的评判标准。他们一方面认为,不能把坚持奴隶制的南方领袖人物与对美国建国功勋卓著的国父们相提并论;一方面主张即使对国父们也应该要讲人权标准。即应该比较他们历史上对奴隶及奴隶制态度上的差别,以决定哪些人应该继续尊为国父或受到称颂,哪些人在肯定其对国家的功劳时必须加以批评,哪些人则完全没有资格也绝不应该在公众中得到正面的评价与纪念。

   比如,相当多的学者在谈到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开国元勋,同时也是大奴隶主的华盛顿和杰斐逊时,就都肯定他们在美国开国期间所做的贡献巨大且不可替代,并且都强调两人在理智上是批评奴隶制的。但是,他们也都同意,两人相比,华盛顿比杰斐逊在道德上要更高尚,因为华盛顿对奴隶制不仅有批评的言论,而且有实际的行动。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他在去世时立下遗嘱,要求他名下的奴隶在其妻子去世后都应获得自由。而杰斐逊最遭诟病的,就是他批评奴隶制的话讲得比华盛顿多得多,也深刻得多,然而他从未尝试过解放他的奴隶。生前他名下的奴隶数量不仅越来越多,而且他临死前所立遗嘱也仅仅同意释放几百名奴隶中的区区四五名奴隶而已。就连他的情人,为他育有孩子的黑人女仆萨丽·赫明斯(Sally Hemings),他也没有还她以自由。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在美国史学界,“杰斐逊在学术上所受到攻击,远比其他开国元勋更为严重”。不少学者都同意“很难把杰斐逊看成是伟大的人”,尽管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大家甚至怀疑,杰斐逊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所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原则。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尽管其他开国元勋,像华盛顿和麦迪逊也都拥有奴隶,但杰斐逊特别令人失望”。

   不过,历史人物留下来的所谓人权记录有可能被具体量化来衡量他们的道德优劣吗?专业史家对历史研究的一个最基本共识就是,无论如何努力,史家对历史史实的还原都只能是部分的,即不完整的。尤其是涉及到历史人物的动机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实际上,数十年来,无论是围绕着华盛顿对奴隶制态度的研究,还是围绕着杰斐逊对奴隶制态度的研究,包括围绕着两人对奴隶的态度问题和两人种族主义的程度问题,在美国史家中间从来都是存在争议的。至于动机问题,就更是意见分歧了。

   美国史家史蒂芬 E. 安布洛斯(Stephen E. Ambrose)就指出,华盛顿在这方面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他是美国早期9个奴隶主总统里面第一个,也是唯一死后解放了他名下奴隶的总统。但是,为什么其他8个总统都做不到,唯有华盛顿做到了呢?迄今也没有人能解释清楚,由此也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华盛顿比其他总统更多人权观念或人性情感,还是其他总统都像杰斐逊一样言行不一,思想境界比华盛顿差得太多?至少,以今人研究华盛顿思想生平所达到的程度,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此种结论来。何况,就像不少美国史家都遗憾且不解的,如果华盛顿真心同情奴隶的遭遇,他为什么不在他活着的时候解放他的奴隶呢?尤其说不通的是,如果华盛顿真的是人权观念较其他总统更强,对奴隶更人性的话,为什么在总统任上他竟会拒绝执行总统府所在地宾夕法尼亚州实行的渐次废除奴隶制法案,坚持要在总统府役使奴隶?不仅如此,华盛顿在总统任期上还对抗性地签署了《逃奴法》,从国家立法的角度进一步确立了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的法律规定。他本人就据此坚持公开悬赏追缉自己名下的逃奴。至于华盛顿死前释奴问题,大多数研究者也都很清楚,华盛顿所以到临死前才立遗嘱解放他名下的奴隶,也和与他和妻子没有子嗣的情况有关。注意到其妻子死后坚持把她名下的奴隶交归其前夫,也可以看出,华盛顿和妻子在废奴问题上态度并不一致。在无子嗣继承,而妻子要把奴隶交归前夫的情况下,华盛顿立遗嘱把他名下的奴隶全部解放,恐怕也是一种不得已。而这反过来也容易让人怀疑,如果华盛顿有子嗣需要继承这些奴隶,或妻子死后不会把奴隶交给其前夫,他是否还会解放他名下的奴隶,而不是像其他总统那样将奴隶作为财产留给后代呢?

   如此比较起来,杰斐逊似乎就没有那么“虚伪”了。毕竟,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杰斐逊有5个女儿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其死后不是解放奴隶,而是卖掉奴隶,和他需要偿还债务等情况有关。另外,如果注意到杰斐逊1783年丧妻后一直坚持独身,他与女仆莎丽·赫明斯之间长期同居并生子,死前立遗嘱解放了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年轻奴隶,但出于名份及继承问题考虑,他因坚持不再娶而没有承认自己与赫明斯的关系,最终没有解放赫明斯,情理上也并非完全解释不通。何况,他虽然没有主动解放过自己名下的大批奴隶,但他也没有推动或批准过强化奴隶制的法令。不仅如此,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尝试过推动立法来解放奴隶。如1776年他曾向弗吉尼亚革命大会提交了一份《宪法草案》,其中明确规定:禁止实行奴隶制。1783年,他再度敦促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实施这一条款。作为邦联国会委员会主席的他,还曾为西北地区起草过相关法令。他并提出过计划,想要在1800年以后,在这一地区禁止奴隶制的存在和非自愿的奴役行为。他的这些努力虽然未能实现,但能否简单地认为他在废除奴隶制问题上就一定不如华盛顿和其他奴隶主总统真诚呢?

   同样的情况,即使是后来站到南部邦联一边去的罗伯特·李,有关他个人对奴隶问题的所谓人权记录至今也是众所说纷纭。没有人能够否认他同样也是奴隶制的批评者,但人们也同样可以找到他极端歧视黑人的言论;有研究者认为他早就解放过奴隶,有研究者则认为他不仅一直是奴隶主,而且对奴隶的态度还相当严厉。当然,更多的研究者会从李不该为坚持奴隶制的南部邦联而与联邦作战这一点上来否定李。在他们看来,在美国历史上是否能称之为英雄,关键不在其人权记录如何,而在他对国家的贡献如何。如安布洛斯就直截了当地讲,杰斐逊即使在人权记录是不能被视为一位英雄,然而对于美国建国,他在思想言论上的贡献,在当年无人可以取代。如果说,“华盛顿用他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可能。林肯把他的勇气变成了现实”,那么,杰斐逊就是“用他的言论,给了我们以理想”。问题是,假如我们不是从后来者的理念来看历史,而是着眼于特定时空下的历史事实的话,能否很断然地说杰斐逊就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呢?如果杰斐逊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时候,与北方发生了1860年代那样的争执,他是否也会做出与李将军一样的选择呢?这恐怕还是个疑问。

   众所周知,《独立宣言》并不是美国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独立”的宣言。在1776年杰斐逊笔下,它只是13块殖民地宣告它们有独立权的一个宣言。1781年《邦联条例》通过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才初步成形,各殖民地仍旧基本上是独立的。1787年再召开制宪会议并通过《美国宪法》,继而推举华盛顿为总统,今天的联邦美国才正式建立起来。而在此一过程中,包括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弗吉尼亚州始终都还是在坚持邦联主义原则,不是联邦国家的坚定拥护者。杰斐逊开始尤其反感新宪法,因为他怀疑这个新国家有过度集权,使各州人民丧失其独立性的危险。即使在他最终接受了新宪法之后,他也仍旧是强化人民权利的鼓吹者,和在事实上大力维护弗吉尼亚州的相对独立性的一位政治家。

   如果上述史实不错的话,那么爱尔兰政治家、作家兼史家的康纳·克鲁斯(Conor Cruise O'Brien)的看法就可能更客观一些。他写道:从一般意义上讲,杰斐逊无疑是一个优秀的美国人,他甚至认为美国和美国人在道德和社会上比欧洲和欧洲人优越得多。但从政治角度讲,他却不是美国民族主义者。他不是“美国第一”,他是“弗吉尼亚第一”。他坚持说“弗吉尼亚是我的祖国”,甚至当他代表美国驻外时也是如此。美国不是一个他诉诸感情的对象,弗吉尼亚是。《独立宣言》对他来说是一份神圣的文件,是自由的公民宗教的一部分。美国宪法不是,那只是一份政治文件,是可以接受的,并没有更多的意义。联邦机构,包括总统,在他都只是平凡的事情,不具有公民宗教的精神光环。弗吉尼亚仍然是他认为的自由的圣地。因此,他甚至在他自拟的墓志铭里也没有提到他曾两度担任美国总统的事,他只提到了他是《独立宣言》的作者,并创立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基金会。“理论上来说,杰斐逊是一个守护神,但相对于美国现代自由主义者来说,他更适合于被看作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三  “政治正确”与民间史学的作用

  

由上或可看出, 美国这一波所谓“改写历史”风潮, 除了少数别有目的者外, 就大众层面形式上至少有两种诉求。其一, 是指向白人种族主义的, 它必欲清除美国各地, 尤其是南方广泛存在的纪念甚至颂扬那些曾经为保护奴隶制而反抗联邦政府的历史人物的各种历史文化符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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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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