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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宪法学的回应与贡献

——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8-10-20 21:03:18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宪法意义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件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也是1978年宪法颁布40周年。

   2008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目前学界对改革开放分期有不同的表述,如分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78年—1992年,三中全会到南巡讲话;第二阶段1992年—200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与入世;2001年—2008年举办奥运,展示改革开放的综合实力;第四阶段2008年到现在。另外一种分类是:第一阶段是1978年—1982年,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2年—1992年,开始全面改革;1992年—2002年,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展的十年;第四阶段从2002年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笔者看来,改革开放40年发展中早期的拨乱反正和开启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如没有这一阶段的顺利过渡,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重要任务是通过1978年宪法与1982年宪法颁行以及1993年改革开放“入宪”等形式完成的。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宪法制度的变革,宪法学提供了必要的动力机制与合法性基础。可以说,改革开放从初始阶段到全面实施过程与宪法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宪法确立了改革开放的目的、原则与界限。对此有学者指出:从宪法学视角看,改革开放有两个逻辑:一是改革,它是古今之变议题中的一个环节,属于宪法结构与时间性纵向逻辑;二是开放,它是中西碰撞议题中的一个环节,属于宪法结构的横向逻辑。[2]按照这一思路分析,改革开放是一种“宪法制度的变革”,[3]宪法所提供的动力机制是一种前提,或者首要的因素。如果改革开放失去宪法的动力机制,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如何从社会与宪法变迁的互动,解释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这是需要深入论证的命题。实践告诉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宪法学在新的宪法秩序的建构、宪法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规范供给、凝聚宪法共识与塑造主流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宪法学研究回应时代与民众的呼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守专业精神,使其成为了一门显学。

   在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一时期为国家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宪法学者的学术努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宪法学在基本原理、宪法制度、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权力运行等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其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从1978年宪法颁布到整个八十年代,宪法学者为改革开放的正当性与新宪法秩序的构建而做出的贡献尤其值得认真梳理与探讨。本文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改革开放40年来宪法学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功能。[4]


二、改革开放一词的宪法解读

  

   纪念改革开放40年,我们需要了解这一词汇与宪法的关联性。一般意义上说,改革指改变旧制度与事物,特指在现有体制内的“改良与革新”,是对革命秩序的一种“否定”。而开放一词通常指解除限制,释放某种活力。在宪法学视野里,八十年代启动改革主要针对的是“文革”所建立的不合理制度;而开放主要指将国家从封闭、半封闭中解放出来,学习外国的有益经验,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联系起来。革命与改革是不同的概念,体现不同的宪法功能。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与民众,期待着生活的安定、个人的自由与“革命”情结的终结。从“革命”到“改革”的演变体现着宪法在中国社会演变中的新角色与功能。其实,改革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五十年代,如五十年代的司法改革等,但当时还没有出现开放一词。将开放与改革连在一起成为系统的政策与制度体系,始于1978年。因此,以改革开放一词取代“革命”是宪法自身发展的要求,包含着宪法的内在价值与动力。

   据党史专家何方考证,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开放”二字一次未提,而“改革”二字虽然出现两次,却也不是后来人们理解的内涵。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5]据考证,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一起使用,明确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的字样。如《人民日报》1984年9月13日刊发的《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干部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新闻报道中使用了“改革开放”一词。[6]

   从1984年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谈到改革和开放问题时,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比如,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7]1987年2月6日,他强调指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1987年至1993年期间,“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和国家的普遍共识。[8]特别重要的是,1993年通过的宪法第3条修正案,将“坚持改革开放”写入宪法序言,使之成为具有宪法效力的国家发展目标,明确了这一政策的宪法属性。

   可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指导思想以后,伴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改革开放的精神在1982年宪法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党的基本政策上升为宪法上的国家目标与基本国策,具有明确的宪法属性与效力。

  

三、改革开放起步与1978年宪法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始于1978年?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78年宪法修改,是法律秩序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新时期我国宪法发展的起始年份。1978年宪法从法律上结束文革秩序,建立新时期的法律秩序,使改革开放政策的起点有了宪法基础。围绕1978年宪法而展开的宪法学研究成为从文革秩序向法律秩序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宪法学界为塑造新时期的宪法价值观而作出的积极努力。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1978年宪法,它是对1975年宪法的全面修改。宪法确定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既体现国家价值观的转变,也表明规范体系的变化。这部宪法的序言正式宣布“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9]可以说,1978年宪法作为转型时期的过渡性宪法,虽“存续时间不长,期间经过两次部分修改,在新中国宪法史上并没有留下什么重要影响,”[10]但它在宪法史上扮演着“恢复性的过渡宪法”的角色,[11]在建立新的宪法秩序方面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力求恢复1954年宪法的原则与体制,同时为过渡到1982年宪法秩序打下必要的基础。

   1978年宪法回应了民众对法律秩序建立的期待,通过恢复设立人民检察院等体制使国家政权运行趋于正常化;在基本权利方面,恢复1954年宪法规定的一些宪法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基本权利体系;在治国理念上,虽然在宪法上没有完成拨乱反正,但宣布“文革结束”,力求在宪法框架内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提供宪法依据。当然,1978年宪法的局限性是无法克服的,特别是仍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宪法指导思想,这也成为1980年启动全面修改宪法的动因。[12]

   在1978年宪法的修改和讨论过程中,宪法学界在特殊的背景下力求恢复宪法理论的专业性,广泛参与修宪讨论,撰写学术论文。如许崇德教授在1978年修宪座谈会上提出应设国家主席,并阐明其理由,但在“凡是派”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宪法学原理与国家宪法体系问题无法得到认可,直到1982年宪法才设立国家主席。[13]在检察机关的设立方面,学界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之1978年宪法具有过渡性公法秩序的建构功能,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营造必要的宪法文化氛围,也提供1982年宪法修改的重要基础。

   我们知道,对内改革是从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这是宪法上财产权保护的起点,在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体制下,允许部分地方实行土地承包,使某种意义上的财产权获得正当性基础。对外开放是需要勇气与胆量的,开放的中国需要了解世界,同时世界也要了解中国。对此小平同志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14]同时强调“实行开放政策与传统并不矛盾”,认为“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15]

   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学界为维护宪法权威而做出的积极努力。从客观情况看,1978年宪法的指导思想与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不适应,如何在宪法权威性与社会生活的适应性之间保持协调?这是“文革”结束后面临的第一个宪法问题。虽然当时宪法学研究还没有完全恢复,但学界以敏锐的眼光,观察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或者修改了7个重要法律,如《选举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等。这些法律中存在着与1978年宪法规定不一致的内容。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1978年宪法指导思想存在着重大问题,中央已决定对这部宪法进行全面修改,即将颁布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宪法,就没有必要对1978年宪法进行修改,可以直接通过7个法律。但宪法学者们认为,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首先要维护宪法权威,如果置宪法规定于不顾,直接通过与现行宪法规定不一致的基本法律,不利于法制的发展。后来,中央采纳了宪法学者建议,采取宪法修改的方式为新法律的制定或者修改提供宪法依据,即通过1979年和1980年两次宪法修改,消除1978年宪法的“文革”余毒,使宪法继续发挥过渡时期的调整功能。在中央决定修宪后,采用哪种方式对1978年宪法部分条款进行修改方面,曾计划通过决议的方式进行修改,原草案中曾规定“本决议与宪法相抵触的规定,依本决议执行”。对此宪法学者们提出这种表述本身可能违宪,并向修改宪法机关提出专家建议。主席团觉得有道理,对方案做了调整,决定将修改内容直接写入宪法文本上。[16]

针对有些人提出的宪法与刑法关系可采用“后法优于前法”的观点,宪法学界坚持宪法是根本法的基本原理。如1979年张友渔在修改宪法与7个法律的关系时强调“制定和修改法律,都要以宪法为根据”,是否违宪是根本问题,实际也存在这个问题,不能把宪法搁在一边,实行修改过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不能违反“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的原则。他同时针对有人以“后法优于前法”来否定宪法效力的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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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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