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更新时间:2018-10-19 16:21:26
作者: 李华瑞  
有意思的是,内藤湖南在首次提出中国史时代划分法的《支那论》初版时,“在卷头登载了顾炎武、黄宗羲、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冯桂芬、熊希龄等人的墨迹。在他看来,这些是继承了中国经世思想传统的人物,也是他在研究上作為重要依据的人物。”当然,内藤虽受顾、黄等人的启示,但往往是反其意而用之。顾炎武、黄宗羲批判宋明以来的君主独裁政治是为了回归古代的“封建”政治,而内藤从社会、文化结构变化为基准来审视君主独裁政治出现的“进步性”。内藤是反对专制主义君主独裁的,他早年深受站在国民立场上的明治维新史学对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的抨击的影响,这种史学主张秦朝统一之前的一千年是“埋没于封建割据祸害之中的时代”,而接下来的两千年是“沉沦于专制政治腐败之中的时代”。所以内藤湖南认为,晚清残破国度“皆二千年郡县制之余弊也,实令人无限痛惜也。”1928年,内藤湖南在论述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时谈到历史分期的划分,认为:“在中国,平民发展时代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对于这样的表述,为内藤湖南作传的傅佛果表示疑惑:“湖南指出‘近世特征之一是平民抬头,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不过,湖南指出‘近世的另一个特征是君主独裁政治,这与我们的理解是恰恰相反的。”显然内藤湖南参照西方史学方法和视角,但并不雷同西方。所以内藤的近世说讨论的重点是从宋代形成一直延续到晚清的君主独裁专制社会。正如傅佛果所指出的,“湖南从研究清末中国的立场出发,考虑到必须阐明中国历史中‘近世的起点。他试图搞清楚清末所见到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形态开始形成于中国历史的哪个时代。他所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形态始于北宋。”这与他的后继者宫崎市定等人把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指向,由偏重讨论其所处的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起始,转向侧重讨论按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历史近代的起始有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在内藤提出宋代近世说之时,日本人因甲午战争的胜利和“脱亚入欧”论甚嚣尘上,在军事、政治以及道义方面自豪感空前膨胀,举国上下轻蔑中国,把中国人视为不懂礼仪的低等动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中国优于日本进入类似于西方的近代社会,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尽管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抱有足够的“敬爱之心”。

  

   (三)内藤湖南后继者由宋代近世说向唐宋变革论的转变

  

   二战结束,日本成为战败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内藤湖南所提出的辛亥革命之后共产主义在中国没有未来的结论破败,加之日本学界对内藤湖南观点的反省和批判,宫崎市定、佐伯富等后继者的宋代近世说有了与内藤湖南的很大不同,甚至质变。内藤与宫崎的共同之处在于研究历史时最重视文化因素,差异是,宫崎的关注面比内藤更为广泛,尤其是关注了内藤不大涉及的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在宋代经济史方面作过长期的研究。内藤湖南从社会、文化的观点提出“宋代为中国近世”的主张,宫崎市定从经济、制度的角度补足内藤湖南的学说,使“宋代为中国近世”成为京都中国史学的重要主张之一。内藤湖南的“宋代为中国近世”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而立论,宫崎市定则立足于世界史的通观而强调宋代的新文化是“东洋的近世”。

   宫崎市定丰富了内藤湖南关于唐宋之间存在变迁的论说,开辟出东洋近世史的领域。然而,宫崎在《东洋的近世》中所论与内藤说是不尽相同的。内藤在说明唐宋之间社会形态差异时,没有将中世与近世的表述与西方封建制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表述作直接类比,而宫崎则将唐宋的变革作为从中世社会向近世社会的变革,从社会经济史的意义方面加以掌握,在承认差异的同时,发展出明确的目标取向,将由唐至宋的转变与西方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变作相似性类比,提出“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这一概念。在宫崎市定看来,在世界史的视域下,东洋与西洋有着相似的发展脉络与结构形式,反对所谓以西方为中心,从而影响边缘地区的模式。宫崎说将东洋各国历史作整体性研究,发展成为一门东洋史学科,以期与西洋史学科加以区别。宫崎重视东洋近世社会自身的发展,将其视作日本近代化产生的主要资源,中国文化资源的地位,尤其是唐宋之际变革的历史地位被置于东洋史研究十分核心的位置。由此,宋代近世說由关注清代政治文化渊源转向关注由唐宋社会变革带来的历史“进步”,即“宋代近世说”转变为“唐宋变革论”。

   勿庸讳言,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是按西方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又按西方的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把中国的发展列入西方文明发展的大链条中,以为西方的近代化是人类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必须指出,当西方近代化成功并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模式以后,世界各国因模仿学习或被迫而走上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与在西方近代化之前世界各国各自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不能混淆的。也就是说,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是多元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确立霸权地位的300年前都是按照自己的不同发展道路发展着。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或宋朝近世化都是按西方模式来诠释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的作者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指出:试图将中国历史塞入欧洲三时代划分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古代、中世与近世这些标签已经与特殊的属性和假定密切相连,这些均与欧洲史无法分开。这些特性过去被认为是普遍的,眼下已受挑战。关于使用何种分期方法以及断限应落在何处有诸多争论,不过分期并非科学。经济的分水岭常常与政治的分水岭出现在不同时期,因为在中国如在其他地区,经济的变化快于政治体制的变化。不论选择何种方式呈现故事,目的是使分析明确,刺激与其他文明、国家和人民历史经验的比较,帮助记忆,而不是削足适履以适应某一类型的政治解释。

   正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课件《唐宋变革论》所概括总结的那样,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本身存在着诸多不符合中国历史的理论缺陷:其一,“唐宋变革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已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所否定;其二,“唐宋变革论”中提出的“贵族制政治时代”、“君主独裁政治时代”是一组较为模糊的概念;其三,“唐宋变革论”对“近世”概念的界定缺乏客观清晰的判断;其四,“唐宋变革论”只是揭示历史表象,始终无法揭示唐宋变革的动力或原因是什么;其五,研究对象是整个中国,忽略中国历史的地域性和复杂性;其六,重视后半段,对秦汉以前的夏商周等朝代缺乏理论关注。笔者以为这些概括总结是切中要害的。如果再从欧洲中心的现代化理论的内涵(包括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合理的企业组织、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向现代过渡构成一个进步的系列)来衡量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所谓宋代向近世社会的变革,其理论范式就更加显得苍白和不足。

  

二、政治视角下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笔者几年前在编写《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时,曾根据多位研究内藤湖南学者的观点指出,“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的方法才是内藤史学的活力所在”。内藤的近世说不仅是就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问题展开的,也与他关注当时中国政治走向以及日本对华政策分不开,是与他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走向开出的“贵族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会发展趋势”方案一致的。按照这种说法,中国的辛亥革命不是从旧体制、落后社会到新体制、先进社会的转换,而是“可以追溯到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纪。”如何保障这种缘于历史“早熟”必然出现的“共和制”呢?内藤提出,“日中共存的方向:即以先进国家日本的经济输入激活中国社会,由此达到国家自立的进程。”可见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不能简单地从学术层面来理解。对此,研究内藤湖南的专家钱婉约指出,“无论是宋代近世说还是文化中心移动说,都说明内藤学术的社会关注程度和现实干预感相当强烈……进一步说,内藤湖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及终极目标,始终在于对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之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这是牵动他情感至深处的毕生理想。研究中国,喜爱中国文化,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日本!因此,我们最终看到,这样一个理解并喜爱中国文化的人,却终于在日本国权扩张主义的时代思潮中,走上了在本质上背叛中国文化的道路。‘宋代近世说貌似一个赞美中国文化光辉灿烂、发达领先的历史理论,但它却是内藤湖南现实的中国观‘国际共管说的思想依据,是与一个明显具有殖民色彩的对华设想联系在一起。内藤湖南通过‘宋代近世说向读者说明,中国文化在进入近代以后已是高度发达的文化,但是正是这个‘早熟的、高度发达的辉煌文明,导致了当前衰老的、政治经济困难重重,急待寻求出路的现实中国,对此内藤提出了所谓‘国际共管的理论。”

   近期有人在评论《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034)》一书时说:“虽然后世的不少评论将内藤这种对于中国的热情,特别是其对中国历史的相关理解,视为一种与日本军国主义不乏合谋的学说,但是内藤的史学家气质始终制衡着他的现实主义的政论家角色,以简单的‘智库式的视角看待其学术内涵,显然难免顾此失彼的偏颇。”对这样的评论是有必要澄清的。因为,二战以后经过内藤湖南的学生和京都学派丰富和充实的宋代近世说可以说主要是讨论中国历史的分期及社会性质问题,而内藤湖南最初提出的宋代近世说是一种与日本军国主义不乏合谋的学说则是有确凿证据的。傅佛果在《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一书中就指出:“迄今为止对于内藤湖南的研究,或者关注他作为记者的一面,或者关注他作为学者的一面,总不免令人觉得有失偏颇。”“为了明确湖南在学术上的主要业绩和基本弱点,并深刻理解其有关中国史方面的最为著名的学术观点等等,就必须从一个整体性的角度把握湖南的学问。”从傅佛果的叙述来看,有4点值得注意:

   其一,内藤湖南是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拥护者。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的数月间,内藤写了4篇歌颂日本军取得胜利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做了如下论述:“尽管日本在中国有着应当承担的使命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一使命归根结底必须以中国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为其基础。”1897年4月,内藤作为《台湾日报》的主笔被派往台湾。在离开台湾之前不久,他写了一篇由7节内容组成的评论《革新杂识》,把自己在“经由殖民化的改革”方面的思想做了一番整理,内容包括“淘汰官吏”、“地方行政组织”、“移民措施”、“司法制度”、“财政规划”、“剿匪抚藩之方略”。傅佛果书的译者陶德民在该书导言中明确指出:“内藤在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当日起在《大阪每日新闻》开始连载题为《关于‘满洲国建设》的长篇谈话,主张利用以西方模式完成改革的近代日本的政治经验(包括对殖民地台湾的统治经验),来设计其统治方针和理念。”“他同情印度的反英斗争和中国的统一运动,但却视统治台湾和朝鲜以及建立‘满洲国为日本的当然权益。”

其二,内藤湖南首先是一个政论家,其次才是以史学为主的汉学家。这不仅是指内藤湖南的前半生是一位记者和评论家,后半生才开始他的学者生涯,而且是指他的学术服务于他的政治见解。换言之,他在学习中国文化过程中,深受17世纪以来顾炎武、黄宗羲、钱大昕、戴震、章学诚等人的影响,尤其是对经世致用精神心领神会,故“对于确信学问必须以实用为目的的湖南来说,日本的亚洲政策不应该任由职业政治家与军国主义者来制定。就这样,湖南以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学识为基础,始终就中国的改革与近代化问题,以及日本在其中的作用等现代的政治课题发表着自己的评论。”“当湖南将中国历史、中日关系以及自身的学养背景等因素结合起来之后,最终构想出关于中国社会与政治制度改革的四种模式,并指出日本在任何一个模式中都能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895.html
文章来源:《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