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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更新时间:2018-10-19 15:57:23
作者: 李华瑞  
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这件事中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15]

   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烦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1)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的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3)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4)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5)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唐中叶文化思想领域发生变革,其主要变革是(1)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2)儒家思想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3)宋儒从宏观上把握经学,而不是从章句上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达到新阶段。宋学不仅与汉学并驾齐驱,而且浸浸乎超而过之。[16]

   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是否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17]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曾瑜先生的《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18]

   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其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奏响了新的战斗乐章。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19]

   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演变的角度,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 、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 、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的从“雅”到“俗” 、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采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20]

   除以上的历史分期外,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21]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22]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更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以上可说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并称:第三期“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23]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有唐三百年的大半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大半时间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24]

   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的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

  

二、日、美“唐宋变革”论的提出与发展

  

   如前揭,虽然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教科书按西方历史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主要受日本桑原骘藏的影响,但是桑原骘藏对唐宋历史并没有给以特别的关注,或者说没有把唐宋之际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中国历史划时代的重要性来看待。因而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日本的另外一位学者内藤虎次郎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对20世纪国际宋史研究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日本秋田县人,40岁以前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07年以后转任京都大学教授、学术带头人,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

   过去一般以为内滕湖南是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25]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实际上根据内藤的长子内藤干吉的考证,内藤的唐宋变革和宋代近世说最早形诸文字是在1909年,见于内藤1909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的绪言:“近世史应从什么时代开始,当说是宋代以后。”[26]。其后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1920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逐步系统阐述了他的宋代近世说。[27]

   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实际上即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而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的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已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28]

   内藤湖南的关于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开端的假说,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至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中国近世说在国际唐宋史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29]

内藤湖南的学生和后继者在两个方面大大发展了他的假说。一是后继者们把他的假说概括为“唐宋变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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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0年第30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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