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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麦卡锡主义的闹剧与悲剧

更新时间:2018-10-19 00:44:32
作者: 王希  

   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一词始于一九五〇年,词根来自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的姓。那一年的二月九日,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首府惠灵(Wheeling)一家妇女俱乐部纪念林肯诞辰的活动上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当众展示了一份据称列有二百零五名共产党人名字的名单,并声称,美国国务卿早就知道有这样一份名单,可名单上的人至今仍在国务院内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此话犹如晴天霹雷,令美国上下一片哗然。麦卡锡则一鸣惊人,一夜之间,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参议员一跃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并在随后的四年里主演了一部荒诞的美国政治闹剧。

   从惠灵演讲开始,麦卡锡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他先是公开指责民主党政府在镇压国内共产党活动方面表现软弱,致使共产党人钻进国务院等核心部门,使美国在外交上蒙受重大损失,不仅原子弹机密被外泄给苏联人,而且还“失掉了中国”。但民主党人很快发现,麦卡锡向参议院提出的一百多桩所谓国务院中共产党活动案中,大部分与国务院毫无关系,其他个案也早为国会众议院和联邦调查局审理过,并无新意。所以,民主党人斥责麦卡锡是借反共来捞取连选连任的政治资本。麦卡锡则反咬一口,指责民主党人借反对他的调查来保护共产党。一九五三年共和党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后,麦卡锡通过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开展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清查共产党运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的清查。仅一九五三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六百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十七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麦卡锡及其调查委员会的人员,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无视正常法律程序,对他们怀疑的一切人——包括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外交官、大学教授、工会领袖、作家、报纸编辑等在内——任意进行调查。麦卡锡虽然并没有掌握真凭实据,却随心所欲地提出指控,对被调查者进行公开的人身攻击。与此同时,他的调查活动,如同滚雪球,越来越大,涉及的人越来越多,而麦卡锡的声望和权力似乎也越来越大。联邦政府中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即便是资深参议员,也不敢得罪麦卡锡。

   直到一九五四年初,当麦卡锡把他的调查进一步扩大到美国军队中时,他的为所欲为才受到了坚决的挑战。麦卡锡见从国务院挖不出共产党,便到军队中去挖,可当他提出全面调查美国陆军的肃共情况时,陆军部表示反对。在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下,陆军部向国会控告麦卡锡的调查违反了权力制衡的宪法原则,干预了行政部门的事务,要求国会举行调查。在一九五四年举行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陆军部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揭开了麦卡锡调查活动的黑幕。而麦卡锡则施展东拉西扯和哗众取宠的惯用伎俩,并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滥用参议院的议事程序,刻意干扰听证调查。麦卡锡的胡搅蛮缠早已引起在场的陆军部律师约瑟夫·韦尔奇(Joseph N. Welch)的极度反感。当麦卡锡硬把韦尔奇手下的一位年轻律师曾参加过一个宗教组织的事与陆军中的“颠覆活动”扯在一起的时候,韦尔奇终于忍无可忍,站起来对麦卡锡说道:“参议员先生,让我们不要再继续诋毁这个年轻人了吧!先生,你还有没有良知?难道你到最后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也没有保留下来吗?”

   韦尔奇愤怒的质问预示着麦卡锡衰落的开始。原来一向对麦卡锡容忍、支持甚至怂恿的参议院共和党上层也开始意识到,麦卡锡的调查不仅严重践踏了宪法原则和公民自由,而且也不识时务地把矛头指向了共和党人的政府,给民主党攻击共和党造成了机会,如再不对其加以遏制,该党将失去相当数量选民的支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在国会内外的反麦卡锡力量的协作和推动下,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提出谴责,主要理由是他拒绝回答参议院一个调查委员会的问题从而违反了参议院的纪律。虽然这种惩罚与民主党人提出的将麦卡锡驱逐出国会的要求相去甚远,而且也避免使用了“惩戒”(censure)一词,但实际上宣判了麦卡锡政治上的死刑。自此之后,麦卡锡的政治信誉一落千丈。如同他的出现一样,麦卡锡从美国政坛上的消失也是突如其来的。

   麦卡锡没有挖出一个真正的潜藏在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人,但他却给英语增加了一个新词: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这个词的原义与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词的涵义是不同的。按照麦卡锡自己的解释,所谓“麦卡锡主义”,指的是清查“政府中的共产党分子”的意思。遭麦卡锡攻击的杜鲁门却把“麦卡锡主义”看成是一种不惜以“敌视美国理想”为代价来满足个人或党派权欲的方法。麦卡锡之后,“麦卡锡主义”曾被理解成“国会的委员会对情报的滥用”。《韦伯斯特国际英语大词典》对“麦卡锡主义”定义可大致如此翻译:“一种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态度,以反对那些被认定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因素为目标,使用包括人身攻击在内的各种手段,尤其是在未对提出的指控进行证实的情况下,四处散布任意做出的判断和结论。”简言之,“麦卡锡主义”成了在政治中恶意人身攻击的一种代言词。这也许说明为什么至今美国政坛上常常把那种无端的指控和刻意的歪曲说成是麦卡锡主义行为的原因。

   反共当然不是麦卡锡的发明。在他的时代,反共是一种时髦。就能力和背景而言,美国政坛上当时胜过麦卡锡的反共人士并不少(尼克松就是一位),但为何偏偏麦卡锡能够独领风骚呢?(当然,后来也有“尼克松主义”的说法,但其语言学的影响是不能与“麦卡锡主义”同日而语的。)我想,这可能是由于麦卡锡“反共”的手段格外极端、造成的政治后果尤其严重而决定的。为了要在众多的反共人士中脱颖而出,麦卡锡不能不诉诸于过头的做法。

   麦卡锡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制造危言,以造成轰动效应。麦卡锡曾批评共和党上层多年来对民主党人政府的抨击一直停留在抽象意义上,不抓出几个潜藏在政府中的共产党出来,吸引不了选民。他认为,共和党只有把反对“叛国行为”变成反对有名有姓的“叛徒”,才能刺激选民。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麦卡锡在惠灵演讲时必须说他掌握了二百零五人的名单,虽然他当时(乃至最后)并没有什么名单。但是因为他说出了具体的数字,举着“名单”,而且说得非常肯定,听众和媒体不得不信以为真。敢讲别人不敢讲的话,敢攻击别人不敢攻击的人,这是麦卡锡将反共具体化的一个特点。他把国务卿哈奇逊和马歇尔将军统统称为共产党在美国政府中的代理人,可以说都是具体化的一种表现。

   歪曲夸大事实是麦卡锡的另外一招。他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四年提出的所有指控,大多数都基于过时案件或道听途说,麦卡锡自己并没有仔细核实和调查过。但是为了在公众面前树立和巩固自己的“猎共英雄”的形象,麦卡锡在使用这些旧材料时,公然对原材料进行随意加工,显示他掌握了新的材料。例如,一份众议院的原始材料曾提到某一个案中有三人的名字是“俄国名字”(with Russiannames),麦卡锡在报告该案时,将此改为该案牵涉了“三个俄国人”(three Russians)。一些原始材料在谈到一些未经证实的情况时,使用的是虚拟语气,如 may have been(也许)或 might have been(或许)等,可麦卡锡在提到同样的案例时,却一律改为了is(是)或者was(曾经是)之类的肯定式陈述语气。麦卡锡传记作者奥辛斯基还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麦卡锡得到的一份材料的原话是:“据说被调查对象的兄弟是共产党”;到了麦卡锡那里,这句话就变成了:“被调查对象的兄弟从前或者现在在国务院任职,他是一个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平白无故地给“被调查对象的兄弟”加上了“在国务院任职”的内容(David Oshinsky,A Conspiracy So Immense: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1983,p.114)。

   人格诋毁是麦卡锡的杀手锏。麦卡锡在指控一个人或一个部门时,通常是先给被调查的对象戴上一顶“共产党嫌疑分子”或“具有颠覆倾向”的帽子,然后,再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听证调查。如果有人对麦卡锡提出质疑,麦卡锡也毫不犹豫地给对方贴上“亲共”的标签,泼上一盆污水再说。在麦卡锡活动的早期,参议院中的民主党人曾企图通过内部惩罚的方式制止麦卡锡的胡作非为,但麦卡锡立刻采用诬陷诽谤、人身攻击、甚至伪造新闻材料等手段来打击公开反对他的民主党议员,诬蔑他们为“亲共”分子,致使他们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落选。一位名叫汤姆·亨宁斯的民主党议员,因负责起草了调查麦卡锡违反联邦选举法行为的报告,立即就遭到麦卡锡的攻击。仅仅因为亨宁斯原来的合作人曾经为一位激进报纸的主编当过辩护律师为由,麦卡锡便把亨宁斯说成是“共产党的路线追随者”。同时因为亨宁斯与圣路易斯一家地方报纸有过业务上的接触,而这家报纸又经常对麦卡锡颇有微辞,麦卡锡便指责亨宁斯按《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美共的一家报纸)的思路控制了这家报纸社论的写作。

   此外,麦卡锡还惯用无赖政治的手段。当他提出的指控被反驳或给予解释时,麦卡锡不是悉心听取被指控方的解释,而是接二连三地提出新的指控,以混淆视听,避免在回答对方时被抓住辫子。所以,在麦卡锡的听证会上,经常是旧的指控还没有说清楚,新的指控又出现了。这样的连环套,一波接一波,无止境地出现,以致到最后麦卡锡提出的问题与最初的指控变得风马牛不相及。但麦卡锡通过这种方式始终掌握主动权,牵着对方的鼻子走,直到把对方拖得精疲力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麦卡锡之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二十世纪美国历史上一个极端政治时代。即便在政治上保守的艾森豪威尔也在回忆录中谴责了麦卡锡主义,说它深深地伤害了许多公民和整个国家。但是,为什么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人还在相当长时间内容忍麦卡锡在民主体制中如此横行而不加以制止?美国历史学界提供了好几种解释。最通常的解释是,麦卡锡主义是冷战大环境的产物。麦卡锡惠灵演讲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内战的胜利,罗森堡夫妇因间谍罪被起诉,朝鲜战争的爆发等——都使美国上下感到一种真实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历史学家威廉·奥尼尔和理查德·鲍尔斯认为麦卡锡主义虽在做法上有些过头,但其反共的核心和效用是“可以理解的”和“名正言顺的”。他们甚至认为,正因为麦卡锡的反共活动与普通美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信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麦卡锡能够得到众多民众的支持,而其他政客也不敢随意反对麦卡锡(William Oneill,A Better World,1982;Richard Gid Powers,Not Without Honor,1995)。

   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如罗伯特·格雷菲斯和理查德·弗里克——则认为麦卡锡主义实际上是美国体制下党派政治的“正常产物”。民主党人自一九三二年罗斯福当选以来,一直掌握着联邦政府的权力,共和党人夺权心切,不惜利用民主党人执政中的一切失误作为攻击对方的理由,麦卡锡的出现和他的极端政治显然正合共和党上层领导集团的政治意图,所以共和党人不但极力阻止民主党人制裁麦卡锡,反而处处为他保驾。即便赢得国会控制权后,共和党也没有立即钳制他,直到麦卡锡对本党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才抛弃了他。民主党人和杜鲁门出于党派政治的需要,对麦卡锡也采取了姑息态度。他们害怕背上“亲共”的罪名,不但不从体制上向麦卡锡挑战,反而要竭力表现出比麦卡锡还要反共。而麦卡锡则有效地利用了民主党人这种心理,更加有恃无恐(Robert Griffith,Politics of Fear,1970;Richard Freeland,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1971)。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则把五十年代出现的麦卡锡主义看成是美国社会一个长期的反激进主义和反共主义传统的必然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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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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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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