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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社会改造:“五四”的基本价值

更新时间:2018-10-17 22:27:52
作者: 伍国 (进入专栏)  

  

   学人简介:伍国,现任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专业负责人。已出版英文专著《郑观应:晚清商人改革家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影响》(2010)。近期主要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人类学史及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学术话语构建过程。

(本文首发于学人Scholar公众号)


   距今已经超过一百年的“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算起)的真正精神,其“新”之所在,不仅是个人主义和对个体价值和个体解放的确认,更在于对“社会”的发现和关注,以及在个人追求和服务社会之间建立平衡。社会重建和个人解放实为无法分割的一体两面,但其话语形成经历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长期演进,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逐渐实现了逻辑自洽,因此,并不存在其社会政治关注的一面压倒了纯个人主义的一面这样的假说。重构这一段历史,还必须把眼光从新文化运动的环境创造者一代人和导师一代人,经由“五四青年”扩展到“后五四”学生一代人,才能厘清从新文化到后五四的内在逻辑,因为几代人之间终究呈现出了有所差异的气质,关注点和路径。如果只集中于胡适,鲁迅,陈独秀这几个属于“师长”辈的经典人物的理念,而不关注当时及更后来的学生一代的处境和心态,是无法完整地了解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在当时的青年一代那里是如何被接受和被调适的。

   200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杨念群教授曾指出:

   “无论是抱怨救亡的外力妨害了启蒙是实现,还是针砭启蒙对待传统与西学态度的草率延误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历程,都是受到了‘自由主义’论述的深刻影响,即都把个人自由当作高于其他价值的思潮加以看待,并把个人自由的觉醒看做是‘五四’最重要也最需急迫加以完成的任务,其他的人任务一旦妨害了这个目标的实现,仿佛就是对‘五四’基本价值的根本否定,至少是严重偏离。”[ 1]

   这里已经呈现了一种跳出以“个人自由”作为标准和分析框架来反思五四的倾向,并把学界的这种价值取向本身看成一个问题。接下来,杨念群提出了另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如果把‘个人主义’当作检验‘五四’成败的最终标准,那么如何解释经过‘五四’自由主义洗礼的大批知识精英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选择与他们当年的启蒙奋斗初衷相违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动?”[ 2] 本文认为,对五四“社会改造”面向的揭橥对于研究者跳出先把“个人自由”绝对化再来用其衡量从新文化到五四运动的历程的某种思维窠臼是有益的。本文将以更多的实证事例为基础,论证社会关注和社会改造从一开始就是新文化运动理论构建的题中之义,而学生一代还面临着他们的导师所没有的现实生存危机和精神压力,从而,部分(后)五四青年后来的群体政治行动在学理和现实两个层面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一 、 蔡元培和梁启超关于个人和社会的观念

  

   在学理和政治意义上的“社会”,“社会主义”和“社会学”等概念进入中国知识人的视野,是在晚清随着严复译介,出版于1904年的斯宾塞的《群学肆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和中国留日和留法学生的介绍。按照蔡元培在1920年的说法,作为国际运动的社会主义在1900年前后就已经引起了中国青年学人的注意:“西洋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日刊》上…俄国多数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 3] 同一年,在回顾一年前的五四爱国运动时,蔡元培同样把五四的意义归为学生对社会的发现:“学生界对于政治的表示以外,对于社会也有根本的觉悟。他们知道政治问题的后面,还有较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如平民学校平民演讲,都一天比一天发达。”[ 4] 仍在1920年的一次对毕业生的演说中,蔡元培仍然强调五四运动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引导和启迪意义,而不完全是个人的解放:“‘五四’后的唯一好结果,是平民教育。乘我们用功的余暇,办些学校,教育那些失学的人,就是牺牲光阴,也很值得的。这种事也是脚踏实地的初步,即如现在的调查灾区,也是服务社会的要端。” [ 5] 显然,在蔡元培看来,五四运动的最大功绩,是引导学生从书斋走向民间,改良社会。

   个人和社会在蔡元培的思想理路中并不矛盾,事实上,他早在1917年三月对清华学校对学生发表演说的时候,就把个性和社会并列,在对学生的期许中提出“发展个性”,“信仰自由”,和“服役社会”三条,而这里的“个性”并非和家庭及社会对抗意义上的个性,而是关于将要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如何保持文化特性,“而不为其所同化”的中国文化个性。[6]

   蔡元培的社会改造路径并不激进,他的社会理想基本上是温和,渐进,建设性的,大体可以看作儒家“大同主义”,作为个体的儒者自觉的责任感和承担意识,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原则,以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混合,并主张中西文化的交流会通。[ 7]对于法国革命,蔡元培接受的是其追求的基本原则,而未必是其暴力革命的现实方法,因为他已经从进化论进步到更倾向于相信人类的互助而非争斗:“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克(鲁泡特金)氏的互助主义,主张联合众弱,抵抗强权,叫强的永不能凌弱的。”[ 8]

   在蔡元培的理路中和当时的语境中,“启蒙”和“救亡”也并不存在后世认定的那种矛盾,甚至可以说,救亡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和启蒙想要达到的效果之一。也就是说,启蒙—在唤醒学生的政治意识的意义上--本身就是为了救亡。在蔡元培看来,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学生“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救国之运动。”[ 9] 当然,他并不认为学生有绝对的干预政治的义务,但是“当此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平民,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10] 在蔡元培看来,启蒙,即体认到自身的政治责任感,既是救亡的前提,又是救亡行动的一个结果—进一步唤醒民众。如果五四运动过程中真正存在某种内在矛盾,那么矛盾也只短暂地存在于“神圣的学术”和直接从事激烈政治抗议之间,因为游行毕竟是要牺牲上课时间的。对这一点蔡元培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强调五四针对政府外交活动的示威和街头政治本身是特例而非常态,但是他并没有认为以其他形式走向民间进行渐进持续启蒙,以此进行长远的救亡是一种特例。

   以倡导“新民”著称的梁启超在1918年,即新文化运动进行中和五四街头运动爆发之前,也论及过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梁启超毫不迟疑地主张“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他举例说明,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是因为畸形的“国家主义”压制了“人民个性”,以至于不能敌“英法美等个性最发展的国民。”[11] 个性发展的路径,在梁启超看来,基于“社会思想解放”和“破除中国旧思想的束缚。”[12] 此外,除了思想层面的解放,中国人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加强组织能力,而过去的中国,既没有德国式国家目的,也没有英美式的健全的社会组织。这种新型的人群组织形式就是在旧的国家和家族为中心的“命令服从”关系结构之外,产生平等和符合法治精神的“合群结团体。”

   的确,梁启超肯定了个性的价值,但是也只是把个性放在国家和社会的宏观语境之中加以肯定。他一方面指出个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现强国的手段,而非完全自足的目的,是起点而非终点;另一方面也指出在个性发展有利于国家之前,必须进入到法治和合群,形成团体的境地,而不是追求抛离社会的抽象个性。在梁启超的理论图景中,“并不存在西方那种个人和社会的紧张性”,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化中,“个人”也更多是作为“一个具有价值自觉的道德主体”,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权利主体”而存在。[13]

   从上述材料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第一,作为五四运动领军人物的蔡元培和更早的思想界先驱的梁启超,都并没有把个人的解放单独作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更没有强调个体是否得到完全解放,而是从一开始就把青年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改造作为五四的初衷和积极成果;第二,在梁启超和蔡元培这里,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自由主义;第三,蔡元培对克鲁泡特金和《互助论》的接受,和五四青年契合。后来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就曾经深受《互助论》影响,而于1917年十月在武昌创立具有无政府共产主义性质的互助社。恽代英最终从克鲁泡特金走向了共产革命,因为他和蔡元培所代表的是时代的差异和两代知识人不完全相同的处境和心路历程,因此,不能说恽代英的人生选择背弃了某种高悬的自由主义理想,只能说,这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力图改造社会的青年极有可能而且合乎逻辑的向前一步。


二、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导师

  

   本文的分析把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和1873年出生的梁启超作为两个新旧转化之际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亦新亦旧的个案单独列出,而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蒋梦麟,高一涵等人作为下一个队列群体观察。在这个学理上更加严谨,政治上则走向分化的群体中,国家和社会仍然占有比个人更优先的位置。高一涵在1915年就已经指出:“吾国徒以隶于宗法制度之下,垂四千余年,人各重一家之私,多不识社会为何物。”[14]对陈独秀来说,“个人”是被放置在民族间相互征服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的。陈独秀认为,如果一个人附属于另一个人,处于“附属”地位,就将被强者所宰制和征服,因此,对陈独秀来说,争取“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之人权”并非因为个体人格和人权天然具有至高的价值,而是摆脱被特定个体,性别,或民族沦入被奴役状态的一种手段和必经之途。他指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乎反是。”[15] 在陈独秀的上述逻辑中,实现个体人格和权利是实现国家权利的基础,而国家摆脱附属地位则是终极目标,不仅如此,反传统的理由正是因为传统阻碍了现代个体人格形成,因而也阻碍了国家之权在二十世纪的实现。我们不妨把陈独秀的逻辑链归结为:反三纲五常—→实现个人权利—→实现国家独立和强大这一图式。

在中国的特有语境中,即使陈独秀在1915年高呼“个人之自由权利”,但也并未给个人自由的先验性以学理的论证,因为他的批判明确针对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制度,目标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也在1919年痛斥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在于“家族制度。”余英时发现,自由主义者傅斯年,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新儒家熊十力竟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家族制度斥为“万恶之源”,并认为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 16] 本文不计划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奇迹”,但想说明,对个人自由的倡导在中国有其非常具体和特定的指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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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人Scholar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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