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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晔:兼容并蓄打开法理学学问新境界

更新时间:2018-10-17 12:57:39
作者: 郭晔  

   【摘要】 第五版《法理学》的问世,满载着新时代的法理精神,牵引着科学真知的法理逻辑,开辟着淬砺致臻的法理境界。它汇聚了“以法理为中心”的学术共识,真理与时代对话、古今与中外碰撞、原理与殊理呼应、理论与实践辉映,诸多学说如涓涓细流汇入法理之中。它诠释了“以课堂为阵地”的教材定位,经验与成果互鉴、基础与前沿兼容、教与学相长,多元需求铸就了博采众长的品质。它铺展了“求真向善”的学问路径,对象与思维相称、观照与反思相栖、思想与修辞相印,真善合一勾勒出审美的治学意趣。新版教材集学术、学习、学问于一身,凝法理、学理、哲理于一体,打造了开放包容的新时代中国法理学格局。

   【中文关键词】 法理;法理学;法理学教材;兼容并蓄

  

   学问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养成的。教材提供了学问成长的土壤,概念、命题、论述、话语和逻辑被有秩序地编织在教材之中,牵系着学问从萌芽、长大和成熟的全部历程。可以说,一部教材的演变史就是一门学问的成长史,因而教材的修订关乎根本、事关全局、影响长远。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法理学》自1999年诞生以来,先后于2003年、2007年、2011年进行过三次修订,记录了法理学进入21世纪以来的发展轨迹,见证了法学理论主题愈加鲜明、思维不断升级、体系日臻完善的前进步伐,刻画出这部教材吐故纳新、去粗存精、弃末归本的生命活力。从世纪之交单纯稚嫩的理论摸索,到三次修订中对法理学定位的反复推敲,再到新时代胸有成竹的思维创新,第五版教材的问世预示着法理学实现了法学的逻辑、法律的规律、法治的价值相统一的新飞跃。它兼容并蓄、与时俱进,为法学、法理学、法治理论之成长提供了思想沃土,它博采众长、集思广益,成为中国法科学生问学、治学、成学之门径。包罗万象的论题、丰盈厚重的思想、含英咀华的表达凝结在教材中,开辟出一片求真向善、格物致知、蓬勃向上的法理学学问新境界。

  

一、内忧与外患之殇触发法理觉醒


   直观而言,“法理学”是一个既清晰又模糊的概念:一方面,它有着自己明确的研究任务,就是研究“法”及其背后的本质、规律、价值、理念等,“法是什么”与“法应当是什么”构成了法理学追问的两大主题;另一方面,法理学从来没有能说清它自己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以至于人们总是混淆它与法哲学、法教义学、法文化学、法社会学。[1]有趣的是,法理学教学和研究又总围绕着大量的关于法的抽象思考而展开,如“法是不是与道德无关”“法学是一门科学吗”“法仅仅是规则吗”“法的权威来自何处”“法官能够做出唯一正确的裁判吗”“权利和义务谁者优先”等。而对这些问题的争议和回答,往往充斥在古往今来的各种著述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荀子、韩非到哈特、德沃金、阿列克西、沈宗灵、孙国华,法理学思想的贡献者和论述者,以特定的法言法语提出了法理学的真知灼见。于是,我们就很容易认为,那些以法学家著作为依托的阅读和思考,就构成了这门学问最显著的表征。然而,究竟什么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呢?难道就是这些文字或者未形成文字的观念吗?“研究对象”之辩难构成了法理学之痛。

   从中国法理学的特殊境遇来看,自1994年第一部以“法理学”命名的《法理学》[2]教材出版以来,琳琅满目的法理学教材却一直徘徊于“法学基础理论”的怪圈中,扮演着一张法学的入场券,而没有真正坐上法学之王的宝座。似乎法理学研究的诸如权利义务、法律渊源、法律体系、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等范畴,以及法的制定、法的实施、法的历史等知识,都在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立法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领域得到了更丰富的阐述,法理学像是矗立在法学城堡之外的导游图,成为其他法学二级学科的入门知识。而除此之外,“法的概念与价值”归属于“法哲学”(legal philosophy),“法律方法”与“法与社会”的部分,则分别以“法教义学”(theory of law)和“社科法学”(theory about law)两大阵营的学术论战而展开。[3]部门法学的不屑一顾与法理学内部的激烈混战反映了中国法理学的特有镜像:这一方面引发了怀疑论者想要拆解法理学的企图,剥夺法理学作为核心课程和研究重点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确实导致了许多高校将法理学拆成“法理学导论”(法学基础或入门)和“法理学进阶”(法教义学或社科法学)的奇特做法。“怀疑”与“混战”之窘境构成了法理学之困。

   2017年夏季刊载于《清华法学》中的一篇五万字长文《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4],以高屋建瓴的哲学洞见和切中肯綮的时代反思,提出“法理学就是‘法理之学’,以‘法理’为研究对象”[5]的观点。用高度凝练的“法理”一词统摄法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中国法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它把人们从有关法理学的杂多表象中解救出来,使人们的目光不再流转于各种各样的论述、命题、范畴之间,而统一到“法理”之上,实现了从“法理存在者”到“法理存在”[6]本身的革命性转变。“法理”不但从内容上概括了法理学论述、命题、范畴等的共同内涵,而且从时空向度上凝聚了古今中外法理学论题的最大共识。此外,“回归法理”一方面解除了“法理学怀疑论”的魔咒,使“法理”既成为法理学的中心主题,也成为法学(包含各个部门法)的共同关注;另一方面打破了“法理学混战”的迷阵,使“法理”成为沟通两大阵营的使者,“法理”共识为法理学内部的“法治”提供了可能。“法理”扮演了一个法学领域的立法者角色,确立了法理学的自治及其合法性,终止了怀疑论者长期潜伏的攻击,宣告了法理学内部的停战协议,中国法理学迎来了休养生息、砥砺奋进的新时代。

  

二、思想深处,万流归海说法理


   由主编张文显教授撰写的这篇长文,充当了第五版《法理学》教材的真正序言。把“法理”明确为法学的共同关注和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把法理学定位为“法理之学”是教材画龙点睛之笔。“法理”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它沟通着事实与价值、连接着各个法律部门、融贯着古往今来、维系着世界各地,在法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社会论的各个板块中,法理都不能缺席。“法理”也是个极具开放性的概念,既可以显明存在于法理命题和论述中,以“法理金句”的形态表现出来,也可以潜藏在案例、判例、法条等不同载体中,以“法理要素”的形式散见各处。教材“以法理为依归”,海纳百川,包罗万象。马克思主义经典法理学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如长江黄河般构成了教材的法理主脉,而古往今来其他学说则如涓涓细流汇入到法理支流中,整部教材呈现出“以理说法”的新气象。

   (一)真理与时代对话擘画理论新篇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让法学真正成为科学,其深刻揭示了法的本质、法的运动规律和科学的法学方法论原则,形成了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最有活力的法学理论体系。教材以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为思想阵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品格。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科学的方法同样促进了理论自身的进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和21世纪新的理论飞跃,其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成果。教材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载入其中,不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丰富和创新发展,而且也为整部教材输入了时代鲜血,使其更加进步、开放和年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法治思想不是僵化和教条的,而是建立在对历史的传承批判和对时代的科学把握基础上的,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包容性。教材的马克思主义基调和风格,展现出真理之光与时代精神的交会,散发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根本魅力,是坚守与进步的有机统一。

   教材不仅在理论立场和方法论上高擎着马克思主义真理旗帜,而且在阐释法理的细节中也传递着真理的厚重与时代的生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在教材中得到了生动诠释。以第十四章“全球化与世界法律发展”为例,教材首先回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历史”和“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判断:“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8]“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9]然后,从世界格局和中国发展现状的视角,将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发展趋势总结为法律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区域化,进而提出了当代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核心法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推进全球治理格局、治理体制、治理规则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法理论断,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点与习近平全球治理思维深度融合的成果,既是历史法理被时代证明,又是时代法理被历史推动。同时,教材第二十一章“法的基本价值”在论及“法对秩序的维护作用”时,在原有“维护阶级统治秩序”“维护权力运行秩序”“维护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生活秩序”之上,又增加了“建立和维护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再次彰显了全球化时代对秩序的新理解。这样,以国内秩序为宗旨的经典法理就与以全球秩序为需求的时代法理紧密连接起来,释放出法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二)古今与中外碰撞迸发法理灵光

   第五版《法理学》教材借“法理”之镜窥见到中外法律思想深处的共同基因,演绎出古今经典学派学说的理性之歌。诸多“法理金句”凝结着人类共同的实践理性、科学思维和价值取向。古罗马西塞罗的“理性一存在就成了法律”[10]与我国宋代朱熹的“法者,天下之理”[11],不谋而合道出法与理性的关系,体现了中西方对法之本体论的一致观念。英国伯克所言“所有的政府形式中,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立法者”[12]与慎子名言“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13]似心有灵犀,点出了民主立法的价值立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14]与“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15]均强调了“法的实施”的重要性;“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16],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17]均凸显了立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这些穿越时空的格言如翩翩起舞的蝴蝶,飞扬在文字中,字字珠玑、句句铿锵,自然而巧妙地糅合在一起。

教材中许多法理的概括,都是在总结中西方文明发展历史的前提下凝练而得。例如,它专节论述“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将其概括为“以人民为主体”、“以公正为生命线”、“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三方面,正是在考察中西方多元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去伪存真、权衡利弊、科学论证后的结果。“以人民为主体”,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民主权思想”的再度升华,彰显出“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本色。“以公正为生命线”,则超越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绝对平等和“人人生而平等”的形式平等,而更加注重公共正义以及个案中伸张正义和保护权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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