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杨小凯诞辰70周年前夕（逝世14周年），我们对曾和杨小凯共事的郁鸿胜先生进行了访谈。郁鸿胜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和杨小凯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朝夕相处，共同工作学习，并合作翻译了可能是杨小凯一生中唯一的一本译著，《经济控制论导论》。以此文缅怀一代学人的峥嵘岁月。

五 、合译《经济控制论导论》

学人：您和杨小凯合译过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经济控制论导论》，请您介绍一下翻译出版的经过。

郁：《经济控制论导论》这本书，杨小凯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面没有怎么提，其他人提的也很少。

杨小凯、郁鸿胜合译的《经济控制论导论》（黎振宇藏）

学人：乌家培先生在一次纪念杨小凯的座谈上提过，其他人没有参与过，可能对这件事不了解。

郁：乌家培当时担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的理事，和杨小凯也很熟悉。大概是1979年11月份，乌家培来国家科委开会。会议结束后，他向我们提到，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要访华，社科院想出一本书，作为克莱因访华的一个礼物。后来，杨小凯就和乌家培商量翻译奥斯卡·兰格的《经济控制论导论》。接下这个工作后，首先不是翻译，而是需要联系出版社。否则，翻译、出版的时间可能来不及，另外也想听听出版社对翻译的要求。

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一天，杨小凯想带我去找出版社的负责人。这个人是马洪（按：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妻子陈柏林，陈柏林当时担任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但那次，我临时有事没有去。听小凯讲，出版社问到，这本书的翻译作者都有谁、什么级别、什么职称？当时小凯和我都没有职称。出版社说，我们有要求，没职称不能出。后来，和出版社又商量翻译的事情，出版社建议增加一名校对。一般译著出版不需要专门的校对，但我们这本书，出版社要求有一名校对，也就是王宏昌先生。王宏昌此前参加过技术经济研究会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写得非常好。他原来也在北京工作，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去了青海。

学人：王宏昌先生好像在1957年反右期间有一些言论，被错误打成右派，后来发配到青海工作，直到70年代末期才回北京，吃了不少苦。

郁：王宏昌是老知识分子，有学历、职称，所以安排他来做校对。

学人：那你们是怎么分工？

郁：小凯对我说，关键内容要一气呵成，不然会导致上下不一致、不连贯，他来负责翻译。我主要承担类似前言、后记的翻译以及一些辅助工作。我翻译的比较慢，小凯连续开夜车。我记得在元旦假期后，也就一周多的时间，主体部分的翻译已经完成，他还让我帮他去查一些他感觉可能不准确的地方。我主要是打下手，后来他非常客气，把我也算作合译者。

学人：王宏昌先生对这本书提出的校对意见多么？

郁：基本上没有提什么意见。另外，周期也比较紧张，想在克莱因访华前出版，所以出版社也非常支持。这本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的第一本译著，在1981年出版，以前引进的西方经济学著作比较少。

学人：以前有些书，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可能以灰皮书的形式出版，不对外公开发行，仅限于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阅读。这本书出版后有稿费么？

郁：没有稿费。这本书从交稿到印刷出版隔得时间不长，因为之前把相关工作都打通了。书一旦交稿，就可以很快排版印刷。这本书属于比较基础的数理经济书籍，在小凯的著作目录里也没有收录。可能这是小凯唯一翻译的一本书，后来都是自己写书。

学人：后来确实没有什么译著，包括80年代出版的《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初步》等，有些著作类似现在的教材、讲义。杨小凯的数学功底好，他对数理经济学、“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有不少研究。在学术方面，杨小凯当时有什么想法和主要关注点，重点做了哪些研究工作？

郁：后来，我回到上海，在上海理工大学攻读了硕士研究生，专业是系统工程专业，也就是你提到的“三论”。

学人：“三论”在80年代特别火，杨小凯写给于光远先生的信里，就讨论到金观涛的论文，他是“三论”的代表人物。

杨小凯写给于光远的信件局部（黎振宇藏）

郁：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对“三论”非常重视，钱学森建立了系统工程。上海理工大学大概是国内最早设立系统工程专业的学校。小凯的思想，为什么和常人不一样，我后来也认真想过，小凯没有在科班学过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不受框框的限制，缺点就是观点会被领导或者专家看作“异类”，因为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