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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

更新时间:2018-10-16 22:40:32
作者: 胡德平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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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耀邦同志关于消费思想的形成背景

   二、耀邦同志关于消费的几个观点

   三、耀邦同志关于消费思想的形成过程

   四、耀邦同志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

   五、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需求

  

   耀邦同志于1982年5月19日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这次研读讨论会是针对我国当时的经济问题,结合改革开放的现实而召开的。参加者有宋平、刘毅、李朋、袁宝华、薛暮桥、马洪、郑必坚6位同志。这次讨论会,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气氛平和,畅所欲言。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但消费问题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可能还是第一次。会后,由马洪同志整理成文,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作了学习、传达。

   该文是对那次讨论会的回顾,能否又对当前我国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一些参考作用呢?这就是我执笔的出发点。

   今天中国居民的富裕程度、国家实力,远非30年前能比。虽然今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但以我国现有的各种有利条件而言,只要我国抱以善于应战、又敢于胜利的智慧与决心,那么率先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则是完全可能的。那次讨论会,作为真实历史进程中的一截横断面,愿它像一面镜子那样,可以让后人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富民强目标所做的努力。

  

一、改革初期国民消费的饥渴需求

  

   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亿农民未得温饱,城镇职工的工资也少得可怜,1978年,我国个人储蓄余额210亿元,以当时10亿人口计算,人均21元。1982年,个人储蓄余额已达到570亿元,人均57元。不到四年,居民储蓄即增加到2.7倍,虽然绝对值还很小,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已大幅攀升,储蓄也成倍增长,已成可喜的事实,且发展势头方兴未艾。这是因为我党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明确了生产的目的,人们如饥似渴的生活需求开始逐步得到满足。

   在1982年5月19日的那次座谈会上,大家都对一个具体问题——啤酒生产问题展开了有趣的讨论。作为座谈会上的一个插曲,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生产和需求的尖锐矛盾,也算是一个经典的小故事吧。

   1.啤酒生产的插曲

   1978年全国生产啤酒达到40万吨,李先念同志据此作出“把啤酒搞到50万吨”的重要批示,给啤酒行业鼓舞很大。那几年啤酒生产发展很快,但大中城市供需矛盾仍然突出,我国自产的大麦原料可做750万吨啤酒,但国家到1985年才安排了250万吨啤酒生产。国家实行计划管理,要进行调整,下达控制指标。耀邦同志说:

   这就把我搞糊涂了。既然材料不缺,供需矛盾又十分突出,各地积极性又很高,而且正在上马,为什么调整要调整到它的头上呀?

   结果1985年我国产啤酒310.4万吨,大大超过原来计划。超过计划是否就满足需求了呢?也未必。

   啤酒生产节节高攀,不是偶然的,新的所有制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加快了发展速度。秦皇岛有家国营啤酒厂,供不应求。在它旁边又诞生了一家社队啤酒厂,取名“山海关”啤酒,很快在竞争中,“山海关”啤酒占据了秦皇岛啤酒的主要市场。国营厂不服,以“挖社会主义墙角”之名,向市委状告“山海关”啤酒厂。在两个厂打官司的前前后后,《工人日报》等36家新闻单位都支持社队工厂生产的“山海关”啤酒。这些新闻报刊都参加过《人民日报》开展的“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认为生产要为需求服务,要为人们的消费服务。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看了对“山海关”啤酒厂是否“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各种报道之后,明确表示:谁代表新的生产力就支持谁,谁把生产搞上去就扶持谁,社队企业是新生力量。

   当时只是大中城市的供需矛盾突出,到底有没有算2200个县市的啤酒需求呢?进一步说,有没有计算8亿农民也终有一天要喝啤酒呢?现在50岁以上的人都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很多人是拿着暖水瓶买啤酒的,80年代初,瓶装啤酒才多了起来;中央统战部在80年代中期开车到顺义燕京啤酒厂买瓶装啤酒,还要找关系才行。80年代末,在饭馆里喝啤酒还必须搭配几个小菜。直到90年代市场上才大量出现了“五星”、“青岛”等听装啤酒。现在啤酒生产到4000多万吨,已是1985年原计划的16倍还多。市场、消费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多么大的推动力呀!

   啤酒的生产和消费只是这次座谈会上的一个小例子,消费的观念就是市场的观念,就是民生观念,用生产和消费同一性的观念去指导生产,就有明确的目的性,各种方法也会层出不穷。

   2.山东超出预计37%的消费增量说明了什么

   自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露头以来,农村形势发展很好,农林牧副渔全面铺开,多种经营、社队企业迅速发展。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人们的口粮多了,钱多了,几个人的活一个人干了,个别地方劳动力剩余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胡启立同志任天津市委书记时,一次兴冲冲地向耀邦同志说,城内黑白电视机积压,市委向各区县打了个招呼,农村的大爷大叔们赶着马车把积压的电视全部买走了。

   根据农村出现的这种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耀邦同志和国务院的赵紫阳、万里、姚依林等同志商量,从1981年起每年要递增300亿元的消费品,搞不了300亿,也要搞250亿。能否达到这个目标?1981年5月,他借休养的机会到了山东临沂、泰安考察,并和省委苏毅然等同志商量,山东能否每年增加20亿消费品生产?为此,他问山东同志到底需要什么消费品,原材料够不够?并说:

   紧紧抓住满足人民消费品的需要,抓住这一环,来推动工业的调整,工业的改革。

   一年过去了,在这次座谈会上,耀邦同志又回忆起此事,他说:

   1981年我先到山东,同山东的同志讲,按全国每年300亿的幅度长,你们山东按人口比例要18亿到20亿的消费行不行?他们算了3天,苏毅然同志跟我讲,他们搞不到。他说今年(注:指1981年)可以搞到16亿,明年可以搞到18亿。今年(注:指1982年)1月份他写了个报告来,他们去年完成了22亿。

   一年之内,山东群众对消费品的需求,竟增长37%以上。这使耀邦同志更加充满了大胆工作、继续学习的信心与决心。

   3.从人民的消费需求逼出改革需求

   苦人民所苦,爱人民所爱,福人民所福,都始终是耀邦同志从事革命活动和领导改革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点。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民的需求如潮似涌、汹涌澎湃起来,极大地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社队企业、“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城市的集体企业及个体专业户、雇工数人的个体经济,都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他们的产品以市场为导向,以民生产品为主,这支力量越来越强,大大填补了众多日用消费品生产的空白和缺口。

   全国人民开始接触、享用到了更多、更好、更新的生活日用品,有了日益充足丰富的农畜产品。当时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中,也夹进了许多生活的新元素。“太阳岛”、 “游泳装”、“六弦琴”和人们更新的衣着梳妆相得益彰;“少林寺”、“上海滩”、“澎湖湾”和社会多种的喜爱情味相映成趣;“四化”、“中兴”、“阿信”、“八十年代”和人民改革大潮的进程相互激荡。这一切固然有刺激、鼓励、引导消费政策的作用,但也不应忘记建国以来,我国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规模。问题是不能为重工业而重工业,不能为生产而生产,不能工业报喜而商业报忧。只要第一部类的生产为第二部类的生产服务,只要国家大力扶植民生产业,产业得到合理调整,我国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就能在运动中平衡,在发展中适应。

   这就说明,我国人民的消费品短缺,并不是生产能力问题,而是经济体制问题。高度集中的旧计划体制有两个自身不能克服的痼疾,一是短缺,二是浪费。所有前苏联体制国家对此都有切身体会。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奈尔把苏联式经济定义为“短缺经济”,波兰一个经济学家经过统计,认为苏联体制下的经济浪费率达到13%左右,超过一般资本利润率。这就是说,旧体制之所以不能生产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是因为那种体制不愿意也不能够这样做。

   要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就不仅要从政策上调整经济政策,还要从体制上改革经济制度,这就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凡这样做的前苏联体制国家,就能走上平稳渐进的改革之路,如上世纪的中国和越南。现正在试探改革之路的朝鲜和古巴,也是从放开人民消费限制入手的。对这种从消费倒逼出渐进改革之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的一个重大贡献,耀邦同志为此付出了智慧和心血。

   在大力倡导合理消费的同时,耀邦同志于1983年1月在党内作了著名的《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讲话,把全面改革问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在他看来,要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必须改革高度集中的短缺经济体制,从家庭联产承包、放开农产品生产开始,逐步放开城镇商品流通环节,并且让“包”字进城,扩大工商业企业生产和销售自主权,这样还可以广开就业门路,鼓励青年自谋生路、自主创业。党制定的新政策又使数百万计的城镇青年、待业人员进入到餐饮业、零售业、服装业、建筑业、运输业等行业,从而使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

   历史的进程,正如耀邦同志所预期的那样,经过几年努力,到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呈现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局面,很快市场上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的老“三大件”就被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的新“三大件”所代替。人民群众如潮似涌的需求,在前所未有的市场中,不断得到了满足。

  

二、耀邦同志关于消费的几个观点

  

   在5月19日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现把耀邦同志关于消费的几个观点介绍如下:

   1.刺激消费,引导消费

   在耀邦同志看来,20世纪许多国家在准备战争、战争时期都鼓励人们储蓄,搞所谓“爱国储蓄”,购买公债,抑制消费。我党在江西苏区也大量发行过公债,延安时期提倡节衣缩食。这是一个阶段。

建国以后是第二个阶段。我党仍然提倡居民储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人们拿到钱、奖金却买不到东西,生活消费品非常匮乏。那时挂在每个人嘴上的“三大件”,也是人们心中朝思暮想的幸福指数。但有钱少货不能满足需要,只能把钱存入银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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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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