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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

更新时间:2018-10-16 22:40:32
作者: 胡德平 (进入专栏)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大量资金,而又不能多印票子,所以国家鼓励人们储蓄,并辅之以发公债的办法筹集资金。“文革”中,我国一度达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财政状况,但计划经济的生产仍然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就是说,无法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物质和精神都匮乏的社会。

   有鉴于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这种形势下,耀邦同志提出了他对我国居民储蓄的看法。他说:请大家研究一个问题,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费基金。……个人储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如何起到这种作用?

   在请大家讨论发表意见的同时,他说了自己的意见:

   要研究一下,这两方面的比例关系怎样处理比较适当。如果处理不当,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我们当然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这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否合适?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

   耀邦同志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地集中在储蓄方面,过分地强调积累。那么群众有无自己消费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欲望呢?

   2.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满足人民需求

   衣食住行用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计划经济根据计划指令,安排人们的生活需要,市场经济则根据市场供求调节人们的生活需求。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要由人们的支付欲望和支付能力完成物质文化的消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概莫能外,只不过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要强调从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考虑安排公共事业、公益事业、公共建设的财政支出。耀邦同志的话虽然没有用经济学专业术语,但也能说清问题。如1979年11月5日,耀邦同志在家中召开了一次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会议,他说:

   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不是拿国家的东西给他,改善人民生活与满足需求是两个概念。……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过一两年后,人们会来算我们的账,说你们把生活来压生产。……生产热水瓶,在某种意义上是改善生活,但要用钱买。

   又如,1981年9月在中南海勤政殿,耀邦同志还是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同志讲:

   满足人民需要是一个方针,说是工业产品、布局、结构要从满足需要出发,但还是要用钱买,通过等价交换。

   计划经济要满足劳动者的需要很困难,因为个人的支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改善生活,只能在政府、全民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的范围内进行。这就造成了平均主义带来的普遍贫困。市场经济则要满足劳动者的需求,即不断促进劳动者支付能力的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责任就是要把满足劳动者需要和其支付能力统一起来。

   今天,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的需求消费问题,完全正确,地方上也积极工作,为解决这一问题正不懈努力。如有的地方给贫困民众发购物券,澳门地区给居民平均发钱。虽然这种做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但这却是一种基于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一次性行为,对整体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缺乏可持续性的拉动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费和生产联为一体。生产、消费既是两回事,各有特殊性,又有同一性,脱离消费的生产和没有生产的消费都是无法想像的,都是不可能的。只有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上更好地解决劳动者的支付能力问题。

   3.为何强调消费

   重生产轻消费是我头脑中长期存在过的思想,没有用辩证的、动态的、平衡的观点去认识它。在中国、世界的经济史中,对消费就有许多深刻、精彩、甚至难以想像又很离奇的观点和论述。

   如孔子的消费观是知足、安贫、不耻“恶衣恶食”、“俭不违礼”、“用不伤义”。

   管仲的消费观带有主张节俭、同时又重视侈靡的两重性。如在特殊的产品积压、生产不振的“兴时化(货)”之时,就要提倡侈靡,他的浪漫、幽默竟发挥到极致——“雕卵然后瀹?yue音月?煮?之,雕 然后爨(cuan音窜,烧)之”(雕刻鸡蛋然后去煮,雕刻木头然后去烧)。当然,即使是美国、澳门的赌场都不会侈靡到这种程度,但这一观点对那些不知消费也能刺激生产的人,倒是一例很好的历史教材。

   荀子的消费观承认人们的消费欲望,又强调节俭。他认为,只生产而不讲人们的欲望、需要的消费,无异于“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有人想要富贵但不喜欢宝货,爱美而不喜欢西施,这是虚伪的)。他还睿智地指出,“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我认为这句话对短缺经济其行不远的命运也是先哲早已有之的教诲。

   再则消费也是和生产目的、人们的需要、交换相结合的。墨子说过鞋匠做鞋,其目的绝不是要自己穿,而是为了让别人消费。亚当·斯密也说面包师烤面包也不是为个人吃饱,乃是让别人消费。马克思告诉我们:“说商品有使用价值,不外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欲望。”

   消费和生产、流通、分配是一个统一体。为何要强调消费,这只是针对旧经济体制的弊病而言,绝非要打破这一经济统一体中的内部平衡,独树“消费”一帜而罢黜百家。根据人们的需求发展生产,生产的商品又能货畅其流,让劳动者有合理的支付手段进行消费,并催生更新的需求,反复以往,周而复始,这是人间正道。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方面应更有魅力、吸引力。生产力不为人们的需求服务,也可以引用荀子那句话“好美而恶西施也”来回应。我们决不能“好美而恶西施也”,否则,我党宣传未来社会的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岂不真成为一场空想?当然这是很远很远的事了。

   4.消费与浪费的区别

   耀邦同志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反对的只是不适合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说:

   在延安时期,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卖,拼命地提倡节衣缩食,什么打补丁啊,霓虹灯下的哨兵啊,拼命地讲节衣缩食。现在如果我们重新在人民当中提倡这个口号,说我们要节衣缩食啊,拿钱去储蓄啊,我觉得不适当。我们提倡的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要适当地提倡人民的消费,适当地刺激人民的消费。我们不搞高消费,高消费的办法是错误的。

   耀邦同志的生活是简朴的,仅举一例,他在外地视察工作,一直提倡吃四菜一汤的饭。为避免大吃大喝,他总是吃得很快,经常是不等饭菜上齐就离席而去。如果是晚饭,他还要给主人这样的“宽慰”:“我去看新闻了,先走。”用心良苦。耀邦同志十分看不惯生活上的大少爷作风,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一种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之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导的投资浪费的比例比较大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计划经济无法避免这个问题。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改革尚待深入,浪费性的投资还时有发生,例如,有些贫困地区不切实际地建设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等。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拉动需求的今天,尤其需要尽可能地避免浪费性的投资。

   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消耗资源、消耗环境资源取得的,在当下拉动需求的投资大潮中,我们同样要避免这方面的浪费。罗马俱乐部1995年在《四倍跃进》报告中提出了“一半资源消耗,创造双倍财富”的经济增长模式,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三、耀邦同志关于消费思想的形成过程

  

   耀邦同志的消费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他出身于一个下中农的家庭,经过革命战争岁月异常艰苦的生活。延安时期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他就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要求,“什么时候可以到北平,听一下梅兰芳先生的京戏,那多好啊!”建国以后,他和青年人的接触,也使他更深一层了解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1.对经济工作的热爱

   耀邦同志做过人民军队的组织工作,也做过共青团的工作。两段时间都不算短,他对政治思想和干部工作相当熟悉。建国以后,“文革”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对他未能直接从事经济工作,总感到相当的遗憾。他总把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的两年半时间,作为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回忆。那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新中国建设起步的阶段。整个中国一片红火,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革命根据地和朱德总司令的故乡,川北人民更是欢呼雀跃投入到生产建设事业之中。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要换来一个越来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吗?耀邦同志也坚信这个道理,如果背离这一方向,那么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可以说,革命的目的和经济建设的目的是共通的。我想这是他热爱经济工作的思想根源。所以,他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建设问题。

   2.对群众需求的关注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据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李汉平同志回忆:上世纪60年代,耀邦同志下乡调研,来到河北安国,在田边地头和一群男女青年社员席地而坐,他问:年轻人究竟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青年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旁边就是轰隆轰隆的铁道线,城里人的生活多好啊!青年人还学着火车的声音,编了个顺口溜:咣当咣当,七八十块;咣唧咣唧,皮鞋大衣。

   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却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当众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个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耀邦同志第一次倡导消费。

   改革开放以后,耀邦同志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解释说: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耀邦同志来说,故乡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说过:以后几个孩子,谁上初中,家里可以给他买辆自行车;上高中,可以给一块手表;上大学,可以给一架照相机。他对家人如此,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有此“梦想”。

   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他是否预见到后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也会大行其道呢?

据李汉平回忆:1984年我们家从富强胡同6号搬到现在的居址,中央警卫局也给他分了一套居室,汉平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耀邦同志对他说,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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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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