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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不重《春秋》,何以识董子?

——谈李存山教授对董仲舒的误解

更新时间:2018-10-16 00:07:23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可见董氏认为君臣之际以义为上,而不可能主张绝对服从。

  

   李存山教授多年研究董仲舒,明知董氏是春秋家,以公羊学名世,其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也是一部解《春秋》之作,但却严重忽视其春秋学思想。其所撰《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一文,从8个方面来总结、概括董仲舒思想,而竟无一个方面是关于董仲舒的《春秋》学的,其对董氏《春秋》学之漠视可见一斑。而同样研究董仲舒的徐复观就不然。在其70年代初撰写的《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一文介绍董氏思想的部分中,《春秋》学占了一半以上。

  

   设想董氏复生,将如何看待李教授这样对待其思想?难道《春秋》学对董仲舒、对儒学不重要吗?

  

   李存山教授正由于不重《春秋》,对于董氏从《春秋》大义出发所提的“大一统”也有片面解读,这也是构成他认为董仲舒有较强的法家倾向的因素之一。有关这方面,因为我们双方在以前的争论中未曾提及,本文就不细谈了。

  

   (四) 题外话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

  

   我和李存山教授围绕“三纲”的两次争论,第一次是由李教授2012年初在《天津社会科学》上发表《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一文引起,后来在《光明日报》2013年2月份有一整版讨论。李存山教授在那次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温和、理性和注重学理的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刺激了我的思考和研究,对于我进一步深入地把有关学理问题搞清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尽管这并非他本意,是从反面刺激)。正因如此,我对李教授一直心存感激。我曾在今年5月28日发表的《关于‘三纲’争论的一点反思》中这样写道:

  

   特别是李存山老师,他的长文批评对我后续研究是很大的促进。我也很庆幸,这些年来,我与李存山老师等人没有因为这场争论而结下什么“怨恨”。相反,随着交往增多,他的为人让我受益良多,我以能结识李存山这样的仁厚长者而感到幸运。(《儒家网》2018年5月28日)

  

   今天重读旧文,恍若隔世。

  

   大出我所料的是,李存山教授在8月下旬以来与我的争论中,显得相当心急和情绪化,轻易使用诸如“狡辩”,“混淆是非、没有逻辑”,“囫囵吞枣,在整体上犯错误”,“你不知儒、法之分”,“你不懂商榷文章的‘规矩’”,“你不懂辩论的规则”,“你举什么‘尧舜不擅移’”等说法,以及间接使用“不是糊涂,就是反动”,“胡搅蛮缠”等说法来批评或指责对方。同时,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布两人私人通信及交流内容。这些做法容易把正常的学术争论引向意气之争,不利于确立理性、规范的学术争论风气。应该说,最近的这次争论我事先没有预料到,而李教授在这次争论中的有些做法,有失一名学界前辈的风度。所以,我曾在8月29日给李存山的私信中这样写道:

  

   过去多年来,我一直把您当作值得敬重的前辈来尊重,我甚至在自己的公众号里把您称作为一位“仁厚长者”。……但是,最近您的表现,严重动摇了我对您的一贯看法,我不知道日后该如何与您相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对您的意见,直接与您沟通。

  

   应该说,我与李存山教授今年8月20日以来的争论虽然激烈,在“三纲”的实质性问题却并无实质进展,也无实质碰撞,我们一直都是在外围兜圈(这当然也与我说他“诡辩”有关)。这些,以及最近的争论给私人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都让我深感遗憾。

  

   2018年10月11日于清华园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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