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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邱建生 车海生:改革开放四十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更新时间:2018-10-10 13:46:58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邱建生   车海生  

   这些方向性调整根本改善了“三农”处境。同时,在全球危机挑战下,中国遭遇第二轮生产过剩暴露出三大资本都过剩的困局,也借此,农业与农村经济才能挣脱此前半个世纪仅被作为产业资本阶段的一种经济产业的旧体制约束,可能得益于中产阶级“市民下乡”带动的城乡融合。“三农”发展客观上已经成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主要载体。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的演进,国家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里逐渐转向城市、转向全球化,造成“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群体事件大量增加。21世纪初从江泽民开始调整,胡锦涛2002年接任后提出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但是“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形成,大多数地方和部门一时调整不过来。例如,中央针对2003年农业、农村形势严峻在2004年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干部大部分不认同。2005年接着提出新农村建设,只能由中央直接投资三农,到2012年累计有6万亿,但是不能解决部门和地方利益结构矛盾的问题。“三农”问题仍未能根本好转。直至2012年党中央换届,2013年后,全球遭遇资本过剩,而且中国的三大资本数量上也已经世界第一的时候,面对过去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严重弊端,我们已经不能再因循旧轨。中央遂加大反腐力度,提出“四个意识”,强化中央权威,经过5年努力,到2017年十九大,党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必须以生态文明作为方向来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三农”处境终于开始有了根本好转的条件。

  

   二、“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的百年张力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的乡村振兴战略,虽然是在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演进历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一战略的历史转折意义只在改革开放的脉络中无法完全理解,还必须从“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的百年张力及其转化中去寻找。

  

   工业化、城市化是西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西方文明内生的一种东西。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迫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因为没有军事工业,没有枪炮、原子弹、航母,我们就要挨打。但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具有生态文明内涵的农耕文明,由我国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多样性, 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拥有多样性的生存方式, 包括社会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天然的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如果按照中国文明自身的历史变迁轨迹,不会有那么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

  

   18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概括为四次工业化:满清的“洋务运动”及随后的民族工商业发展;民国的20—30年代的“黄金经建十年”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后发工业化人口大国,在险恶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压迫下,主要通过政府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加上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是苦自己不害别人[iii](西方工业化是为了对外殖民,掠夺的物资反过来促进自我工业化,所谓以战养战;中国工业化是为了自我保护,只能从“三农”提取剩余,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自我斗争过程),就形成了严重的农村问题。所以梁漱溟先生说,“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亦无非是破坏乡村。”甚至“自毁甚于他毁”[iv]。故此,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发展一直存在着“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或者“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百年张力和矛盾——中华民族骨子里是想追求生态文明的,但是现实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工业化。一旦外部压力减弱,条件成熟,我们就要重新回到以乡村为根本的生态文明道路上。

  

   现在来看,这个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矛盾斗争过程,借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阶段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40年到1949年前两次工业化时期的战略退却;1949年到2017年后两次工业化时期的战略相持;2017年以后建设生态文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期的战略反攻,可能要到2050年完成。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战略反攻的开始——中国逐渐改出过去迫于西方压力不得不采取的工业城市优先发展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走上符合中国文明特性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并慢慢影响西方。2050年开始全世界共同走生态文明道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1、1840年到1949年的战略退却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长期高度紧张的条件下,清朝末年籍湘、淮两军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势力搞了第一次工业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沉没和辛亥革命的发生,满清政府主导的第一次工业化运动随着自身的覆灭失败了。满清在安定了两百多年、政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于是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民国的黄金增长期,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百年工业化大目标,也要面对内对外两大矛盾。对内是因为地主从原来的村内地主变成在外的工商业地主,于是地主把原来的下打租改成上打租,而且把实物租改成现金租,立刻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导致过去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小农被现代经济击垮,于是乎出现了小农破产、乡村衰败。这是对内造成的代价。对外,1929-33年西方大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是白银币制,海外白银价格抬升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国民党政府被迫放弃白银改为纸币,现代货币体制建立。但是日本侵华随之而来,1935年废弃白银改行纸币的时候,日本占领东北,东亚转向战时经济,改用纸币第一年(1936年)还没有改变通货紧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政府必须用有限的贵金属跟美国交换军火,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快速转化成通货膨胀。民国从1937年起遭遇通胀,一直持续到1948年。1948年通胀恶化无法维持,于是借来美金追求进一步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仍然无法维持。一年后,民国政府轰然倒塌。第二次工业化失败。民国政府垮台的原因是什么?本质上是因追求西式现代化而形成的巨大成本无处转嫁。

  

   清末和民国两次工业化是战略退却阶段。晚清以降列强入侵,五年必犯边,十年必大战。清民两朝不论革命与否、国体如何,均不得不割地赔款,开门揖盗。面对西方压力不得不推进工业化,但是因为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官僚脱离群众、高高在上,霸占着土地等社会资源,社会上下不能团结,军阀混战、民乱蜂起,自身工业化成本没有办法向农村转嫁则工业化不能完成,于是也无力抵御列强以侵略的方式向中国转嫁成本。

  

   2、1949年到2017年的战略相持

  

   国共斗争中共产党是怎么胜利的呢?依靠农民土地革命人均平分土地这种“去现代化”的均田免赋的传统方式。就是说,1949年土地改革使88%的农民人口跟城市现代化没有关系了,共产党接手政府只需解决不到12%的城里人的吃饭问题。同时,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地,农民不仅推着小车支援解放军打仗,而且折实征收的农产品实物就是建立国家财政金融的物资基础。客观地说,1949年我们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了民国的现代化通胀危机。

  

   而后,新中国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训以及战争中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动员机制和组织,用30年时间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三次工业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干部不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工业化的成本干群一起承担,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苦难干群一起承受。形成了干部不忘初心、群众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建设国家的局面。

  

   然而,是工业化就会有成本,我国前30年工业化还以“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重工业为主,没有增加多少城市就业,所以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反倒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一旦成本累积形成危机,就要“上山下乡”,把城市失业人口转移到农村去。同时,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是为了方便城市工业从农村农业提取剩余,到了“文革”晚期外债和赤字问题恶化,农民的积极性不那么高了,于是危机爆发在城市。

  

   改革开放搞的包产到户,形式上跟建国初土地改革一样,是又一次按人口平均分地。只不过上一次叫土地改革,这一次叫家庭承包,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质是“均分制+定额租”。1950年农民占总人口88%,1980年农民占85%。包产到户让农民回家种地,政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所以,如果看建国初期和改革初期的历史经验,其实有很大可比性,也是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现代化危机。

  

   1980年代改革以后,我国工业化发生了从一个中央政府演变为约7万个地方政府都进行地方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戏剧性变化,伴随着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形成30年的高增长。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伴生严重“三农”问题和环境污染,中央逐渐强调可持续发展,但这与地方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于是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导致外需大幅度下降,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我国又遭遇了一次类似建国初和改革初的城市危机。

  

   这次危机我们怎么解决的?中国以前出口退税13%,意味着中国政府拿财政补贴给海外消费者13%。现在中央把13%的出口退税转而补贴农民,只要是农村户口就享受13%的价格折扣。于是农民积极购买,结果是农村百户彩电拥有率达到104台。依靠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化解了出口不畅的危机。还是依靠向不那么现代化的农村转嫁城市现代化的危机。

  

经过研究,从1949年到2009年,我国已经发生过八次经济危机[v]: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发生的危机;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所体现的危机;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外向型转化;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危机。中国是如何从众多危机中幸免于难、实现危机软着陆的呢?历史经验表明,只要能够向“三农”直接转嫁代价,城市资本危机就会“软着陆”;反之,凡是不能向“三农”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的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中国多次“转危为机”,在于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向农村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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