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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

更新时间:2018-10-08 21:14:59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摘要:儒家之道是文武之道,文武兼备之教。在儒家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文武兼备基本精神。儒家的“教”包含教育、教化、宗教三重含义。儒家或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通过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以三祭之礼为代表的“神道设教”是一种典型的儒教形态。以人文理性为主,宗教为辅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今天,儒家的更新发展应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关键词:文武之道;教育;教化;宗教;三祭之礼;神道设教;多元整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读秋风先生发表在《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的《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深感多有偏颇之处,特撰文商榷。他首先把儒家定义为“文教”,接着由文教之说提出儒家非宗教之论,最后讨论了儒家文教与宗教的关系, 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文化政治格局。这些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以使我们在尽量准确地把握与诠释儒家思想,促进儒学的复兴。

  

一、儒家是“文教”吗?


   不能简单化地把儒家定义为“文教”。儒家之道是文武之道,当然是既文且武,文武兼备之教。何为文武之道?文武之道,本意是指周文王、周武王之道。

   周文王,本名姬昌,是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商纣时为西伯,即西部诸侯(方国)之长。亦称西伯昌。他能继承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政化大行,在位五十年,已为翦商大业作好充分准备,但未及出师便先期死去。《国语·周语下》说“文王质文,故天胙之以天下”,文王质性有文德,故能得天下,希望后代也能这样。《史记·周本纪》说:“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1]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诗经·文王之什·文王》就是专门歌颂周文王姬昌道德功绩的诗篇。《大戴礼记·少闲》说:“(文王)作物配天,制无用,行三明,亲亲尚贤,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文王以德行、文略而使天下归心。柳诒徵先生曾经指出周代政治尚文,他说:“三教改易。盖文王、周公尚文德,故周之治以文为主。”[1]姬昌死后,姜尚为其加谥号曰“文王”,是为谥号之始,并逐渐形成谥法。《史记·諡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

   周武王,本名姬发,西伯昌与太姒的嫡次子,在位13年,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因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故得以继位。武王即位后,继承父亲遗志,重用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等人治理国家,周国日益强盛。受命九年在盟津(孟津)大会诸侯,前来会盟的诸侯有八百多。受命十一年,商纣王不顾虑财政,持续发动征讨东南夷的战争,已把商朝弄得国困民乏。武王见时机己到,便联合庸、蜀、羌、髳卢、彭、濮等部族,亲率战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余人,进攻朝歌,在牧野发动战斗,据说杀人无数,“血流漂杵”。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武王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死后谥号“武”,史称周武王。据《汲冢周书》:“刚强直礼曰武;威强睿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穷曰武。”又《汉书·礼乐志》:“武王作‘武’,‘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所以,一般而言,称文帝、文王者,言其慈惠爱民,轻徭薄赋,不尚征伐也;称武帝、武王者,言其崇尚武力,长于攻伐,创下赫赫战功也。

   文王、武王治国平天下之道被后儒引申为能文能武,既文且武,一文一武之道,如《尚书·大禹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赞誉天子之德,既有武功,又有文德,指其文经天地,武定祸乱。后多指人既有武功又有文德。西周太师尹吉甫是周王朝著名的军事家、诗人、哲学家,文韬武略,治国安邦,《诗经•小雅•六月》赞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对此,朱熹解释说“宪,法也。非文无以附众,非武无以威敌,能文能武,则万邦以之为法矣。”[2]是说吉甫能文能武,为周王朝的中兴内安外攘,厥功甚伟,天下万邦,以其为法。文武之道体现在礼乐当中,如《礼记·乐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始,盖谓每奏诗乐的前奏曲。乱,合奏也。郑玄注:“文,谓鼓也;武,谓金也。”

   孔子对文武之道的体认、阐发与传承奠定了儒家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形成影响甚巨。《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说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又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指的就是记录在竹简木椟等“方策”载体上的历史文献。什么是“文武之政”?孔子所说的“文武之政”,指西周初期周文王、武王,包括周公旦辅政时所推行的治国平天下之道,简单地说就是以礼乐文明为主体的周政,其实质就是尧舜禹以来的王道政治。孔子推崇周文王、周武王的“文武之政”其实是对两种不同思想倾向与政治实践的中道整合。《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皇疏:“文武之道,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就是尧舜禹这些古代圣王治国平天下之道,简称为王道政治。刘氏正义:“《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宪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传,由尧舜递至我周,制礼作乐,于是大备。故言文王既殁,其文在兹。及此,子贡言道,亦称文武也。”

   孔子中道整合的思路是文武兼备,但以文为先、为重,而武为后、为辅。《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简单地说孔子通过对《韶》《武》之乐的评论提出了一个评论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尽善尽美。更深层的含义是孔子以仁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根本标准,也是最高标准。《武》“未尽善”主要是杀伐违背了仁道。《论语注疏》:“此章论《韶》、《武》之乐。《韶》,舜乐名。韶,绍也。德能绍尧,故乐名《韶》。言《韶》乐其声及舞极尽其美。揖让受禅,其圣德又尽善也。《武》,周武王乐,以武得民心,故名乐曰《武》。言《武》乐音曲及舞容则尽极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让而得,故其德未尽善也。”朱熹《论语集注》:“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韶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这些诠释是基本上符合孔子思想精神的。在孔子心目中,上古尧舜禹之时禅让得天下,是最理想的,但到了文王偏文有志未逮,武王偏武征诛得天下,当然孔子是倾向于文的,所以这里含蓄地批评武王尽美未尽善。孔子倾向于文但并不废武,而是强调文武兼备。《礼记·杂记下》载孔子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左传·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齐国大夫犁弥对齐景公说齐国大夫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知礼而无勇”,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孔子有文无武”,试图恃强凌弱以平武力夹持鲁君,但孔子大义凛然,与妄自尊大的齐国军臣针锋相对,以子屈强国、正典仪的凛然大义使齐国君臣的阴谋没有得逞。《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在夹谷之会前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果然在文武兼备的情况下以弱胜强。明人茅元仪《武备志·自序》就说:“人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

   由文武之道而有文武之教。孔子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学生,是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周王官学要求贵族子弟必须从小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其中礼、乐文武兼备,射、御属武,书、数属文。孔子以“六艺”教育就包含了文与武,既崇文又尚武!这都是孔子的文武之道及其教育实践。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孔子整理古代文献教育学生的教材,是形诸文字的。但须知“六经”的核心价值是王道思想,《庄子·天运篇》载孔子对老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也?”六经是先王之陈迹,是先王嘉言懿行之档案记录,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正如章学诚所认为的那样,六经原本只是有关政教的历史和事迹,是先王的政典制度,是是治国能够天下的大纲大法。但是,这些记录是珍贵的文献资料,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孔子之治六经,“述而不作”,即对古典文献只是整理而不是创作,实际上是在整理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述有作”,“述中有作”,就是使人们明白其所以然,于是就通过新“诠释”发明先王之大义,表述一己之思想。因此,清人皮锡瑞说:“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之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3]孔子不仅仅是教育学生的普通老师,孔子作六经不仅仅作为学生的课本,而是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两千五百多年来全民的导师,其编撰的“六经”也成为万世教科书。

   孔子推崇王道,以王道为理想,但并不绝对排斥霸道,在治国上注重宽猛相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因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汉书·地理志下》:“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春秋时期,尽管王道衰微,诸侯争霸,而管仲、子产还能礼法合用,“尊王攘夷”就是当时标示王霸共存的一个口号,起过一定的实际作用,即对华夏共同体起过凝聚的作用,也对王道的急剧衰微提供过延缓的作用。桓、管以“尊王”行仁,以“攘夷”行霸,对此孔子是肯定的: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这颇能说明孔子对以王道为理想,同时有限认可霸道的思想倾向。另外,孔子对称霸西戎的秦穆公,孔子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评论秦云:“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孔子把宽、猛作为两种统治手段,认为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交替使用。《左传·昭公》20年载:郑国执政子产死后,“子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于是子大叔出兵镇压,“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对此,孔子评论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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