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殡葬管理改革中出现了一系列乱象，如2012年河南周口平坟事件，以及2018年上半年江西上饶地区政府集中销毁5000多口棺材等，均导致国内舆论哗然，加剧官民对立紧张，构成了对于传统礼俗的严重破坏。但它们却在近期反复上演，并非偶然，其中有一个隐秘而顽强的思想误区在起作用。现行殡葬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殡葬管理的方针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其中“革除丧葬陋俗”一语的问题显而易见，它实际上不加区分地将传统礼俗当做陋俗，反映出对于传统礼俗存在严重认知偏差，显然是全面反传统时代的产物，这样的规定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必然导致始料不及的后果。近年来，学界不断发出要求修改或者删除这句话的呼吁，可惜的是，在新公布的殡葬管理条例修改稿中，这一条依然故我。
中华文明号称礼乐文明，数千年的礼乐教化，造就了一代代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人格，成为古典文明世界中一道因人注目的风景，远的不说，晚清至民国间所派出的数量不多的留学生，就以其儒雅斯文、好学上进与爱国情怀广受赞誉。几何时，曾经的礼乐之邦风光不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游客走向海外，不少人在国外闯红灯、随地吐痰、乱扔烟头和在公众场合大生喧哗，视公共规则为无物，被称为海外华人游客的四大恶习，不但令祖国蒙羞，也让每个真正的爱国者引为耻。
从礼乐君子到群氓的角色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原因固然多方面，其中长期对于传统礼俗的肆意破坏无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传统文化一向重视道德培养，但道德不仅是空洞的说教，在礼乐文明体系中，良好的品德通过礼仪制度造就的。传统中华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足见其礼文之盛；孔夫子告诫颜渊“非礼无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是以礼治身的宣言。儒家认为内在的德只有通过外在的礼来呈现和实现，以德修身的表现首先是以礼正身，没有了礼乐修习，所谓道德只不过是动听的口号而已，口惠而实不至，正是孔子痛斥的乡愿与小人。因为传统的所谓德治，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礼治，就是揖让而治的君子之风。战国末期的荀子甚至将是否有礼义提高到人禽之辨的高度，如果说有一道底线将人类的世界和动物世界区分开来，那首先是礼，丧失了礼的民族事实上已经沦落到与动物相似的存在层次。礼与现代法治并不矛盾，却比法律更为基础，如果将文明比喻为一座大厦，法律与政治是它的上层建筑的话，礼俗就是它的地基。没有了地基的载持，没有了礼义廉耻的支撑，大厦的唯一结局就是倾覆，大厦越高大，倾覆就越严重。
南宋以后，随着朱子家礼的制订和推广，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冠婚丧祭人生四大礼仪，四大家礼涵盖了人生从青少年、成年、老年到身后的完整生命历程，甚至去世之后的精神生命都通过系统完备的祭礼延续。朱子家礼颁布之后，很快就在东亚流行开来，成为影响东亚儒家文明圈最为重要的人生礼仪范本 ，时至今日，虽然它中国大陆民众已经鲜为人知，但在东亚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冠婚丧祭四大人生礼中，又以丧礼最为重要。孔子时代提倡三年丧期，当学生抱怨三年太长时，孔子回答：父母怀抱了你三年，你才能够自己下地活动，你对父母连三年的情分都没有嘛？孟子甚至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意思是说，父母活着时候的孝顺奉养还不算大事，父母辞别人世的丧礼才堪称大事，明确将送死的丧礼置于生的礼仪之上，这与目前各地政府赖以推动丧礼改革的厚养薄葬口号恰好相反，道理何在，孰是孰非？在孔孟看来，父母去世是生离死别，又关系到彼岸世界，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必须用最高的礼仪安排；不仅如此，孔孟还意识到，一个人如果连丧亲这样的大礼都不郑重其事，父母生时的奉养之礼一定不会放到眼里，正如《大学》所说：“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所以，孔子孟子看来，所谓厚养薄葬是个伪命题，儒家一向反对薄藏，认为虽然丧礼不能过于铺张，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体面隆重。孔孟认为，薄葬却能厚养，是根本不可能的，是情理的颠倒，完全违背人的情感逻辑。所以一味提倡厚养薄葬，只不过体现了对于圣贤之道的无知罢了。
在孔孟看来，丧礼如同其他各项人生礼仪，都是源于人的内在亲情，所谓“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它们既是人生情感表达的必然，又反过来提纯和升华了人的情操，并通过礼乐实践加强了人们的情感纽带，将分散的个体联系为一个精神共同体，形成真正的公序良俗。如果抛弃了它们，人的正常情感将无法宣泄而陷于心理病态，人也将失去了日常涵养情操的实践而变得无情无义，进而鲜廉寡耻，社会共同体将因为丧失了润滑与粘合剂而分崩离析，社会个体将因为终极关怀的失落而沦为无处安身的鬼魂野鬼，文明世界将因此而堕入野蛮之邦。这样的民族将不幸应了一句懴语：人们将在自己故乡流浪，并最终不得不将故乡变成异乡。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没有一神教信仰的民族而言，礼仪就是她的信仰，就是她的宗教，就是她的底线，礼崩乐坏意味着底线的崩溃和信仰的垮塌，其实是顾炎武说的亡文化，此孔夫子所深忧也！
不仅如此，一旦社会礼崩乐坏而难以修复，真诚情感与淳朴的美德将会沦丧，从此之后，一切意识形态的华美宣示都将演变为是言不由衷的鹦鹉学舌，先秦儒家早就用一句话指出了它的病根：不诚无物！
正因为如此，连封建王朝都极其重视丧葬礼典的维系，比如南宋时期，为避免一些贫困家庭因没有土地而将去世的父母火葬，政府为他们买地葬亲，以敦人伦而兴教化。以现代社会而言，海外华人十分珍视传统丧礼，据马来西亚华人殡葬专家王琛发介绍，尽管马来西亚华人丧礼已经形式上已经现代化，但现代化形式并没有隔断华夏礼乐传统，而是较为完整地传承了传统丧礼的内涵，包括从饭含、小敛、大殓到出殡的主要仪式环节，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华夏丧礼，使得每个身处异乡的华夏子孙依然能慎终追远的传统丧礼安身立命，从精神上保持着对于中华文化的信奉与皈依。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陆长期、反复和极端的反传统运动，最终塑造了传统礼俗等同于四旧的叙事话语，深深地刻印在几代人的脑海深处，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一切传统礼俗于是统统成了“陋俗”，天生就那就只有被破除的份儿了，近期打着改革旗号而行破坏传统文化之实的事件，与复兴传统文化的历史大势背道而驰。实际上，多少有点传统文化意识的人都知道，经过全民破四旧的摧毁，加以近年来过度商业化的冲击，中华礼俗已经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现在急需做的不是破而是立，重建已经被破坏无几的礼乐文明，收拾游离涣散茫然无归的人心，才是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之急务。因此，一些地方政府丧礼改革中的过激行为，是在继续摧残民族文化命脉，在复兴传统文化的今天，令人匪夷所思。
古人云：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现行殡葬管理条例的诸多乱象，病根在于误把公序良俗当陋俗，这是一种不幸的我执，也是对于民族文明传统的严重误读。此种误读使得这样一部关系到每个人终身大事的法规，不但毫无人文关怀可言，而且走到了人道价值的反面。这样一个内在的病灶，只要一天不切除，就会不断发作，搞得民怨非沸腾，甚至连地下的祖先神灵都将不得安宁， 这样的条文，留它作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