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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维伟:从组织架构到微观行动:20世纪50年代的党群组织与社会统合

更新时间:2018-10-04 12:18:54
作者: 郑维伟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初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期,各种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开创了不同以往的新模式和新秩序,从根本上规定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组织人分析是研究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新型组织人的个体行动既借助组织而有力量,也受制于组织制度、纪律和政策等。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组织,以政治动员的方式,逐步将具体制度嵌入社会、统合社会。观念、利益和情感构成个人行动的基本理由。唯有在组织架构与微观行动相互作用中做具体分析,才能深化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群组织与个人行动的认识。

   【关键词】 组织架构,微观行动,党群组织,社会统合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思考中华民族自救之道时提出:“夫我不为一散漫的村落社会乎?一言以蔽之曰,求其进于组织的社会而已。”①组织起来,成为中华民族自救的大道。组织起来需要组织,将人们组织到组织中,并在组织过程中使组织嵌入社会。政党是不同于传统社会组织的新型组织,而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特殊性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态,“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党,它是以分析阶级力量、依靠阶级斗争来进行革命的党”。②借助阶级分析,中国共产党重新条理社会,而群众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组织、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互动是宏观组织研究的基本面向。组织人分析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逻辑起点。新型组织人的个体行动既借助于组织而具有力量,也受制于组织制度、纪律和政策等约束。组织与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组织内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是组织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个人行动的源泉和限制。唯有在对宏观组织与微观行动的具体分析中才能深化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群组织与个体行动的认识。

  

一、引言


   随着传统秩序的瓦解,近代中国社会陷入全面危机。危机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政治秩序崩溃。晚清专制政体在应对外敌入侵与国内治理方面捉襟见肘,而刚成立的共和政体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国际政治格局变革,尤其是日本侵华打破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建制和经济建设步伐。第二,社会解体。面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和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被强制拖入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价值系统危机。在传统中国,儒学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依托,士人作为价值系统的承载者,奉行“内圣外王”之道,讲求修齐治平的事业格局,而在政治秩序崩溃和社会解体的情况下,尤其是作为联系士人与国家纽带的科举制被废除,儒学价值系统及士人阶层如同盘内走丸,盘已破碎,根基顿无,旁逸斜出。

   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一个发端于“轴心文明”的古老国家,能否重新收拾政治秩序、重新组织社会与重建价值系统,实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文明理想,是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过,近代中国的全面危机以及国际秩序的变革压力,使我们没法依靠文明内部传统组织和哲学,传统经验无法理解当时的危机,传统组织也无法适应急剧的历史变革。因此,寻求新的组织形式、变革手段和社会理论,成为近百年来中国政治面临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气势磅礴的土地革命、革命战争、整风运动等革命实践,使中共从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彻底克服了近代以来的全面危机,中国历史进入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共和政治,克服了政治秩序危机;以组织起来为号召,重新构建了社会秩序;以人民公社统合乡村社会,以单位制统合城市社会,克服了社会危机;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使之深入人心,克服了价值系统危机。

   中国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世所罕见,其参加人数之多,过程之复杂,经验教训之丰富,寻遍近代革命史,唯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似乎可与之相媲美。理解中国革命,总结经验教训,提炼出新理论,能为学术创新提供新的增长点。传统党史学界一直注重革命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许多创见,这是我们理解党史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所不可逾越的。胡乔木是中共党史体系的创立者和诠释者,其历史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党史观。传统史学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科学化,缺乏社会科学理论视野和方法论,而以论代史的弊端是将马列主义的某些论断绝对化,然后机械地套用到党史材料中,使党史材料成了庸俗化马列理论的注脚。对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胡乔木提出“不能认为马列主义以外就没有社会科学,不讲马列主义就没有科学性。讲出这一句话来,非常重要,这才是解放思想”。③

   国外学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有利于弥补这一局限。不过,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大多是制度化的集体抗争活动,有其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且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社会理论是以微观机制为中心,忽视了宏观社会背景。④这就很难解释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组织以政治动员来进行制度嵌入和社会统合的做法,因此运用西方社会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必须以历史情境为里,对理论的局限性有反思性认识,既不应生搬硬套,也不宜闭目塞耳。

   华人学者既有中国生活的经验,又有西方社会科学训练,往往能提出较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黄仁宇以从技术看历史的冷静视角,克制以道德评价历史,超越党派界限和流俗意见,提出国民党建构了现代国家的上层机构,结束了军阀混战,但国民政府全靠城市经济维持,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条理了基层社会,在农村中创造了新机构和新模式。后毛泽东时代只有通过法治手段将国家与社会连接起来,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⑤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颇符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抛开价值判断,国共两党只是历史意志实现自身目的的两个工具而已。黄仁宇的分析具有历史学的通透和厚重,超越了意识形态偏见、历史宿怨以及习俗陋见,但缺乏对历史进程中微观机制的分析,描述性有余,理论化不够。

   邹谠将宏观历史结构分析和注重微观行动的理性选择理论熔于一炉,提出全面危机-社会革命-全能政治的分析范式,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范式对中国政治学人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邹谠的价值关怀是,探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体转变的逻辑过程,即从传统权威主义政治转变成现代全能主义,进而探讨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可能性。宏观政治系统的基础是个人的政治行动,个人行动是宏观政治系统的内容。宏观政治系统构成个人行动的约束与机会,也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个人不同的理性选择和互动策略往往又造成不同的结果。他认为,“二十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是应付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就必须用全能主义政治为手段”。⑥政党是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新型社会组织,是社会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必然侵入社会领域,成为国家的领导中心和社会上最雄厚的力量。近代以来的全面危机只能借助社会革命的非常手段,才能快刀斩乱麻地重拾旧河山。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危机感也侵入政党的潜意识,“危机感可以促进改革,但是更容易成为激烈盲目行动的根源”。⑦不过,他的分析也有不足之处。他没有关照到宏观组织的内部构成和具体运作,忽视了宏观组织的变与常、名与实之间常相背离,循名未必责实,形式上的改变可能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变。

   政治学界有学者根据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力量提出现代国家建设的三条路径,即资产阶级、军人和政党分别推动的现代国家建设。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统治、成立立宪政府后,在代议制民主框架内为争夺国家权力、落实不同的政策主张,而分裂为不同的政治派别,逐渐完善政党制度。墨西哥、拉美地区,在推翻殖民统治之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政治严重衰败,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力量来统合社会。于是,国家中最有组织性和行动力的军人组织纷纷取代民选政府,结束政治混乱状况,制定有利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推动现代国家建设。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采取的是以政党领导与推动的形式。⑧这种观点在政治学界颇有影响力。不过,其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挑战也是毋庸置疑的。从理论上来看,政党和现代国家的概念本身需要进一步的界定。从长时段来看,会党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会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现代国家的概念也充满歧异性,而政党推动的不一定就是现代国家建设。此外,该命题过于笼统,对政党推动国家建设的动力、机制和效用均缺乏微观透析。

   此外,从统合主义视角研究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社会学界与政治学界均有充分讨论。⑨张静提出,中西统合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同,西方处理的是“先分化,后整合”的问题,中国则是“先整合,后分化”的问题⑩,研究的重点是后毛泽东时代国家与社会相对分化情境下的社会统合问题,而忽视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统合社会的精深研究。陈佩华等学者认为新中国实行的是国家统合主义,而不是社会统合主义。社会组织由国家创造,并由国家控制的层级机构来控制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并不拥有独立的合法性和行动能力,其主要功能是代表国家来规训组织成员。儒家文化为国家统合主义奠定了社会基础,列宁主义的党国体制为国家统合主义提供了制度框架。11另有论者认为中国并非以统合主义为指导来有意识地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群众组织主要是政党-国家全面组织、渗透社会的产物,是出于革命动员、社会控制和统战工作的政治需要,而不是赋予社会利益群体利益表达和代表的组织渠道。12

   这些看法至少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治体制并未定型,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体制尚需调适以适应中国的历史情境,未必成为国家统合主义的制度条件。国家统合主义的理论预设还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自由主义,因此自然将国家统合主义作为极权主义的运作方式。第二,社会科学的理论化有余,历史感不足,尤其对党群组织统合社会的方式方法付之阙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体制尚未建立,中国共产党重在以群众组织来统合社会,群众组织经历政治运动而逐步深入到基层单位中去。对单位体制的理论研究往往将其作为既定事实做功能分析13,或者说从单位制造成的社会后果,来论证单位制形成的原因,而忽视单位形成的动态过程14,更漠视单位与群众组织的历史比较研究。况且,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组织的利益代表与表达功能是较为充分的,尤其在1956年以前更是如此,利益表达与革命动员并非截然对立。

  

二、 党群组织、政治动员与社会统合


   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共同体在初创时期,必然包括某种优秀的东西,后来者重新回到制度创设的源头,能汲取新生之道,重获最初的名望和生长能力。1520世纪50年代初是共和国的奠基期,旧制度、旧习俗、旧道德尚未破除,新制度、新风尚、新道德尚未形成,历史转折年代各种利益冲突、价值冲突相互激荡,精彩纷呈。新中国成立一扫百年来的屈辱,一片开国气象。各种制度、规范开始逐渐创设、完善与嵌入社会,开创了不同以往的新模式和新秩序。这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向。我们现时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面临的现实难题,皆发端于50年代。回到50年代,重新发掘共和国制度的新精神和新模式,对于我们思考当下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发展的历史为里,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和必要社会科学方法,提出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社会的宏观分析框架:党群组织-政治动员-社会统合。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组织,以政治动员的方式,逐步嵌入社会,实现社会统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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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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