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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上)

——薄弱环节的革命与二十世纪的诞生

更新时间:2018-10-04 12:13:54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探索如下问题:如何才能将20世纪中国建构为思想的对象?上篇共分三个部分:长世纪、欧洲世纪末与作为时势的世纪;短世纪的条件:帝国主义与太平洋时代的兴起;中国革命与短世纪的起点:非均衡性与“薄弱环节”。在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条件展开分析之后,作者认为,“短二十世纪”的诞生需要从对“薄弱环节”的探寻开始。从探寻革命契机的角度看,不是旧的欧亚地缘争夺,而是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后亚洲地区的新格局造成的革命形势,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这些战争所触发的“亚洲的觉醒”,构成了“短二十世纪”的多重开端。因此,从时间上说,“短二十世纪”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始于1914年,而是始于1905—1911年;从空间上说,不是始于一个开端,而是始于一组开端;从契机上说,不是始于毁灭性的战争,而是诞生于对突破帝国主义体制和旧制度的探寻。

   【关键词】 20世纪,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学,非均衡性,薄弱环节

  

   如果从苏东解体、冷战在欧洲终结算起,20世纪落幕至今已近三十年。欧洲正在进入后冷战之后的危机时期,但亚洲的冷战阴霾仍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东海与南海升沉,提示着冷战与后冷战之间的复杂纠葛。继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更加持久的增长,与美国、日本一起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鳌集于太平洋区域。从19世纪末开始的太平洋世纪在延续,但其中心正发生重要转移。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终止,市场关系的扩张和渗透仍然在持续,国家没有衰落,民族认同甚至比以往更为清晰,但革命已经蜕变为幽灵。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体制、政治框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

   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纪,一个至今陷落在各不相让的叙述之中而难以构成思想对象的时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无所不在的世纪元素,却无法像对待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那样,或者像对待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19世纪那样,来思考20世纪。本文以探索《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前言中提及的、在该书中未能涉及的“有关中国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①为宗旨,两者研究对象和写作状态十分不同,但都致力于将中国思想和历史建构为思想的对象。我们既是20世纪的产儿,又身处作为其否定物或对立物的时代,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人物或文本的处理,都无法摆脱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既是其产儿又是其参与者的多重身份所造成的紧张。

   本文探索如下问题:如何才能将20世纪中国建构为思想的对象?思想总是在对话中形成的,思想的对象不是僵死的客观性,而是具有能动性和内在视野的对话者。因此,所谓将20世纪建构为思想的对象,首先意味着将20世纪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即不再只是将这一时代作为当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注释和附庸,而是通过对象的解放,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对话关系中,20世纪中国不仅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审视自身、审视历史和未来的视野,即一种不能自居于审判者的位置随意处置的对象,而是一个我们必须通过与其对话、辩驳、自我反思而重建自我认知的主体。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将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对象也才能获得解放。

  

一、长世纪、欧洲世纪末与作为时势的世纪


   那么,究竟有哪些要素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主体性,又从哪些要素着手去探索或触摸20世纪中国的主体性?这里先从20世纪作为历史叙述的时间框架谈起。如何界定20世纪?又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刻度,20世纪不可能恰好是1900年以降的100年,历史学家们根据不同的尺度对其进行了重新的度量,例如长世纪与短世纪。本书未使用“漫长的20世纪”这一概念,但并不拒绝从长时段的视野观察这一时代。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一书中,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综合马克思和布罗代尔有关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将20世纪70年代美国遭遇的体系性危机溯源自14世纪以降约700年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有关资本控制和再生的现象,从而为观察发端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世纪提供了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同时代大部分关注底层事件的研究不同,阿瑞基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的上层构造,即金融-国家体系。“我们的调查本质上是有关积累的连续性的体系周期的比较研究,目的是界定(1)重复与进化的模式,这也正是在目前的体系性重构和金融扩张中再生的模式;(2)金融扩张的当下阶段的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可能导致与过去的重复与进化模式的断裂。四个积累的体系性周期获得界定,其中每一个都在其资本积累的世界进程的主要代理者和结构面有基本的统一性:从15世纪至17世纪起初的热那亚周期,从16世纪晚期至整个18世纪的荷兰周期,从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的英国世纪,以及从19世纪晚期直至目前金融扩张阶段的美国周期。这一约略和初步的分期意味着,积累的连续周期相互重叠,尽管它们在长度上渐渐变短,但它们都长于一个世纪:这就是采用‘长世纪’概念并将其作为基本的时间单位用于资本积累的全球进程的分析。”②

   类似的方式也被用于对现代中国的解释。在回应当代史学有关现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含义的讨论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使用了“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概念,并将我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方法论的阐述置于这一范畴下考察。他认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试图恢复理学的概念或视野,例如礼乐与制度的分化,并将其作为治理的模式与封建和郡县这一组概念重叠。“伴随这些分化和对立的是把历史看做既是一种时势同时也是一种理势”,进而“重建其探讨的‘对象’——帝制中国——并与社会科学关于帝国的概念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帝国这个概念通常只是通过它的二元对立的方式,即将其作为民族国家的对立面来理解的。他的‘帝制中国’概念中的‘帝制’带着一些伤感:它既不是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也不是其原型。如果它有一个目的的话,那是一个不同的东西。”③“这个帝国同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因素和帝国的因素,此外还具有其它许多因素。作为理性的官僚制国家,它在许多地方与民族国家相同,但它又与世袭君主制结合,在与其臣民互动中发展出一系列制度和合法性的策略,并不是像民族国家那样,以同一的方式来对待所有的人民。”④正是为了把握中国理念的历史完整性而不是将它们归结为基本的文化要素,《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不想把帝制中国还原为以民族国家为发展目的(的政治结构),它既不能被民族国家的反题来理解,也不能作为其原型来对待,虽然它可能具有其它非西方国家的特点”。⑤因此,“或许我们需要研究20世纪初在全球涌现出来的那些多民族多文化的民族国家,以把握它们早先的国家形式的合法性是如何整合到其现代形式中的。”⑥换句话说,即便探讨的不是阿瑞吉笔下的资本主义周期,而是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漫长的二十世纪”也必须是世界性的。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从长时段视野观察中国及其现代演变的尝试。在讨论宋代思想时,我从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分野、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等源自宋儒的时势观和理势观等内在视野,探寻天理世界观的诞生;在讨论清代思想时,我从元、清王朝与宋、明王朝的区别出发,探讨王朝国家形态的变化和错综纠葛的关系,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了现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形态与王朝史的关系。在有关西藏、西域、台湾、琉球及亚洲区域的探讨中,我在许多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历史分析,但本文试图将这些分析置于20世纪的时空框架内部,从多元与共时的时间关系中解释时势的变化。因此,两个合理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本文没有一以贯之地从儒学或中国历史文献中选择一个或一组时间概念描述刚刚过去的时代,却转而讨论并使用世纪这一“外在的”纪年概念?如何界定这个源自基督教世界的纪年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第二,为什么没有沿用“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时间框架,而是采用了“短二十世纪”的概念?这一概念与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中所界定的始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终于1991年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终结的“短二十世纪”有什么区别吗?⑦

   首先,“世纪的降临”其实源自清末敏感的心灵对于时势的判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中国士大夫仍然在“公羊三世说”的历史意识和王朝纪年的框架下判断世界,但也正是在这一时刻,那些致力于改造中国的士大夫发觉自身用以观察世界变化的时空框架难以呈现和解释时世的变化,转而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述时势的特征。世纪这一概念伴随着20世纪的到来,降临在中国思想人物的笔端,逐渐成为人们描述自身时代特质、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性范畴。我没有着重强调两种历史意识和时间观的重叠,而是将世纪的诞生视为前一种世界观发生危机的后果来加以解释。20世纪的概念虽然是在与“公羊三世说”等儒学叙事的相互纠缠中诞生的,但更是“公羊三世说”或其他经典历史叙述无法应对这一时代巨变之性质的产物。这些历史叙述和时间概念的置换正是不同力量争夺霸权的结果。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主要从漫长的历史演变及其内在视野勾勒现代中国的历史前提,但在最后一册围绕科学话语共同体及公理世界观的讨论中,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发生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系统性断裂或置换。在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和区域关系的分析中,规范内外关系的基本范畴不再是朝贡或藩属关系,而是主权与公民权的范畴了。如同杜赞奇所说:“现代中国已成为其一部分的民族国家体系,是建立在非常不同于汪(在讨论清代历史时)所描述的归属原则上的。民族的形式要求在公民和国家之间同一均质和没有中介的关系,即使在确保自治的少数民族区域也是如此。在建立于精英统治结构之上的中国帝制原则和现代的主权概念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可通约性。”⑧对于我而言,这一转变的含义无法在一般规范或原则的区别中加以抽象界定,而必须置于漫长的中国革命所缔造的新秩序及其价值系统中加以观察。因此,世纪的诞生标志着历史的断裂,即再也无法在旧的时间序列中理解自身了;这一概念的普遍化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源自当下性的时势观将主导对于全部历史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将世纪或20世纪本身作为对象,既是将这一时势观建构为一种能动的力量,同时也是将其从普遍的和客观的位置上解放出来的努力。

   正由于此,20世纪的概念并不只是一个分期概念或时间刻度,而是历史行动者对于当下时势的把握、对于行动根据的判断,一切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都在这种剧烈的历史意识的变迁中重新组合。如果世纪概念标志着一种霸权性的普遍时间概念的诞生,历史行动者用世纪作为界标的努力也同时表现为对于推动这一时间概念普遍化的霸权力量的抵抗。世纪这一西方时间概念是在时势这一传统范畴内获得其内涵的:世纪的霸权力量究竟是什么?是船坚炮利?是政治制度?是文化形态?是生产方式?是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这一连串的追问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战略。因此,在其诞生的时刻,世纪概念对当下性的关注和非目的论的性质区别于通常的时间概念。

在1900年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使用这一概念,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世纪作为一种时间的标记也与其他纪年方式并行不悖。这一现象不独中国如此,欧洲的世纪概念同样包含对时代状态的把握。格里历是由意大利医生兼哲学家里利乌斯(Aloysius Lilius)改革儒略历而制定的,1582年由罗马大公教会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P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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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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