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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上)

——薄弱环节的革命与二十世纪的诞生

更新时间:2018-10-04 12:13:54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XIII)颁行,但真正作为普遍历法是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在欧洲,20世纪是在“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氛围中诞生的。这一法文语词虽然包含新时代正在到来的含义,但更是关于旧时代正在终结的断言。这是一种处于文明溃败的末端时刻的氛围,一种新时代可能开启的预感。在时间上,“世纪末”通常指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叶的文化氛围,其内核是对19世纪造成的历史断裂和文明危机的判断。⑨在文学、艺术等文化诸领域,“世纪末”概念代表着一种退化、颓废、唯美的氛围,一种因文明陷入危机而产生的厌烦、悲观、犬儒的情绪,一种情感主义、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态度。除了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⑩、王尔德(Oscar Wilde)等世纪末文学的代表之外,这一时代影响深远的病理学是从进化论衍生而来的退化论,其代表是出生于维也纳、长期在巴黎活动的精神病学家莫雷尔(Bénédict Augustin Morel)。11莫雷尔有感于19世纪犯罪、疾病和精神失常的显著上升,注意到精神疾病与生理疾病之间存在联系,认为心理紊乱和行为失常是由不正常体格造成的,进而发展出了退化论(degeneration theory)。退化论以正常状态或完美的人为假设起点,将由于环境影响所产生的变异解释为退化。根据这一退化理论,失常现象虽然是后天的,却可以通过遗传,伴随着代际更替而愈加退化,例如从第一代的神经症退化为第二代的精神错乱,再至第三代的低能症和第四代的不育症。莫雷尔的退化论产生于19世纪中期,不仅在19世纪80年代具有重大影响,而且也奠定了20世纪优生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既影响了左拉建立在环境决定论之上的社会批判,12又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纳粹优生学)提供了思想资源。13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与欧洲“世纪末”的退化论相互呼应,但章太炎、鲁迅都没有像莫雷尔那样假定绝对的完美状态。章太炎用“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的理论反击进化和进步学说的目的论,他说:

   近世言进化论者,盖昉于海格尔氏(Hegel,即黑格尔——引者注)。虽无进化之明文,而所谓世界之发展,即理性之发展者,进化之说,已蘖芽其间矣。达尔文、斯宾塞尔辈应用其说,一举生物现象为证,一举社会现象为证。如彼所执,终局目的,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而进化论始成。同时即有赫衰黎氏与之反对。赫氏持论,徒以世运日进,生齿日繁,一切有情,皆依食住,所以给其欲求者,既有不足,则相争相杀,必不可已,沾沾焉以贫乏失职为忧,而痛心于彗星之不能拂地,以扫万物而剿绝之。14

   正是沿着这一思想脉络,至1910年,他开始用“齐物平等”理论将平等的观念与每一事物的独特性的观念结合起来,从根本上与世纪末的退化论划清了界限。15鲁迅将对进化论的目的论批判直接引申为对于欧洲19世纪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剖析和批判,在尼采、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影响之下,他的文学起点带有浓郁的欧洲“世纪末”文学、文化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气息,但不同于前者,他把悲观和虚无编织在对截然不同于19世纪的20世纪的召唤和反抗绝望的哲学之中。16“五四”以后,鲁迅对于优生学所内涵的种族主义的否定萌芽于对欧洲“世纪末”思想的扬弃。17

   章太炎、鲁迅对于欧洲世纪末思想的回应和扬弃基于被压迫民族的思想者的政治直觉和理论思考,表达的是对“19世纪”政治经济方案的批判与否定。对于中国而言,无所谓19世纪,而只存在将欧洲19世纪作为楷模的变革方案和思想习惯;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逻辑经常渗透在这些变革方案和思想习惯内部,却因为是“我们的”方案和习惯而让人浑然不觉。在科技和政治领域,“世纪末”标志着一种作为帝国主义知识的地缘政治学的诞生,一种地球作为有限空间的时代的到来。“19世纪的落幕标志着欧洲扩张的‘哥伦布时代’的终结”,18也就是地球被瓜分完毕了。“世纪末”就是“20世纪的世界必须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地球来理解的信念。汽船、公路、铁路和电报等等技术和全球交通使得未来世界成为一个‘较小的’地方,一个可以被作为单一体系进行阐释的地方。”19“地缘政治学这一由瑞典政治学家契伦(Rudolf Kjellen)创造的用语与19世纪晚期相伴而生。如同19世纪90年代诞生的许多语汇一样,‘地缘政治学’是一个旨在传达其新颖性的混成表达。它被设想为一种为了一个新世纪而产生的、能够提供对于这个世界的民族-国家、它们的边界和领土能力、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的新研究领域。”201897年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一书,提出“国家是属于土地的有机体”;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国家有机体要想茁壮成长,就必须扩大自己的地理空间,“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21因此,“他描绘了一个由流动边疆构成的世界。获得发展的国家在一个‘领土兼并与并吞’的系统中将‘政治上有价值的地区’纳入囊中。因此一个国家的领土在任何时间点都只是‘本质上变化的有机体的一个静止过渡阶段’,直到文化发展的终点。”22这位“政治地理学之父”也是“生存空间”(the living space)这一20世纪地缘政治学概念的发明者。

   因此,与“世纪末”文学和艺术的颓废氛围不同,在地缘政治领域,这是燃气、石油、电力替换工业革命时代的煤和铁的时代,采用福特主义工业生产的美国正在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霸权。美国是一个坐拥两洋的大陆,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相对较小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和由海洋链接起来的松散帝国。内陆的重要性突然变得如此重要。美国的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强调海权的重要性,他发现从小亚细亚至日本之间的中亚区域幸存着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国和日本等独立国家,它们夹在俄国与英国之间,对未来的世界秩序而言具有显著的地缘重要性,进而赞成英国在这一区域抗衡俄国势力。23在他看来,俄国的扩张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它从其领土的西部和东部各选取一个中心点,向南作扇形推进,“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两个侧翼的南北方向回推,才能有效地遏制俄国。……堵住其出海口。”24与马汉的海权论不同,麦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这位海权王国的战略家认为,20世纪将是一个陆权争夺的时代。25他进而断言:“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这一事件的极其重要成果,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26

   从1890年开始,欧洲殖民地收益在下降,欧洲国家间体系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由英、俄的海陆两极斗争,到德、美崛起后的多极斗争,最终形成了由协约国与同盟国为两极的更为简明也更为危险的格局。27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国家武备快速增长。赫弗尔南(Michael Heffernan)将 19世纪90年代称之为“符号觉醒”(semiotic arousal)的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视为一种符号,一种即将到来的断裂或灾变的前奏。28世纪这一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在这一时刻突然具有某种界标的作用,提醒人们思考过去和瞻望未来。地缘政治学就是这一“世纪末心态”(Fin de siècle mentality)的一个侧面,它与旧世界秩序正在终结、一种由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少数大型邦联或帝国(如美国、亚洲、非洲或欧洲等)主导的世界秩序即将取而代之的想象有着密切的关联。29

   这一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地缘政治恐慌”(geopolitical panic)与1900年前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放眼世界所见的不确定的未来相互呼应。这些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人也正是从这里出发,设想一种建立在清朝地基之上的、融汇几大族群和宗教的超大型立宪政治共同体,以介入这个正在为金融系统、大型工业组织和军事体系所控制的不确定未来。30因此,这一关于帝国的想象并不是对于传统王朝的回归,而是面向新世纪的世界秩序所产生的对抗性构想,因为20世纪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构想正是从边缘控制欧亚大陆中心,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1943年的遗著《和平地理学》中将麦金德关于欧亚大陆和世界岛的名言修改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31略早于斯皮克曼的著作,毛泽东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将中日战争中中国与苏联的地缘接近作为抗战的有利条件之一,他进而在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对比中,分析了“中国本部”之外广阔边缘区域正是中国的生命线。在论“大块和小块”一节中,他说:“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32这一战略设想的前提不正是建立在晚清改革者与革命者基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地缘政治关系而产生的“五族君宪”或“五族共和”的中国构想之上吗?

   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或更准确地说,一种时势意识,世纪正是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下从边缘走向中心:无论长或短,世纪或20世纪在其诞生时都不是一种客观的分期方法,而是一种通过对独特时势的把握以重新确定历史行动方向的主体行为。世纪的降临是一个事件:启用这一时间概念正是为了终止旧的时间概念,20世纪不可能从先前的时间概念中自然地衍生或发展而来——既不可能从王朝纪年、黄帝纪年或孔子纪年等时间序列中来说明这一概念,也不可能从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间序列中去把握这一概念,但一切其他的时间概念都将在这一时代被重构为20世纪的前史。“‘世纪’的意识是与20世纪紧密相连的,它和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33因此,对于20世纪的历史叙述需要采用一种颠倒的方式加以理解:20世纪不是其前史的结果,而是其前史的创制者。

  

二、短世纪的条件:帝国主义与太平洋时代的兴起

  

不同于阿瑞吉的“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框架,霍布斯邦的20世纪是短促的。他的“短二十世纪”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基本框架,同时又与十月革命所诞生的国家之长度相互重叠。用他的话说,“的确,这并不是偶然的,本书中所界定的短二十世纪的历史在时间上基本与诞生于十月革命的国家相始终”。34但20世纪的界标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两场革命,抑或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多重革命序列?霍布斯邦虽然指出了世纪与苏联的历史重叠,但他对于这一国家的历史内涵的追溯意兴阑珊。在他的笔下,战争与革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统一战线,西方与苏东体系的对立及冷战的终结,以及现代主义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兴衰,构成了“短二十世纪”的基本内容。然而,如果要将在他的叙述中地位十分边缘的中国置于思考20世纪的中心位置的话,离开苏联或中国的现代历史形成的历史内涵,而只是将它们作为一般界定的民族国家加以分析,无法把握20世纪的独特性。就苏联而言,它所以能够扮演与霍布斯邦笔下短二十世纪重叠的角色,不只因为她是一个大国,一个如同罗马、英国或美国这样的世界性霸权,更因为她是一个诞生于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中、不同于16世纪以降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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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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