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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中 曾新华: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四十年

更新时间:2018-10-04 00:13:16
作者: 陈光中   曾新华  
除极少数特殊重大情况必须向上级请示者外,都由所在地的司法机关独立依法审理。对于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和裁定,有关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坚决执行;如有不服,应按照司法程序提出上诉,由有关司法机关负责审理。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坚决服从党的领导,但在执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时,又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这两者毫不矛盾,认为服从党的领导就可以违背法律规定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从这段指示可以看出,一是确立了法大于权,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二是确立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三是取消了党委审批案件制度。

   此外,文件还要求必须广泛深入地宣传《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党的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应当作为模范,带头遵守法律。从党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组织,从党中央主席到每个党员,都必须一体遵行。绝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三) 复查和纠正“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

   “文革”结束后,复查和纠正“文革”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冤假错案成为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一项紧迫而又繁重的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978年下半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就已开始逐步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1978年4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提出了按照“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纠正“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但是由于当时法院工作人员的思想不够解放,措施不够得力,心有余悸,复查工作进展缓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作了重要决定。公报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之后,司法干部逐步解放了思想,复查工作普遍开展起来了。截止到1981年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120余万件刑事案件;按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30.1万余件,涉及当事人32.6万余人。各地人民法院还主动复查了1977年和1978年两年中判处的反革命案件3.3万件,从中改判纠正了错案2.1万件。到1983年,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和1977年、1978年判处的冤假错案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2]根据复查的结果,冤假错案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遭诬陷鸣不平,被定为反革命罪判了刑的案件。据截至198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这类案件在改判纠正的反革命案件中占21.9%。另一种是按《公安六条》判处的所谓“恶毒攻击”案件,一般占改判纠正案件的50%左右。

   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使成千上万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和人民群众得以平冤昭雪,重见天日,使受害人及其家属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抚恤。这些工作深得民心,对于医治创伤、稳定政治局面、恢复党的威望以及促进现代化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 “严打”与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下放

   “文革”结束以后,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暴力犯罪活动和恶性案件频发。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为“严打”拉开了序幕。该决定指出,“中央决定以三年为期,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同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后者指出:“为了迅速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决定:一、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二、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的十日改为三日。”

   应当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决定在当时犯罪活动猖獗、恶性犯罪频发的后“文革”时期,对于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依法治国角度来考量,该《决定》存在一些值得反思之处。例如,刑诉法刚通过不久,《决定》就修改了有关期限的规定,使其大为缩短,削弱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和上诉权。

   为配合“严打”,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修改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规定。该《决定》规定:“一、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以及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二、对反革命犯和贪污犯等判处死刑,仍然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此,除反革命犯和贪污犯等判处死刑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外,在1981年至1983年期间因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判处死刑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第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据此,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此外,1991年至1997年期间,最高人民法院还以《通知》的形式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云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和贵州六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现实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将死刑核准权下放高级人民法院不仅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冲突,还使部分高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使得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同时也增长了司法实践中发生冤假错案的风险。

  

二、深化与进步:1996—2012年

  

   (一)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1996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刑事诉讼法治重大发展的标志性成就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1991年1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召开了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座谈会,征求与会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并委托专家提出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供立法部门参考。[3]1995年6月,全国人大法工委进一步召集实务部门对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于1995年10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下发全国及相关部门征求意见。1995年12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正式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进行初步审议。尔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又根据会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1996年2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再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第一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式完成。

   该修改决定共计110条,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的修改,主要包括以下十大方面:

   1. 增加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为了协调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增加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2. 取消免予起诉制度和增加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有罪应当经过人民法院审判加以确定。但是原《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了免予起诉制度,即“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被免诉的公民在法律上定为有罪,与法院判决有罪有同等效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仅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还增加规定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

   同时首次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即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在审查起诉时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法庭审理时则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该原则否定了“疑罪从轻”“疑罪从有”,其与前述第12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

   3. 加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一是在总则中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二是在立案一章中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立案的监督;三是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的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等。

   4. 调整侦查管辖与自诉案件的范围。一方面缩小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范围。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除职务犯罪、危害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外,还有一部分妨害经济管理秩序的犯罪。如果继续由检察机关管辖不利于检察机关集中力量加强反腐败斗争。因此,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的范围,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犯罪,明确规定为:“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另一方面扩大了法院自诉案件范围。增加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三类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5. 律师提前参加诉讼,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法改变过去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时才可以委托辩护人的作法,允许在侦查时就可以委托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时,则可正式聘请辩护人。还增加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6. 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害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主要作了如下修改:一是在诉讼地位上将被害人从一般诉讼参与人升格为当事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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