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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儒学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

更新时间:2018-10-03 23:36:27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摘要:近代中华民族一直经历着主体性的失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儒学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的关键。笔者的思路:一是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多元文明交流融会过程中,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强调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等;二是在当今中国文化内部多元思潮和思想观念、学术流派纷杂的情况下,要确立儒学的主体性;三是儒学复兴的过程中,要确立儒者的道德人格主体性。

   关键词:中国文化  主体性  多元文明  多元思潮  儒者  道德人格

  

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由于诸多内外因素的作用,中国文化遭遇全面危机,中国人一度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丧失了自信心,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都降到了最低点,使中国人在自己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上陷入了迷茫徘徊,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可以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体西用是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一种观点,在理路上就是试图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但是当时的“体”已经是被掏空的“游魂”,不但与社会制度剥离了,而且与民族生命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一有价值的理论没有办法落实。民族复兴的核心是文化的复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

  

一、主体性与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


   什么是主体性?“主体”一词,其涵括量甚广,具有多层含义,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内涵规定,如对“主体”可划分为认知主体,审美主体,道德主体,实践主体,等等。所谓主体性,简单地说就是指人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主体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是主体在作用于客体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觉能动性,它集中地表现为自主性、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所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劳动,即人是有能动性和自主性的。

   什么是“文化的主体性”?张岱年先生说:“一个独立的文化,与另一不同类型的文化相遇,其前途有三种可能:一是孤芳自赏,拒绝交流,其结果是自我封闭,必将陷入衰亡;二是接受同化,放弃自己原有的,专以模仿外邦文化为事,其结果是丧失民族的独立性,将沦为强国的附庸;三是主动吸取外来文化的成果,取精用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①]在这三种途径中,张先生赞同最后一种,他还特别强调说:“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②]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把文化的兴亡同民族的兴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杜维明教授有这样论述:

   现在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次,它是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③]

   为什么要强调文化的主体性?汤一介先生说:“要有文化的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理解和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深厚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它将或被消灭,或全盘同化。”[④]

  

如何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


   笔者以为,首先要有文化自觉意识。费孝通先生提出,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反思“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么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她将人类带到哪里去?”并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思考就是“文化自觉”。 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它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⑤]

   其次,要有文化主体意识。所谓“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并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也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惟有确立文化主体意识,立大根大本于传统,才有真正的文化自由可言。另一方面,一旦具有文化主体意识,我们才能够以一独立自主的文化系统,与西方文明展开平等而积极的互动与对话。对于古代和近代以来的传统,我们既不轻忽,也不夸大;对于西方,我们既不盲从,也不漠视。一切都应透过具体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如实地评估西方的各种思想与制度,进而有方向、有步骤、有重点地吸纳,而非囫囵吞枣、人云亦云地跟进。[⑥]

   因此,笔者在这里提出基本的思路:一是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多元文明交流融会过程中,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强调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等;二是在当今中国文化内部多元思潮和思想观念、学术流派纷杂的情况下,要确立儒学的主体性;三是儒学复兴的过程中,要确立儒者的道德人格主体性。这样,我们就有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从小而大,由内而外,层层推展的三重主体性。下面分层展开论述。

  

二、多元文明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


   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人们,如何才能和平相处,共创人类的未来,这是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以来人类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20世纪以西方世界为主,发生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灾难,二战以后虽然再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久和平仍然是人类的渴望和理想。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新世纪并没有带来新气象,而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多元文明的日益接近,特别是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问题以及西方文明对非西方多元文明的咄咄逼人,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危机。

   如果要概括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首先应该是多元性或者文化的多样性。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把世界文明区分为8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则把世界文明区分为20多种。其它一些哲学家和文化学家也有不同的区分。这些划分都从不同角度向人们揭示出世界文明发展存在的多样形态。联合国《世界文化报告2000》在谈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时说:“我们应当把文化多样性看作是:它在过去已经存在、现在呈现着更丰富的形式,在将来会成为汹涌的大河。最终这种多样性是人类意愿的产物。”“了解、赞同和甚至欢呼文化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而是意味着多元共存。文化的多元存在在这里指的是:不同的国家、公民群体、国家和国际机构理解和组织文化多样性的道路。”[⑦]2001年11月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界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多元文明的在全球现有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框架之内和平共处,发展进步的问题。各文明的如果不能和平共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出现纷争,乃至战争。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新世纪并没有带来新气象,人们期望世界和平的曙光并未令人乐观,社会冲突、种族冲突、政治冲突、经济冲突……依旧未见缓和,牵连及或转移到宗教冲突时,人们更是加深煽情与狂热,把争战带到无疆界境地,生命掠夺就近在人人的身边,以毒以杀,仇恨和恐惧循环交炽。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多元文明的日益接近,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危机,并开始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许多西方学者,有着很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对日趋多元的世界文明发展格局不能宽容,提出了很有影响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就提出:“新世界中占首位的冲突根源,将不会是意识形态性的或经济性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仍将是最有力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后来,亨廷顿在他的专着中发挥这一观点说:“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它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9O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⑧]他的观点受到了来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的批评。

当今威胁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主要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挑战和文化霸权的出现。文化帝国主义是当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借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其后果就是使西方强势文化在许多方面取代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样性失去其真实的意义,成为空洞的形式。文化帝国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普遍性的,否定其它文化的“其它性”并改变这种“其它性”。这种态度带有一种悖论的特性:一方面,它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的同一性,不能改变这种同一性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其独特同一性的价值是普遍的[⑨]。文化帝国主义的出现,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化趋势是相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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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陕西省社会科学界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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