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高尚全:亲历中央若干重要改革文件的起草过程

更新时间:2018-10-03 12:59:41
作者: 高尚全 (进入专栏)  

   本文系高尚全口述,萧冬连、鲁利玲 整理。

  

   1980年,我从一机部调到新成立的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机械委主任是薄一波。当时,为什么要成立机械委?主要是因为机械制造行业一直统不起来,8个机械工业部各管一套;有两个制造体系,使用部门搞制造,维修部门也搞制造,重复生产和建设的问题很严重。所以,要搞个机械委统起来。机械委一成立,就搞了10种机电产品规划,包括缝纫机、手表、电视机、自行车,等等。现在看来,当时还是使用行政的办法对机械制造业进行整合。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第22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家机械委,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兼主任。4月24日,中央任命薄一波为体改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这样,我们机械委的一批骨干就跟着他来到体改委,我被分配到调研组。1983年,我担任调研组组长。1984年,我受体改委党组委托,负责筹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且担任第一任所长。1985年,我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从1984年到2003年,我先后六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亲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若干重大决策过程。

  

一、政治经济学初稿:《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进程。1982年9月,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抓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十二大报告提出: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在计划管理上,也根据需要采取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不同的形式。虽然十二大的提法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只是作为补充,但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到“市场”,第一次提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划分,由此打开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口子,为下一步的突破奠定了基础。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1984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工作的中心逐步由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党中央和国务院针对改革的进程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使得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改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整个改革形势也酝酿着一次战略性的突破。

   1984年4月27日,中央指定我和杨启先、顾家麒参加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4月30日,起草小组成员到玉泉山集中,召开会议,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5月10日,起草小组开会讨论文件的起草思路,由田纪云重点汇报。田纪云说:上次三中全会主要是拨乱反正,推动农村的改革;这次三中全会,要成为城市改革的起点。搞一个文件起草小组,半年为期,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6月9日,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文件中加快改革的一些意见,由胡启立重点汇报。胡启立说:我们的想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农村改革的新局面,十二届三中全会能否在城市改革方面打开新局面,再用五年、七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使城市经济改革有一个重大突破,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这个决定不是拿出一个完整的蓝图,而是既要总结过去改革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要指明今后改革的方向、路子,同时给予必要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胡耀邦、万里、田纪云也都先后发表意见。此后,中央又找了有关省市和部门领导进行了座谈和讨论。

   在起草《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五稿的时候,胡耀邦于1984年7月30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巨大的鼓舞作用。就搞这个文件,别的就不搞了。”会议决定,成立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进一步调整和充实文件起草的力量。《决定》第五稿还被下发到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征求意见,而各部门和地方也都认真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例如,国家体改委提出:文件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的时候,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修改文件的过程中,一个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就是在文件中提不提“商品经济”?有人认为不能提,说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怎么提商品经济呀?如果提商品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了吗?我认为应当提商品经济。我说:根据我的调查,哪个地方经济搞得活,老百姓比较富裕,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广东人爱吃鱼,可是搞计划经济没有鱼吃了,因为价格管死了。后来,逐步放开价格,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市场上鱼就多了,多了以后价格也下降了,老百姓就有鱼吃了。所以,搞商品经济没有错。原来有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当加上一句“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然而,我的观点未能在起草小组中达成共识。因为我当时是以体改所所长的身份参加文件起草的,力量不够,反对者的职务都比我高。没有办法,我就跟童大林商量说:“这个问题有争论,我希望以体改研究会的名义开一个研讨会,讨论商品经济问题。”安志文、童大林都很赞成。

   8月底,我们又请了将近20人在西苑旅社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包括董辅礽、蒋一苇等人都来参加。我先介绍了一下情况,说:“对于要不要提商品经济,现在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要突破,希望大家讨论一下。”会上,大家的意见很一致,都是赞成的,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同时,我们还讨论了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是制度和体制问题,市场调节是手段问题,十二大上的这个提法不对称,不应该这么提。

   9月7日,我把研讨会的意见报给中央,并提出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我的主要观点是: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我后来才知道,在我提交这个意见之前,马洪也提交了《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报告。报告提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论根据。报告还建议,把这一提法写进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去。

   9月9日,赵紫阳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三点意见:第一是计划体制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是价格改革问题,即国家定价的范围逐步缩小,放开的比重逐步扩大;国家规定的价格,通过调整,逐步向市场价格靠拢。第三是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其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都要逐步简政放权,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学会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邓小平、陈云表示完全同意。所以,他的这封信起了关键作用。最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写上了“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说法也就再不提了。

   实际上,在经济改革的决策过程中,始终存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传统观念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国内则更为突出。1984年,中央的《决定》把“商品经济”的概念提出来,是采取了一种迂回的办法,为“商品经济”正名。10月20日,就在《决定》通过的当天,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他还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现在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党的文件中写上“商品经济”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渐进的、逐步突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是个新提法,但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决定》同时还说,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计划经济的概念并没有解决。《决定》里面除了“有计划”三个字的限制以外,还有劳动力不是商品,矿山等不是商品。这是因为当时有人提出:要对什么不是商品作出限定。同时,人们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解也不同,有人在“有计划”上做文章,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我们则认为,重点应当放在“商品经济”上。商品经济就是要通过商品来交换,要等价交换,要遵守价格规律。所以,争论并没有停止。

  

二、把改革放在首位:《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

  

   1985年,中央“七五”计划建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3月初,就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参加起草小组的有:房维中、袁木、王忍之、高尚全、桂世镛、李伯溪、魏礼群、郑洪庆、陈吉元、宫著铭、王积业、刘洪、张光瑞。

   在起草《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时,中央下了决心,强调要“把改革放在首位”。并且,还提出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通过“七五”期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建立新体制的基础。第二个目标,要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第三个目标,“七五”期间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建议》也就是关于改革的建议。在1984年《决定》的基础上,《建议》又有突破,就是把改革的目标提出来了,要在“七五”期间或者更长时间,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的基础。同时提出,整个“七五”期间把改革放在首位。根据这个指导思想,8月13日,起草小组完成第六稿,共8个部分、71条,增加了基本指导原则,首先突出了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

   8月20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胡耀邦主持。我列席了这次会议。根据我的回忆,赵紫阳先讲了三条意见:(1)这个文件是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而不是计划本身,是中央的建议。因此,涉及的是重大的指导思想、重大的战略、重要的方针和政策。(2)在讨论中,很多同志提出形势怎么估计?应当如实地估计形势,并且要留有余地。最近,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讲了话,认为形势是我们制定政策的依据,估计高了不好,但估计不足也不好,还要如实地反映。(3)突出改革,这是根据小平同志一系列指示提出来的。改革五年不可能完成,但大体形成新体制的雏形。会上,姚依林、李先念、王震、彭真、习仲勋作了发言。胡耀邦说:文件原则通过,拿到下面去讨论。

   8月30日,中央办公厅向各省、各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8月20日稿)已经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拟报请四中全会、党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现将这个《建议》(稿)发给你们,请分送给党代表会议代表征求意见,组织讨论,于9月10日前将修改本退中央办公厅。”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科院组织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巴山轮”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663.html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