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

更新时间:2018-10-03 02:42:41
作者: 黄群慧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0798.95亿美元,占世界比重达到24.5%,比世界第二位的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21830亿美元多出了近万亿美元,几乎是世界第二位美国和第三位日本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在1984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例曾达到过29%,几经起伏,2016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比例只有17.3%;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例达到21.5%的峰值,到2016年,该比例只有7.7%。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而言,虽然高收入国家仍占据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大约60%的比例,但是近20年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相关。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可忽略不计上升到2016年占据全球1/4(玛丽·霍尔沃德-德里梅尔和高拉夫·纳亚尔,2018)。

   在认识到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基本经济国情,还必须认识到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在认识到中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国工业化进程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从制造业看,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从制造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核心技术拥有、关键零部件生产、高端价值链环节占有、高端产业占比、产品质量和著名品牌等各方面衡量,中国制造业发展还很不充分。这一方面表现在制造业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充分,存在着低端和无效制造产业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产业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表现在制造业发展中的产业组织结构不平衡、产业组织合理化水平不充分,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但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几乎还没有世界一流制造企业。从具体制造产品表现看,产品大部分功能性常规参数能够基本满足要求,但在功能档次、可靠性、质量稳定性和使用效率等方面有待提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无法满足消费转向升级的需求。例如,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的数据,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平均合格率一般达到4.5 sigma(合格率99.99932%),而中国总体为2.5 sigma(合格率98.76%)。2013—2017年国内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分别为88.9%、92.3%、91.1%、91.6%和91.5%,与国外一般99%以上的合格率还有较大差距。从工业化进程看,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区域的工业化水平发展不充分。由于梯度发展战略,以及各个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基础差异等原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总体上呈现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到2015年,上海、北京、天津已经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其他大部分的东部省份处于工业化后期,而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基本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速度与其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给资源环境的承载提出了极大挑战。虽然2002年以来中国就一直强调和努力实施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但客观上资源环境还是难以承受如此快速的大国工业化进程,环境污染和资源约束等问题比较突出。为了解决大国快速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环境资源问题,必须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绿色经济强调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将环保技术、清洁生产工艺等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一种环境可承受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无论是绿色理念还是管制制度,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产业规模,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黄群慧,2018b)。

  

二、 产业结构演进:动力与要素


   虽然4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的瞬间,但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工业大国的工业化故事仍是复杂曲折的。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本身的艰难,还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与其市场化改革进程、国际化开放进程以及世界信息化技术革命进程叠加在一起,各类复杂的制度变量、技术变量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曲折复杂性一方面给国内外经济学者解读中国工业化成功故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出了巨大的解读空间。这里试图以市场化改革为阶段划分标准,梳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要素变革,从中揭示中国工业化的动力源泉及其演进过程。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3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第二阶段是1994—2013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第三阶段是2013年之后,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

   1. 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

   1978—1993年,以1984年来界限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所经历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重点转变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揭开了围绕农村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而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现开放的方针,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第一产业发展看,这个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果十分明显,制度变革的驱动力显著,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长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倍,而同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只分别增加了0.3倍和0.6倍(邹东涛,2008),1981—1984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了20%,1981年第一产业贡献率高达40.5%。如图1所示,1978—1984年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占比总体较高,1982年是改革开放40年的最高点,达到32.8%。1978—1984年粮食单产提高了42.8%、总产量增加了33.6%,农业增加值实际增长52.6%,根据Lin(1992)测算,这些农业产出增长的46.9%来自于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变革的贡献。

图1 1978—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绘制。

   1984年以后,随着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开启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1984—1994年,除了少数特殊年份外,这个阶段GDP增速都在10%以上,1984年更是实现了高达15.2%的经济增速。这个时期的工业化水平总体处于工业化初期。从三次产业结构看,如图1所示,第一产业占比结束了上升过程,开始了持续下降的结构升级过程,从1982年的32.8%下降到1993年的19.3%,10年的时间下降了1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稳步提升;第三产业占比提升较快。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看,第一产业中农业占比迅速下降,牧业占比快速上升,上升和下降都有10多个百分点的幅度。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化总体上体现了矫正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特点,轻工业发展迅速,其在工业中的比例1978年为43%,到1981年就已经超过了50%,并在50%上下波动一直到1999年。第三产业中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增长较快。从企业看,这个时期乡镇企业快速成长,城乡的个体和私营企业也逐步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到1995年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达到2045万人,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达到3572万人。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主要改革任务是对企业放权让利,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进经营承包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具体改革阶段,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使企业逐步适应商品化的经营环境(黄群慧,2018c),国营企业的利润和活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个时期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经济增长驱动要素是,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蔡昉和王德文(1999)估计,早期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1%。实际上,这个阶段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另外,从工业化进程的资金需求看,伴随着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个时期也开始逐步发展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资金保证。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发展了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1990年以后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开启了中国股票交易市场新纪元。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看,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国家预算资金占比为28.1%,到1993年已经大幅降低到3.7%,而国内贷款占比从1981年的12.7%提高到1993年的23.5%,自筹和其他资金占比也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利用外资占比也从1981年的3.8%提高到7.3%。

从工业化区域发展战略看,这个阶段的核心是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作为整体经济增长极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产业发展的重心逐步向东部地区倾斜。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明确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的向前发展(邓小平,1994)。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1981—1985年)明确提出发挥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区位优势。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七五计划”(1986—1990年)中明确提出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序列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1984年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了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并且逐步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等工业园区。1985年又设立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沿海开发区,1990年开放了浦东新区。这个阶段国家在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给东部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投资布局也向东部地区倾斜,1981—1985年东部沿海地带1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比重达到46%,1986—1989年投资份额进一步提高,广东、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北京占前六位,到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东部地带占到了62.7%(邹东涛,2008)。在制度要素、资金要素和技术要素在东部地区集聚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也开始向东部地区迁移,自此形成了持续多年的自西向东、自内地向沿海的“打工潮”。在制度供给充足的前提下,国际资本的进入以及国内劳动力的大流动,极大地优化了东部地区的要素配置,支持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到199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已经是西部地区人均GDP的2.3倍,到200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53.5%(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1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65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