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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创立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更新时间:2018-10-02 13:11:20
作者: 许耀桐 (进入专栏)  

  

   摘要:以往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转变,一般表述为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在论述这样的“两个转变”时,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成为共产主义者时,已经具有了清晰明确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古希腊和近代的民主思想和学说的优秀成果,在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并且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进程中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创立,对于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创立,在以往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史的林林总总的著述中并没有作为专题予以探讨。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转变,一般表述为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在论述这样的“两个转变”时,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身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密切关注和不断探索民主,他们没有停留、局限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即争得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而是进一步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解放出发,提出了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重大问题,没有认识到当马克思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者时,已经具有了清晰明确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为了克服这样的不足,本文探幽发微,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古希腊和近代的民主思想和学说的优秀成果,在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并且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进程中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创立,对于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应有的价值。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之。

  

  

   和以往的任何一种学说一样,都必然要站立在前人的肩膀上,借助于前人已有的思想材料才能进行创造,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也有着悠长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主要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民主学说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产生的一大批思想家所孕育的民主思潮。

   从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兴起了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顾名思义就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致力于恢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艺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其文学艺术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人们也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学术思想,这和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随着藏身于教堂地下室里希腊、罗马古籍的被发现,人们惊叹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便开始了大力的推崇和传播。因此,文艺复兴运动首屈一指的功劳,就是使消失已久的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得以重现和回归,其中也包含了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思想。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它把人们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由此,启蒙思想家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民主思想,锻造成为反封建专制斗争的锐利武器,并催生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青年的时候,就熟读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众多的政治哲人的著作。查阅马克思恩格斯从1840年下半年到1848年初写的著作,其中提及的政治哲人包括:梭伦、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修昔底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里、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边沁、贡斯当、密尔、富兰克林、潘恩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述中引用了这些政治哲人的论述,有的还针对他们的政治观点做出了评论。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曾高度评价古希腊和罗马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他说:“希腊和罗马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极高‘历史文明’的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在伯里克利时代,智者派、称得上哲学化身的苏格拉底、艺术以及修辞学等都排斥了宗教。”[1]马克思为什么如此推崇古希腊和罗马而尤以古希腊为甚呢?这是因为,民主源于希腊文(demoskratein;其demos意为人民,kratein意为统治),古希腊城邦产生了伟大的民主。而马克思提到的伯里克利时代,正是希腊民主发展的高峰。公元前443年至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曾连续14年当选为雅典首席将军,他不仅学识渊博,文武双全,而且具有出众的演讲口才。在伯里克利主政期间,所实行的民主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设立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每隔10天左右集会一次。参加大会的公民都有发言权。发言时可以提出任何建议或批评担任公职者,最后进行表决。第二,设立五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常设机构,闭会期间处理日常事务,处理宣战媾和大事,负有种种行政职权,并且事前审核那些提交公民大会讨论的大事。第三,设立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由六千人组成,从10个部落中用抽签的方法选出600人,6000人中5000人是陪审法庭的正式陪审员,一千人为预备陪审员。伯里克利的改革措施,使雅典民主政治最终确立并达到顶点,被后世称之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其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则为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马克思肯定了古希腊的智者派和苏格拉底,因为他们都坚决地否定了宗教。智者,即职业教师,他们是适应着社会民主政治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民主要求在各种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说、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以,智者们广招门徒,向青年人传授辩论的雄辩术和文法、修辞、辩证法。智者派对自然哲学持怀疑态度,如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就主张“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神学。雅典政府就曾因其主张无神论而予以驱逐并焚烧了他的书籍。而苏格拉底正是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亵渎传统宗教的罪名判处死刑的。宗教,是扼杀自由和民主的刽子手,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统治,就是禁锢自由和民主的死敌。马克思对智者和苏格拉底反宗教的称赞,就是对自由和民主的褒扬。

   马克思恩格斯对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民主理论更予以特别的关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曾多次谈及资产阶级民主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例如,文中这样指出:

   “桑乔竟在下面几乎逐字逐句地抄袭卢梭:

   ‘为了达成协议,每一个人都应当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但是协议决不是为了某种普遍的东西或者哪怕是为了某一个别人’,相反地,‘我所以这样做,不如说是出于自私自利。如果谈到牺牲,那末我所牺牲的只是我的权力以外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根本没有什么牺牲’。[2]

   ……桑乔好像有这样一种独自性,以为在卢梭的学说里个人订立契约是出于对普遍东西的爱,其实卢梭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桑乔”以及“圣桑乔”“圣麦克斯”,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施蒂纳的戏称。施蒂纳撰著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主张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是自我意识的本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真理。所以个人是世界的“唯一者”,是万事万物的核心和主宰,凡是束缚个人(我)的东西,如国家、上帝、法律、道德、真理等都应抛弃。为了个人,“我”要把一切都当作自已的所有物。由此,施蒂纳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组织和纪律的存在。施蒂纳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些观点,竟然抄袭卢梭关于自由与国家关系的相关论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语破的地指出,施蒂纳所说的卢梭的契约思想,是“卢梭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的,完全是曲解。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3]这个枷锁就是国家。现在的国家存在着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法律的规定是不合理的,由此成为人类不自由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有一句名言:“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围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4]为此,卢梭提出国家创建的理性逻辑: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每个成员的人身与财产,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来建立国家,国家就是人民契约的结合体。订立契约是联合的个人让渡了自由给国家,又从国家那里得到了自由,个人(人民)并没有牺牲了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就是对liberté individuele〔个人自由〕和pouvoir public〔公众权力〕之间的关系”[5]的根本问题,有了这样的公约和权利规定,人民的自由平等就有了保证。卢梭关于社会契约的核心观点就是,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第一次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而政府只是人民的受托方、法律的执行者。如果政府滥用公权力,不合人民的“公意”,人民就有权推翻它。卢梭一再告诫人们,必须通过人民集会的自由权利,预防政府篡夺权力,变成专制政府或侵犯主权者的意志,这既是对政府的一种保护同时也是一种约束。卢梭还谈到,人民可以运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更迭政府和执政者。很显然,卢梭所讲的社会契约,是为了建立“人民主权”的国家,而绝不是施蒂纳说的为了什么“普遍东西的爱”的自由而要抛弃所有的国家。比起青年黑格尔派来,马克思恩格斯对卢梭通过社会契约表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价值和进步意义,有着更为透彻的认识。

   通过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希腊和近代的民主思想和学说是何等的熟稔并有着深刻的洞见。他们是古希腊城邦民主和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孕育生成的民主的优秀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形成和创立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久远的理论源流。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不但有着久远的理论来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亲身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中,在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之后才得以形成的。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早已完成,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经历了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830年7月革命也已经走过漫长而曲折的40多年历程。但此时的普鲁士,尚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直接参加了反封建专制的社会政治活动。

马克思的政治活动,是从1842年2月写作《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开始的。与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不同,马克思的这篇评论是第一篇政论性文章。出版自由问题,是当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争取政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德皇威廉四世拒绝言论出版自由,顽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但为了缓和矛盾,却故作姿态,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了书报检查令。这个检查令虚伪地责备检查机关过分地限制了写作活动,指示必须认真执行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令。其实,1819年的那个检查令其中的第二条所作的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的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不得使作家遭受无理的限制”等等,本身就是实行高压政策,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反动法令。它暗含着杀机,以“不严肃”、“不谦逊”为借口,对作家实行百般“限制”。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以辛辣、明快、深邃的笔调戳穿了这个用虚伪词句包裹起来的法令的反动本质。正是从揭露反动的书报检查令开始,马克思对德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势力发起了猛烈的抨击。马克思要求赋予人民以言论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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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视野》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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