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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创立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更新时间:2018-10-02 13:11:20
作者: 许耀桐 (进入专栏)  
反对追究倾向,反对惩罚思想,反对书报检查,其矛头直指普鲁士的专制政府,洋溢着革命民主主义的精神。和单纯地挣得资产阶级自身的民主权利不同,马克思此时开始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维护人民批判封建政府的权利,并认为这是一个道德的国家即民主的国家应该保证人民获得这种政治权利。

   马克思在阐述人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时,更深入到民主的实质问题。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针对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写了一系列文章。马克思的第一篇论文是针对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争论,题目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虽然论文的主题还是关于出版自由,但不再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简单重复了,而是有了一个重大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提出了人民民主的代议制问题。代议制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重要形式,1806年时,普鲁士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首相卡尔·施泰因开始推行改革,其措施包括让公民参与政治以唤醒其民族主义情感;释放农奴;实行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等。因此,普鲁士的省议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萌芽。但是,莱茵省的议会和其他省议会一样,只具有极其有限的民主咨议职能,而名义上是由贵族,市民、农民代表所组成,实际上是贵族占了大多数的省议会,捍卫的自然是地主贵族的特权。由此,马克思以出版自由为切入点,揭露了莱茵省的等级议会并不具有真正的议会民主,它甚至比起法国旧式议会民主来说也是一种倒退。当时莱茵省的等级代表们并不真正代表人民,“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别人越俎代庖,那么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不为委托人所了解的代表机关, 就不成其为代表机关。”[6]因此,马克思嘲笑道:“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也许是反映省议会本质的令人奇怪的情景,即与其说省必须通过它的代表来进行斗争,倒不如说它必须同这些代表进行斗争。”[7]马克思通过对等级制议会的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和人民民主代议制之间的对立,揭示了包括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在内,必须由人民民主的代议制来保障。民主问题实质是国家问题、政体问题,马克思突破了当时认为君主制是国家最高形式、最合理制度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念,否定了未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而主张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国家即人民民主代议制的国家。

   进一步把民主问题与国家联系起来,意识到要实现人民民主就要解决国家问题,是马克思写的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所谓的林木盗窃问题,极大地关系到当时德国贫苦农民的物质利益。由于农民破产、生活贫困,林木盗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为了维护剥削者的利益,严加惩罚,而省议会认为惩罚措施还不够严厉,要求把拣拾枯枝列为盗窃林木的范围,予以法律制裁。马克思对地主阶级的这种不法行为,对普鲁士的国家和法进行了激烈的声讨。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越出了精神领域,探讨了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要从政治权利上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他愤怒地斥责省议会残酷地对付穷人,指责统治者的特权,要求为劳动人民保留在森林里拣拾枯枝习惯的权利。但是,马克思敏锐地发现,普鲁土国家并不把林木条例违反者当作平等公民,并不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实际上,普鲁士的国家和法是为林木所有主服务的。马克思指出,国家和法已经“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8]民主是国家的民主,不能为人民的权利服务而只是为有产者服务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人民民主的代议制。

   如果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还只是初步涉及到国家问题,那么马克思在1843年夏秋之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国家问题就构成中心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1—313节有关国家问题的分析。马克思分析了王权、行政权、立法权的“三权”问题以及君主制和民主制、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的矛盾问题。通过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资产阶级民主,马克思形成了人民民主思想,它的核心是人民主权。马克思在《黑格法哲学批判》中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9]民主制和君主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代表着“两个完全对立的主权概念”[10]一个是人民主权,一个是君主主权。马克思坚决主张人民主权,他指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1]既然是人民创造了国家制度,人民当然就拥有主权。这个主权“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12]其实,人民主权并非马克思原创。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卢梭,都是人民主权论的显赫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国家权力作为一个整体,其最高的主权属于人民。“主权在民”彻底否定了“主权在君”,因而成为号召人民革命的理论大旗。但是,人民在现代社会里是包括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内的,洛克、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维护的不过是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最能体现他们人民主权思想的1793年法国宪法就是如此,实际上并没有代人民主权主体的无产阶级。因此,旧的人民主权思想虽然名义上代表全体人民,但是已不能成为科学地指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彻底实现自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而马克思论述的人民主权的思想,虽然形式上和洛克、卢梭相近,但这里的人民却是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马克思的人民民主制和人民主权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后,马克思在1843年秋冬之际写作的《论犹太人问题》,深化了对无产阶级的研究。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开始高涨。犹太人在德国是最受歧视的民族,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以及一般人的解放问题,说成是宗教解放的问题,宗教在政治上被废除了,才能实现人的政治解放,并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鲍威尔“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说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淆了起来。”[13]马克思认为,求得政治解放无须放弃宗教。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消灭宗教,而只是实现了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实现了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资产阶级革命可以推翻封建政权和等级制,使人民在还信教的情况下获得政治解放。因此,政治解放实际上只需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取消财产资格对选举权的限制,挣得资产阶级民主,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而已,这样的“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4]。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获得解放和获得资产阶级民主,并没有解决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解放问题。在同期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解放必须有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解放要求,代表了整个社会扫除罪恶和扫除社会进步的障碍的要求。在法国,已经由各个阶级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斗争,最终将解放者的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在德国,任务一开始就是属于“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无产阶级[15],德国必须进行根本的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6]这就确认了只有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人的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它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建立新的民主国家,按照人民主权的原则实现人民民主制。

   和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更早一些面向了社会实践。在1837年中学毕业的前一年由于父亲的坚持而辍学后,恩格斯到商行经商。恩格斯还在中学读书时,就憎恶专制制度与官僚的专横。在进入社会后,恩格斯参加青年德意志运动,反对封建制度,主张用革命的方法推翻专制统治,构成了恩格斯民主思想的基本特征。

   1942年底,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后,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严重后果,亲身接触到真正代表大工业的无产阶级,第一次同工人运动发生了联系。正是在英国,恩格斯通过调查社会状况,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写就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伦敦来信》等著作,使他的民主思想开始了根本的转变。恩格斯说:“法国大革命是民主制在欧洲兴起。依我看来,民主制和其他任何一种政体一样,归根到底是自相矛盾的,虚伪的,无非是一种伪善(我们德国人称之为神学)。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最坏的奴隶制;是自由的假象,因而是实在的奴役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种政体一样,最终一定会破灭;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定暴露出来;要么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么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即共产主义。”[17]恩格斯认为,英国在最近将来要实行的民主制,“不是那种曾经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而是这种同中间阶级和财产对立的民主制。”英国所走向的民主制,“是社会的民主制”。他同时指出:“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消除社会的祸害……这个阶段也只是一个过渡,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有待进行试验,从中必定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务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18]很显然,在民主问题上,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一致,他们都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眼界,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且,恩格斯更为直接了当地提出了要求,必须实行社会民主制即社会主义民主制。

   如上所述,马克思撰著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于1842年11月至1844年6月在英国期间撰写的一系列著作,是学界公认的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而这“两个转变”的过程,恰恰和马克思恩格斯形成的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不可分割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1844年8月,恩格斯在回德国途中专程到巴黎与马克思会面,这是他们各自完成了“两个转变”后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面。通过共同的讨论和互相交流,他们发现彼此在所有问题上的认识完全一致,并决定今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全面合作。从此时到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而这样的创立过程,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在形成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创立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创立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过程,都与创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实践活动分不开的。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恩格斯回到自己的故乡德国的莱茵省,考察了当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同时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与许多地方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1845年7月至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专程前往英国作了考察。在六个星期的旅行中,他们除了认真地研究英国的经济文献和社会生活外,还深入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各种斗争,主要是宪章运动以及正义者同盟伦敦组织的情况和经验。这些考察活动,为他们制定科学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积累了丰富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越是深入地考察工人运动的实际发展,就越是认识到那些按照空想学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宗派密谋原则建立起来的各种工人团体和组织,已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组成一个革命政党,日益成为工人运动健康成长、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当时欧洲政局的发展表明,新的人民革命风暴即将到来,无产阶级要在革命的高潮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必须拥有自己的独立的政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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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视野》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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