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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儒家“三祭之礼”的人文精神及其与基督教的会通

更新时间:2018-09-29 19:42:49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里强调的是孝的情感本质——敬。不过,在具体的礼的应用过程中,情感本质与奢俭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不好把握的,用之过度,失于严刻,就须讲“和”,故《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但若一任于情,则又失礼之谨严,故他马上又说:“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最理想的思路就是以中致和。

  

   (三)慎始终,厚民德的道德教化

  

   儒门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是通过祭祀之礼来落实孝悌之道。孔子答门人问孝,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即父母活着时,要以礼相待,父母去世后,要按照规矩为他们安葬和进行祭祀活动。从生到死,再到葬、祭,皆以礼一以贯之,这表示人之孝敬之诚,是彻通生死幽明的。在此,一方面表示人的诚敬之心,可以通过祭祀之礼而通向祖先的神灵世界;一方面亦表示祭祀之礼乃是孝道的延伸与扩大。《礼记·祭统》更阐发到:“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在儒家看来,人在生前都应该孝敬父母,即使由于不得已的原因,生前不能尽孝,死后也要通过丧葬和祭祀来表达对父母的恩情。在这个意义上说,祭祀可以说是孝的延伸——由生延伸到死。

   儒家伦理的中心就是孝,对于孝道的培植,当然是教化上的重点,为此,儒家使孝德与祭祖二者发生联系,且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理念与力量。“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欤?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礼记·祭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礼记·坊记》)丧葬与祭祀是对已故的先人一些物质和精神的奉献,不是要死者像活人一样享受一切,而是作为一种礼,作为一种教化手段,使“民德归厚”,使人人具有仁爱之心。《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如果对于去世者的丧礼能慎重地处理举行,日久之后亦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的话,社会之风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的。这样,通过丧祭之礼,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教化,使人们不仅要记住自己之所从来的“根源”,更意味着永远不忘先人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这样民德民风就会归于纯厚朴素。《孝经·纪孝行章》引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意为:父母过世时,要以哀痛的心情隆重料理丧事;在行祭祀时,要以严肃的态度来追思父母,这才称得上孝。孔子这种孝道丧葬视深入当时的民心,对当时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四)祖有功,宗有德的人文意蕴

  

   《孔子家语·辩物》引孔子云:“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孔子家语·庙制》也引孔子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说明古礼为祖宗立庙进行祭祀,主要是因为祖宗有功德,其庙亦不毁。又《孔子家语·辩物》云:“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颛顼而宗禹。”郑玄注疏:“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后次第。”这一记载表明最初的祀祖,并不以血统为标准,乃是以功德为标准,到夏后氏以后,始由尚功德转成尚血统而行祭祀。

   《国语·鲁语上》记载了鲁国重臣臧文仲“使国人祭海鸟爰居”的事情,展禽(柳下惠)与其进行了辩论,原文如下:

   海鸟曰“爰居”,止于路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也,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鮌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鮌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鮌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商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

   这篇重要文献写执政卿臧文仲让人们去祭祀海鸟爰居,遭到展禽(柳下惠)的批评,体现了时人对祭祀礼仪的重视。这里,展禽(柳下惠)援引历代圣王制定祀典所遵循的五条原则:“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他将这五条原则归结为一点,即所有被祭祀的人“皆有功烈于民者也”,也就是只有为人民建立了功劳,对历史文化有卓越贡献的人。接着,他又以黄帝、尧、舜、鱼玄、禹、契、冥、商汤、后稷、周文王、周武王等十四个祭祀对象进一步加以证明,例如,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百蔬”,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水土”,黄帝能“明民共财”,舜“勤民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正因为这些古代圣王“有功烈于民”,所以分别享受到其后代禘、祖、郊、宗、报五种“国之典祀”,即可以享受国家级的祭祀。祭祀在当时仍然是人与神沟通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过去祭祀鬼神主要是鬼神能赏善罚恶,支配人的命运,现在柳下惠就对祭祀有了新的解释,认为祭祀的对象都是有利于民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或自然界的事物。透过这个历史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柳下惠实质上是以“人事”为着眼点,以“神事”为附庸物,体现了祭祀文化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儒家典籍《礼记·祭法》也把故事的主要部分收了进去,说明对后来儒家的鬼神观、祭祀观有一定的影响,儒家是认同柳下惠的观点的。

  

   (五)别远近,序尊卑的伦理秩序

  

   《国语·楚语下》记载的观射父关于祭祀文化的社会功用的议论:

   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对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气纵则底,底则滞,滞久而不振,生乃不殖。其用不从,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曰,士庶人舍时。天子边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日月会于龙<豕尨>,土气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备舍,群神频行。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帅其子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谗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刿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天子亲舂禘郊之盛,王后亲缫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

   这里观射父回答了昭王有关祭祀是不是可以废除的问题。昭王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了春秋时代人们对神灵和神灵祭祀的信仰已经普遍地呈现衰落的趋势,而观射父的回答也不是从传统和信仰的重要性来肯定祭祀之必要,而是从祭祀的社会功能来肯定祭祀的不可废止。他从祭祀的“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开始,一直谈到“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弭其百苛,殄其谗慝”,一言以蔽之:“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一其上下”。这就是在强调祭祀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以及“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的政治功能。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突出强调了祭祀对于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作用。这里重要的不在于有没有神,神需要不需要祭祀,而在于祭祀可为我们带来我们所需要的社会政治功能。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可以看成是春秋时代普遍的社会的意识,是孔子思想形成的现实土壤。

   《礼记·哀公问》载:当哀公问孔子儒家为何对礼这么重视的时候,孔子回答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这说明礼的宗教价值在于敬天祭祖,政治价值在于分别君臣上下的不同等级,伦理亲情价值在于区分家族、亲戚的远近亲疏关系。《礼记·大传》说:“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收族”讲的就是把整个宗族凝聚在一起。“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礼记·祭统》)十伦指十种意义,十种效用,牵涉到社会各层面的关系,包括宗教、政治、人伦、家庭、婚姻体制,以及社会各层面的人际关系。这种祭祀教化的功能显于社会,是为了各种人伦关系的和谐。后来,荀子就特别强调利用宗教性的礼仪来培养人们的等级观念:“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荀子·礼论》)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的“三祭”发挥了积极的文化功能,儒家不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盖了宗教,可以与宗教相融通。根据历史的经验,儒学的世界性在于他适应了人类基本的道德要求,它不是外在灌输和强加的,而是出于人类社会道德社会自身的内在要求。因此,它向世界的传播不象伊斯兰教、基督教那样是凭借武力,也没有传教士,而是以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为圭臬,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并且与世界各文明、各宗教都能够和平相处,没有排他性,没有侵略性,能贯通于世界各教派之中,没有发生西方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不但没有产生宗教迷狂,儒家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还可以为宗教狂热降温。因为儒家的思想主张礼治,尤其是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与之相辅相成的儒家伦理道德,重视个人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系列的修养功夫。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强调的是现实而超越的人文精神。

  

三、基督教的人文精神

  

《旧约·创世纪》1:27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上帝先后创造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但是,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又赋予人生命的气息,所以圣经说人是“有灵的活人”(《旧约·创世纪》2:7),这与我们《尚书·周书·泰誓上》所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为万物之灵”很一致。这表明如果上帝有灵性,那么人也是有灵性;如果上帝是有理性,那么人也是有理性的;如果上帝是圣洁、良善、公义的话,那么我们人自己的良心里面,也应该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肮脏、什么是正义。所以,如果人是按着神圣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就成为“人的尊严”的源头和根基,因为无论他是富有或是贫穷、出身高贵还是卑贱,无论他是国王还是路边的乞丐,无论男人或是女子,他的背后都是那位至高的上帝,他的生命的价值是同样值得尊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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