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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农村改革的逻辑

更新时间:2018-09-29 01:06:58
作者: 党国英 (进入专栏)  

   摘要:“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如果以1978年作为历史节点, 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在这40年当中,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点, 中国农村改革经由村民自治、乡镇企业、税费改革、城乡统筹等不同领域的经验积累后已然走向农村综合改革和实施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改革图景蔚为大观, 相关研究也渐成气象。本刊长期以来关注中国农村改革, 不仅是因为改革本身所呈现出的实践指向、逻辑线索和策略特征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更是因为考察基层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有助于认识和反思宏观层面的中国政治演变。基于此, 我们从一以贯之的考镜改革源流和辨章农村学术的立足点出发, 组织了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既有对农村改革基本逻辑和实践特质的勾画 (社会公正与双重解放) , 也有对农村改革策略特征 (政策试点及治理结构) 与基本坚持 (民生保障和家庭经营) 的关切, 是对40年来多面向农村改革的系统性总结, 特此刊发, 以飨读者。

   ——目录结构

   一、农村改革的逻辑(本推文内容)

   一个逻辑起点

   公正认知

   为什么要改革

   做了什么改革, 还要怎么改革

   简单结论

   二、改革40年:农民和集体不断解放的过程

   三、中国村庄治理结构的演化及理论思考

   四、农村“政策试点”如何产生政策改革效果

   五、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我国农村社会救助

   六、坚持和完善“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

   ——正文开始

  

   四十年前开始的农村改革, 为中国经济崛起做出关键性贡献。中国发展的主要图景是社会经济分工全面深化, 劳动生产率获得飞速提升。农业领域释放的劳动人口四散布局开来, 支撑了城市社会分工的深化, 而农业产量同时大幅度增长, 经济全局跃上了新的平台。这个巨大变化背后的逻辑其实简单, 尽管每一个逻辑节点的现实难题都由复杂的、破解难的刚性利益凝聚而成。

   中国农村改革是一个社会公正的演化、塑形过程。本文尝试对这一过程做一简单的逻辑勾画。

  

一个逻辑起点


   对农村变革的理解不能脱离对人类发展基本逻辑的认识。知识界对人类发展的世俗性平实思考的历史并不长。在启蒙运动之前, 主宰话语权的力量把人类的现实制度归结为神的安排。启蒙运动之后, 理性主义攻城掠寨, 蒙昧主义退守一角。人类命运的关键问题, 如关于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 共同体与联盟、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开始转变为世俗化的学问。以往这种关系被看做纲常伦理, 并认为它由神做出安排, 实际上满足了社会掠夺的需要。

   掠夺者内部有差异性, 也有同质性。颟顸无知的贵族 (罗素语) 与装神弄鬼的神职人员彼此有冲突;他们集团内部也有冲突。有些时代他们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共识, 接受了君权神授这个命题。

   给“黑暗时代”带来一丝亮光的是社会夹缝中的商人, 他们的职业迫使他们更多地使用世俗化思考方法。他们是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敌人。拥有土地的贵族和教会把资本获利看做必须禁止的“高利贷”行为, 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利益之争。“地理大发现”后的市场扩大以及“价格革命”, 扩大了商人活动的空间, 也让教会意识形态退缩到“关照灵魂”的地盘。从此, 人类思想的更替速度加快了。重农主义只是重商主义崛起中一部分人留恋旧时代的一段呻吟, 滥觞即起便烟消云散。重农主义从来没有帮到农民。即便在当下中国, 重农主义的涟漪也无以汇聚成江河之势。

   商业思维受到大思想家的青睐。远期的痛苦要小于近期的痛苦;远期的快乐要小于近期的快乐———这种精细的利益考量成为近代哲学家的话题。新的思想时代把公正看做一件可算计的事情, 而不是神的意志。如果有公正在, 一切便归于和谐。和谐世界是思想家的目标。公正在人与大小共同体的关系中才有意义, 而这种关系的本质是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比较。所以, 对公正的现代考虑无不涉及这种关系。

   但是, 对长远利益的考量不是人人都有可取之处。罗素说, 正是人们的愚蠢, 不能正确评价近期和远期利益, 对公正目标才不能取得共识, 于是便有了制度失调, 有了冲突, 有了战争。行文至此, 我们触及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要义。

   归纳现代社会科学的进步, 我们会发现效率、平等、稳定和可持续这四个范畴之间的关系, 最能凝聚我们对关于公正的认识。这里, 有了我们讨论中国农村改革的逻辑起点。

  

公正认知


   从洛克理性思考开始, 后有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积累, 再到罗尔斯的思想集成, 可以大致勾画出一个关于公正的认知。限于本文篇幅, 下面略去可持续发展问题不论。

   1.关于效率的认知。投入者获得报酬, 应该是公正的第一要素。报酬是投入的价格, 通常只有市场能决定价格。非市场权威机构定价常常导致掠夺。

   2.关于平等的认知。人有差异, 低能或暂时低能的人缺少投入能力, 会有生存之虞。市场给长远利益的折现定价有极大风险, 甚至风险市场也不能解决低能人士的生存问题。一部分人的生存问题要当成公共性问题, 这里没有满足效率要求的市场均衡。这时, 效率的原则与共同体命运发生冲突。于是, 有了关于公正的第二个要素:用公共权威的力量保障共同体成员的底线平等。

   3.关于稳定的认知。可以把稳定定义为排斥以实施暴力掠夺或威胁的各种共同体组织之间的社会利益交换机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最是众说纷纭。这里取一己之见。罗尔斯把稳定作为人类的有意义的价值追求。黑格尔说过组织化程度高有利于稳定, 而法国勒庞说集体行动导致“集体无意识”, 是冲突的根源。其实, 如果离开了对组织或共同体的具体规定, 人们不免各执一端。如果把英国奥卡姆的威廉关于信息处理的原则应用到共同体行为的解释中, 我们便能找到将黑格尔与勒庞思想统一起来的路径。我们要让每一层级的共同体只处理自己最合适处理的公共事务;但能由下层共同体处理的公共事务, 不由上层共同体处理。如果上层共同体越俎代庖, 包揽下层共同体本可以处理的公共事务, 必发生效率丢失问题。所谓“集体无意识”, 其实是不同层级共同体权能与利益失序后产生的结果。基于效率考量的各级各类共同体的合理自治, 是社会共同体系统稳定的基础。这个原则性判断尚难得到经济学关于竞争条件下均衡产生的经典理论分析的支持, 但经济学家的“投票理论”以及社会学家关于小共同体公共决策的理论 (如Dunbar指数) 都已经能提供关于自治有效性的判断。实践中, 什么样的自治系统好或不好, 似乎不是哪一位聪明人设计出来的, 而是通过大量演化竞争形成。在演化的道路上, 前序国家为后序国家多少可以提供指引。

   把效率、平等与稳定作为人类追求的价值, 虽然只有不长的历史, 但却有相当高的共识度。与之相反的价值, 接近被看做绝对不可取的价值。自由与民主作为实现这些价值的最基本的工具价值, 却往往有相对性意义。在实践中, 一旦涉及社会活动, 自由必然伴随约束, 民主必然伴随少数服从多数。约束性制度如何安排, 少数与多数的识别依靠什么机制, 便构成了改革的空间。中国农村改革也在这个空间展开。

   在足够长的时间里, 效率、平等与稳定是一回事。所谓效率与平等之间的矛盾, 甚至稳定也是矛盾结构中的因素, 也只在短期内才有真实性。所以, 在实践中, 如果制度安排出了问题, 完全可以同时丢掉效率、平等和稳定。中国农村改革就是在这个逻辑背景下开始的。

  

为什么要改革

  

   到20世纪70年代末, 中国农村经济效率与社会平等俱失, 社会稳定也乏善可陈, 改革本身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

   1.效率损失

   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首先无效率可言。在公社架构之下, 各类投入和产出非市场定价, 无效率可言。农业合作社的分配与农户的土地投入无关。再到后期, 村庄新出生人口自动成为享有分配权的“社员”, 完全与投入无关。这种制度安排在历史上十分罕见。

   笔者的一位朋友曾说他自己家乡的农业生产队在粮食生产上的效率与后来承包制的效率并无二致。经分析, 此说大谬不然。他家乡生产队的粮食生产只是有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效率, 且有以下特殊条件:生产队规模小, 仅16户, 且彼此为近亲;田间生产易于包工;土地资源极少, 产品多寡关乎16户人的身家性命;人口不准外出, 故可维持密集型劳动投入;地块集中, 作业半径小, 监督成本低。家庭承包制实施后, 虽然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效率变化不大, 但因为大量劳动力外出, 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所以, 朋友的案例不能成为人民公社有效率的证明。笔者至今没有真正找到支持人民公社制度有效率的任何例证。

   2.平等牺牲

   因效率极低、产出匮乏, 且实行“余粮”征缴制度, 人民公社制度之下实际上不存在“首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兼顾底线平等”这种机制, 食物从一开始就是维持共同体成员生存需要的“公共品”。看起来在这里平等替代了效率, 其实不然。

   在高度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 底线平等主要靠小共同体内部血缘纽带的“善行”维系。在现代社会, 第二次国民收入分配满足底线平等要在大共同体里实现。但在食物高度短缺的情况下, 国家在征收余粮之后, 很难在小共同体之间再行分配功能。于是, 当时这个农村出现两种底线不平等:一是连底线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小共同体, 很难得到其他小共同体的帮助, 彼此不平等;二是大共同体内部的不平等, 即城乡不平等。当逃荒要饭也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制裁时, 更堵塞了民间救济的通道。

   生存底线不保情形下, 即使过去的收入的基尼系数小于现在, 也不能说过去的平等状况好于现在。收入高低具有连续性, 但生与死之间没有连续性。

   3.稳定机制扭曲

   农业合作社制度及后来的人民公社, 是挟国内战争胜利者的威力建立起来的。这是当时农村稳定的大前提。1956年, XXXXX虽然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发展转变、尊重地方自主权以及在国家与合作社和农民之间建立合理分配关系等主张, 但这些主张没有来得及落实, 紧接着就兴起“三面红旗”和反右倾斗争。

   当时农村社会最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 用解决公共品供需问题的政治办法处理竞争性物品生产问题, 且在公共领域并未建立识别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政治机制。这是一种社会政治成本高昂的“紧张型稳定”, 给后期农村社会转型造成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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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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