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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秩序正当性”视域下的“法律理性化”

更新时间:2018-09-28 07:36:54
作者: 张辉  

   【摘要】 当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出现的概率增加时,社会关系指向法律准则,产生了“法秩序”。法律作为一种秩序,其正当性如何获取,理性化朝向何方,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将该问题置于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中,结合韦伯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从“秩序正当性”角度审视“法律理性化”,以秩序正当性和法律理性化相关联的社会行动为逻辑起点,通过考察社会行动所遮蔽的意义,呈现法律的理性化及其正当性,并揭示法律理性化可能存在的限度。

   【中文关键词】 韦伯;秩序正当性;法律理性化

  

一、引言

  

   “法律理性化”是韦伯对西方法律理性进程的概括。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言部分,谈及西方资本主义时,韦伯认为“法律与行政的理性结构无疑当为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近代理性的经营资本主义,不但需要可以估量的技术性劳动手段,而且还需要按程序规则行事而可资估量的法律与行政……问题的核心毕竟是在西方文化所固有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只是,‘理性主义’此一名词可以有许多极为不同的解读……极为不同的理性化曾存在于所有文化圈的各种不同的生活领域中。若欲甄别理性化在文化史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差别的特征所在,那么首先要问:哪个生活领域被理性化了?朝哪一个方向理性化?”{1}“理性化”是韦伯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以“理性化”为切入点,理解韦伯学术思想是一种比较妥当的进路。法律作为保障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其理性化朝向何方呢?法学专业出身的韦伯必然会给出他的答案,在对“实体法领域的分化”进行分析时,他首先对法律理论和法律实务中“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原则提出异议,并对法学概念中的法秩序和社会学概念中的法秩序做明确区分,这种区分基于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因为社会学所关注的是法律的经验有效性,而不是法学所关注的概念上的有效性,这也是韦伯特别关注与经济相关的私法之原因所在。基于对行动背后所遮蔽的意义关注,韦伯认为:“法律之为‘理性化’,有种种意涵,全视法律思维是往哪一个方向理性化而定。”{2}27法律思维指向的行动,蕴含着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因此,韦伯以社会行动作为研究基点,建构了法律社会学理论。

   “遗憾的是,相对于对韦伯的社会学所做的大量研究而言,韦伯的法律理论至今仍未获得充分的解读和阐释。”{3}那么,韦伯对法律理性化问题的研究,究竟是怎样的逻辑理路呢?透过国内外学者对韦伯理性化思想和法律社会学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到,将形式理性法作为法律理性化的高级阶段,具有普遍共识。较早介绍韦伯法律社会学思想的特鲁贝克(Trubek)认为,理解韦伯的法律理性化思想必须充分理解韦伯所讲的“形式理性”,即从一般性和差别性去理解形式和理性,形式理性法具有较高的一般性和差别性。{4}哈贝马斯同样认同韦伯的法律理性化思想,并把法律的形式理性视为韦伯法律理论中的重要部分,也正基于此,他看到了形式理性所带来的困境,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试图解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矛盾。大陆学者苏国勋认为韦伯的“合理性”最初是指基于实践理性的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本质属性。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是由法令、规定组成的法律秩序。韦伯在对形式法律具体特征的解释中阐明了他的“合理性”的涵义。{5}台湾学者林端认为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有两大面向,首先是一部西方法律发展史,即朝向形式理性秩序发展的过程;其次是一种社会行动,以群体的历史个体和行动的个人为参考点研究社会秩序。总览上述学者的研究,对“形式理性法”的考察,目的是研究韦伯理性化的思想,相比较而言,林端对韦伯的法律思想研究更具体一些。他以社会学视角看待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以及比较社会学的批判,揭示出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研究的局限性,特别是社会学家对社会秩序研究的视角,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从“秩序正当性”的视角审视法律理性化问题,首先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秩序存在,研究法律的经验妥当性问题;其次,从社会行动理论出发,研究行动的几率对社会秩序形成的重要性。在当今社会,形式理性法律对社会秩序的维系至关重要,但法律的经验妥当性问题仍是需要被关注的问题,特别是西方工具理性法律思想存在的限度,需要重新认识和发展。

  

二、秩序正当性与法律理性化的行动关联


   “正当性”(Legitimacy)是韦伯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论及“正当的秩序”时提出的概念,意指正当的秩序具有一致性、规律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正当秩序的类型是常规和法律,正当性的基础是传统、信仰和成文规定。从正当性的基础可以看出,对“正当性”的理解关键在于“信念”,不管是基于传统或信仰,还是成文的法律规定,其正当性的获取来自于对某一规则的“相信”。也正是基于此“信念”,韦伯将其方法论中的“价值关联”(value relevance)、“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和“理想类型”(ideal type)运用到“秩序正当性”和“法律理性化”的认识中来,具体表现在:“价值关联”、“解释性理解”被运用到“秩序正当性”问题中,即行动者出于什么动机做出行动,通过什么方式给予其正当性的效力,如何对此行动的动机给予理性的理解;“理想类型”则被用到法律类型、秩序类型的划分和比较研究中,即基于社会行动的动机划分行动类型,并以此划分法律类型,基于正当性的基础划分秩序类型。由此可见,韦伯运用其方法论,通过社会行动理论将“秩序正当性”和“法律理性化”联结起来。

   所谓“行动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社会行动’则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6}20。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中,行动所指向的一般是有意义的行动。“意义”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行动者在历史条件下的主观意义,一种是建构出来的纯粹类型的意义。在韦伯看来,有意义的行动和条件反射性行动,二者的界限是模糊的,特别是基于纯粹习惯的条件性反射行动,是无法明确分辨其主观意义的。而社会科学对主观意义的诠释,也讲求一种客观性的“确证”。这种理解性的“确证”可以通过“理性的理解”和“同情式理解”去求证,“理性的理解”可以通过知性把握并清楚理解行动者的意义,而“同情式理解”却很难再现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当行动指向终极价值时,便无法进行“同情式理解”并知晓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何在。韦伯将后者视为理性行动的偏离现象,并将前者建构为“目的理性行动的理想类型”。“也只有出自于上述这种方法论上的考虑,‘理解社会学’的方法才称得上是‘理性主义’的。”{6}24理解可能是直接观察式理解,也可能是解释性理解,即根据行动者的动机进行理解。因此,对强调行动者主观意义的社会学而言,通过对个体行动意义、平均类型意义以及理想类型意义的诠释性掌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释性理解”。在法律所关注的对象中,除了对事实的确证,还求证行动者的动机,如“主观是否故意”便是法律事实和法律准则适用中的要素,“故意”所蕴含的主观意义,正是需要社会科学确证的内容。也就是说,“秩序正当性”和“法律理性化”所关注的社会行动在一定意义上是“可理解的行动”。

   “可理解的行动”,可以是行动者本身的行动具有“目的理性”的特征,并能够提供确证性,也可以将涉及共同行动的概念还原到个体行动中并以此理解行动的意义。韦伯偏爱前者,是因为“对一个典型的行动所作的因果性诠释,意指其被宣称的典型的过程,既可以在意义上妥当地展示出来,又可以因果妥当地确认”{6}13。可见,“意义妥当性”是“因果妥当性”的必要条件,即正确的意义关联是进行因果性说明的前提。“一个具体行动的正确因果诠释意味着:行动的外在过程及动机可以被如实地把握,并同时达到对其一切关联的有意义的理解。”{6}33基于此,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理性”行动,不考虑结果、由纯粹信仰决定的“价值理性”行动,由情感或感觉决定的情感式行动,由习惯决定的传统式行动。上述的行动类型只是建构出来的概念上的“纯粹类型”,在现实中并不是单一指向的,只能说现实的行动接近不同类型行动的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某一种类型,其中必然掺杂了其他类型的要素。比如,上文提到的基于习惯刺激的条件反射性的传统行动,如果有意识地加以维持,就可能接近于价值理性的行动;而当价值理性的行动,不只是顾及自身价值,开始有目的指向时,也可能转向目的理性行动。韦伯所要考察的是,社会行动的典型模式及其所指向的意义,而其社会行动理论中比较符合其研究目的是“行动的理性化”。“行动的理性化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便是把内在未经思索地接受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替换成深思熟虑地有计划地适应于利害状况。”{6}61即朝向“目的理性行动”的过程,也是法律理性化所指向的社会行动理性化。

   当某一社会行动出现的机会增加或概率增高,社会关系指向某一准则,就出现了“秩序”,当某一秩序被行动者遵守时,该“秩序”便取得了一定效力,但秩序效力的来源是多样化的。能保证秩序正当性的方式一种是内在的,一种是外在的。内在的方式主要有宗教信仰、情感顺从和价值理性,外在的方式主要有传统风俗和法律。这两种方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行动者在赋予行动意义时,会考虑秩序的正当性,同时也会顾及秩序正当性的效力。亦即行动者可能服从于传统风俗、情感或价值信仰,也可能服从于合法性的成文规定。总之,不管以哪种方式获取正当性,社会行动背后的意义具有关键性作用。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要求法律必须具有可预期性功能,因为只有这样,法律才会被人们相信并遵守,获得了认可的法律才具有正当性,当所有社会行动均指向法律时,就形成了法秩序。作为一种“秩序”的存在,其正当性获取和法律理性化是一脉相承的。

  

三、法律的理性化及其正当性

  

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和法律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行动理性化和法律理性化均是社会理性化的重要环节。行动理性化是“深思熟虑地有计划地适应于利害状况”替换“风俗习惯”的过程。“深思熟虑地有计划地适应于利害状况”是指行动者在行动时,会对目标进行有效选择,并辅以合理手段,这个过程其实已经涵盖了行动者对行动后果的预估,此类典型行动,也即理性行动,多指向正当秩序的类型——法律,较少指向非理性行动的风俗习惯。法律与常规[1](正当秩序的类型之一)的区别在于法律有专门从业人员在维持秩序,而仅依风俗习惯或利害状况的,不是法律,法律常常以“目的理性”的态度界定其伦理特质,其伦理性明显低于风俗习惯;伦理与法律的差别在于,伦理规制于心,法律规制于外在行为,更注重线性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决疑论,但这并不是说,法律不关注心志,二者的区别“自然不能着眼于其为‘外在的’或‘内在的’,而是要从两者在规范性上的品味高低来着手”{7}332。前文提到,韦伯认为,法律思维朝哪一个方向理性化对法律的理性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很显然,朝向形式理性发展的法律思维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在对德国法律进行考察时,韦伯认为,德国的法律思维习惯源于德国和欧陆的法律理论,其法律思想受历史法学派影响很大,特别是对罗马法精神的继承,罗马法的理性来源于自然法思想,罗马法的编撰据以理性精神,因为罗马人将逻辑推理和社会经验结合起来,开始划分公私法和法律体系化建构。德国后期的潘德克顿学派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和重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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