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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

更新时间:2018-09-28 07:18:29
作者: 庞中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作者首次提出了“亚洲协调”的概念,讨论了亚洲协调对未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尽管最早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理论与实践是19世纪的、欧洲的,但是,关于主要国家之间协调(不仅是大国协调)的一般理论却同样可以运用在解决21世纪的亚洲(以及太平洋)的严峻安全挑战和困境上。这些挑战和困境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为严重的大国之间的对抗甚至冲突。更重要的是,亚洲协调将注定会阻止战争、实现长期和平及维持本地区的经济活力。也就是说,如果亚洲协调明智地和有效地建立并运作起来,到2079年,亚洲以及太平洋将拥有一百年的和平,如同欧洲在1815-1914年拥有的百年和平。从1979年到现在,亚洲地区已经享受了接近四十年的和平。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地区或者跨地区的论坛、会议、组织和制度等,反映了治理亚洲地区的权力转移的企图和努力;尽管这些安排相互重叠、尚未彼此兼容,甚至相互竞争,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未来亚洲协调的基础。虽然目前的地区安全治理仍然由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复杂的安全地区主义。有不少人建议美国应该以亚洲协调作为未来解决与中国关系的方案。中国已经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亚洲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已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回应美国的“转向亚洲”。中国在亚洲协调中的地位是中心的和关键的。

   关 键 词:亚洲协调  亚洲安全治理  中美关系  上合组织  东盟

  

一、思考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般认为,欧洲协调(European Concerts)即会议体系(Congress System)持续一百年(1815-1914年),从拿破仑的欧洲战争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截至目前,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最久、也是最成功的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concert of powers),其结果是欧洲的“百年和平”(The Hundred Years' Peace)。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巨变》(大转型)的第一章中分析了(欧洲)的主要国家之间的(强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在带来“百年和平”上发挥的作用。“百年和平”表明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是国际治理的有效途径。①

   欧洲协调是今天的全球治理的古典实验,被视为全球治理的起源之一。②欧洲协调可以被认为是今日欧洲联盟的起源之一。欧洲协调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concert of powers)是建立维持和平(秩序)、防止战争的有效手段。欧洲联盟是现代化的、高级的、复杂的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

   欧洲协调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要适用于非欧洲地区,如亚洲,则需要关于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的新理论。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PRIF/HSFK)主持提出了“21世纪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的理论框架:有关的国家(尤其是大国)选择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作为21世纪国际关系中面对的尖锐而迫切的挑战——“权力转移”的解决方案,避免战争,形成长期而稳定的21世纪的全球和平。③笔者是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关于“21世纪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项目的主要作者之一。根据该项目的理论框架,本文的中心主张是:亚洲协调是解决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目前面对的严峻安全挑战和安全困境的明智而有效的解决方案。

   欧洲一体化深深地启发了世界其他地区。亚洲一直有人主张建立类似的地区一体化。但是,“东亚共同体”等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实践面临重重障碍,进展有限。安倍政府修改《日本国宪法》、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地区秩序、重新谋求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东亚共同体”方案目前成为少数人,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等人的主张。作为“新兴”国际权力的“中国崛起”仍然是局部意义上的,即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目前中国经济在长期粗放而高速增长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新常态”),转型困难。美国试图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甚至霸权地位。尽管美国的多数盟国和朋友继续追随美国,但是,面对“权力转移”,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对冲”(hedging)。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中维持美国主导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这些美国的追随者也不是无条件的。广义的东北亚(加上中国、俄罗斯的全部)并非完全是由美国主导的。而目前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格局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和印度以及至少两个地区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形成了21世纪的一种多极均势。

   冷战结束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逐步变成了一个高度复合的会议体系,召开了数不清的国际会议,从经济上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到安全上的朝核六方会谈,其中的一些国际会议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的会议体系和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会议体系。美国深深卷入第一个会议体系却不在后一个会议体系中。中国则参加了几乎所有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论坛。从2009-2017年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奉行“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的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体系的出现(以经济上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日益多边化的美国同盟体系为代表)。中国恰恰不在美国最新组织的跨太平洋体系中。TPP等正在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在双边关系方面,中国极力与美国协调,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但是,与中美协调相比,中国与日本的协调则陷入更大的僵局,中日可能走向战略性的长期化的对抗。中印之间的传统领土纠纷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得到一定的控制,全球合作增加(如在气候变化治理、金砖合作、亚投行等),印度在与美国的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

   本文认为,在不自觉的、缺少主动设计的亚洲协调基础上,如果自觉、主动设计和建立适应亚洲和太平洋目前现实(格局)和能够引领未来的亚洲协调,为可能趋于混乱、失控的多极亚洲提供新型的地区治理。但是,亚洲协调能否出现,取决于本地区主要国家的选择。本地区的“中等大国”,选择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相对容易,且符合其根本利益;本地区重要的中小国家,已经越来越依赖地区安全治理,东南亚各国组成的东盟已经升级为东盟共同体;美国是否选择亚洲协调并不明朗;从现实与长远来看,中国具有选择亚洲协调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中国若选择亚洲协调,这将是中国新的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具有重大的转折性意义,必将产生全球安全治理上的良性循环。

   以下,本文将讨论与亚洲协调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

  

二、“贸易和平”与“发展和平”


   从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以来到现在,亚洲地区并没有大的战争,是国际关系史上接近四十年的相对长时期的和平。这个和平为什么出现?现在是到了研究这一和平形成的主要原因的时候了。

   能够解释这一和平的已有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是“贸易和平”论(Peace Through Trade,the trade paradig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确实,到2015年,中国已经是几乎所有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似乎,“贸易和平”论的有效性在亚洲得到了有力证明。

   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叫做“和平发展”。除了中国在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都是以发展为中心。“和平与发展”甚至被总结为“世界的主题”。至少,“和平与发展”是亚洲在过去30年(1980-2010年)的主题。这个主题被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总结为“发展至上”(econophoria),④即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或者,正如中共十七大和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的“发展是第一要务”。

   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发展,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都是和平的原因。在“贸易和平”理论之后,和平理论在亚洲得到重大发展,这就是本文指出的“发展和平”理论。

   但是,无论是“贸易和平”还是“发展和平”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贸易或者发展本身存在着争夺,即贸易争端和发展冲突,如资源争夺。即使贸易和发展就是和平的根源和保障,一旦贸易和发展降低或者中断,是否和平就会终结?为了和平,如何实现可持续贸易与可持续发展?

   有人一直质疑“贸易和平”论,而“和平发展”论也有其批评者。

   总之,仅有“贸易”和“发展”对于“和平”是不够的,而且“贸易”与“发展”,尤其是失衡的、不公平的、掠夺性的、战略性的“贸易”与“发展”,非但不能导致和平,而且可能导致冲突,甚至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的2014年前后,国际学术界(尤其是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历史类比(analogy),这一类比主要是关于昨天的欧洲(20世纪初期)与今天的亚洲(21世纪初期):昨日欧洲不幸走向冲突与战争,今日亚洲也有可能走向冲突与战争。⑤

   今日亚洲和昨日欧洲不同,21世纪与19世纪和20世纪也不同。但是,这种类比具有可比性,即使这一类比仅仅揭示了昨天的欧洲与今天的亚洲的似曾相识,但它对借鉴昨日欧洲的经验教训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来应对今日亚洲面对的深重挑战是有意义的。

   在持续的经济繁荣下,亚洲的地区安全问题总是没有经济增长受人关注。在过去40年(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亚洲的安全挑战持续积累。这如同“累卵”,其危险性不言而喻。最危险的不是一般的争端、暴力与冲突,而是大战。大战是大国卷入的或者大国之间进行的战争。大国之间的战争不是必然要发生的,却是不能排除的。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有关国家外交政策的大前提是防止战争。“韩国对朝政策的大前提应该是什么?毋庸置疑,那就是防止战争。”⑦

   在这种争论中,一些突出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的后果之一是有关方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修昔底德陷阱”的意义在于提醒“崛起国”和“霸权国”,无论霸权国还是崛起国都要避免冲突。当然,“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分析框架仍然是高度简化的。崛起的过程绝非可持续,崛起的速度也不是持续高速,崛起也可能放慢,甚至中断,而“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也并非水火不容,实际上,“崛起国”与“霸权国”贡献的世界秩序存在着密切关系,“崛起国”也逐渐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贡献者,“崛起国”和“霸权国”在同一个秩序下共处并合作。

   一方面,经济的持续繁荣与活力是和平的一个重要或者甚至是主要因素(西方传统的“贸易和平”与中国等提供的“发展和平”),这种和平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即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各国的经济增长此起彼伏,经济增长成为地区事务的主题,如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主导的“雁阵模式”),这种和平就可大体持续。

   另一方面,过去的经济繁荣与活力也是因为存在“太平洋秩序”(Pax Pacifica)。⑧这一秩序首先是日本等美国的盟国经济增长和活力的保证。后来,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活力也是在这一秩序下进行的。

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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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 2016 , 34 (5)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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