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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更新时间:2018-09-28 07:15:28
作者: 蒋华杰  

   内容提要: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关 键 词:冷战  援助  非洲  革命外交  中国道路  中非关系

  

   作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接受中国援助最多的地区,非洲仅在1956年到1979年间就接纳了总额约62.8亿到72.5亿人民币的援助。①中国不仅在非洲援建了坦赞铁路这一规模最大的单项成套项目,而且在工业、农业、教育、军事等援助领域也投入了大量资源。中国如此大规模援非,乃至达到“穷国支援富国”的地步,②其援助动机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

   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政治动机是促使中国倾力援非的主要原因,但对政治动机的具体解释却有所不同。国内学者的考察基本上是在中非双边关系的框架下围绕当年周恩来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展开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援助有别于西方国家,具有“平等互利、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内政、促成受援国自力更生”的特征。与之相应,对非援助被视为中国在冷战格局下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以此打破美苏封锁造成的国际孤立,进而拓展外交新空间的政策工具。③相比之下,海外学者更加重视通过解读冷战条件下的国际、国内因素来理解中国对非援助的政治动机。亚历山大·爱克斯坦等人的研究证实,中苏之间的冷战竞争以及中国对外行为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因素促成了中国对非援助。④艾伦·哈钦森则强调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援非不是因为非洲国家的需要,而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⑤美国学者戴博拉·布罗蒂加姆则认为,历史经验、发展道路、对外政策、意识形态以及冷战等因素综合起来促成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⑥

   国内学者所强调的对外援助八原则确实在促进援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毕竟它事实上使中国的援助变得更加实惠,进而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但就整个中国对非援助政策而言,作为援助程序规范的对外援助八原则无法解释援助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动机以及援助行为发生时的真实历史背景。这种强调政治、道德价值在中国援非中扮演的角色的做法不仅存在着道德化评价趋向,实际上也难以充分释疑中国缘何在援助中忽略经济利益考量,相反,却容易引发诸多批评与质疑。⑦外国学者的研究虽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但由于未能充分利用中国档案,实际上难以深入探讨上述各种因素的具体作用和相互关系,准确解读中国援非的动机。

   理解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需要充分考察两个关键因素:中美苏台三国四方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非洲逐步升级的冷战竞争以及中国奉行的革命外交政策。

   冷战被视为发生于美苏两大国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及制度之间的一场非暴力竞争,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两种对立的政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为获取自身的制度合法性而在第三世界开展一系列竞争。⑧中国作为冷战的参与者,通过输出自身的革命和建设经验、道路以获取制度合法性自然是其对外行为的重要内在特征。与冷战时期美苏等国意图通过援助输出自身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做法类似,中国的对外援助有其经验和制度输出的目的,援助不仅被用来帮助落后国家反帝反修以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发展国家经济,而且也被用来展现和传播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明确表达了这种诉求。1949年11月,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会议上认为,中国的革命武装斗争可以成为“情形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⑨这一目标最初在作为建国后首次大规模对外援助的“援越抗法”中被实践,⑩此后,“道路选择”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行为的基本内在诉求。

   冷战时期,中国长期奉行革命外交的理念,对外援助被视为一项为革命外交服务的“必不可少的战略支出”。具体而言,援助通过实现国际统战这一目标服务于整个革命外交,国际统战是革命外交的特性,革命外交的手段和方式都离不开统战思路与模式。(11)因而,援助的目的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对外斗争的需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巩固和发展反帝反殖反霸统一战线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服务”。(12)与之相应,革命外交之下的对非援助一直服务于中国在非洲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这一目标。

   本文利用最新解密的中国档案,将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置于冷战视野下进行重新考察,重点分析革命外交之下的“国际统战”和国际冷战生成的“道路选择”这两点因素在援非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以此解释中国对非援助为何忽视经济利益考量。

  

一、从“纳赛尔通道”到“三面出击”:国际统战与援非发轫

  

   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接触始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在会议期间首次与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苏丹等非洲国家代表会面。在互设具有外交职能的商务代表处并于3月派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访问开罗后,1956年5月30日,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当局与埃及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选择首先与埃及建交,并非因为它处于亚非联结点这一地缘政治优势,中国自身的战略转变以及非洲非殖民化进程的加速是背后主因。

   1955年前后,在实现朝鲜停战以及印支和平后,面对与“帝国主义阵营国家”全面对抗的局面,毛泽东开始改变原先只专注东方(亚洲)革命的策略,将中国革命外交置于全球视野内加以思考与实践,以期“重建中间地带、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3)参加万隆会议并与非洲国家接触是其中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就非洲地区而言,民族独立运动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发展,猛烈冲击着英法葡等国的殖民体系。万隆会议后,非洲地区迅速出现了99个以寻求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政党以及12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4)这吸引了当时正意图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国的注意。

   在中国看来,夹缝于两大阵营之间,非洲新出现的民族主义政治势力为了生存和发展多持中间立场,中方将这股可以争取的政治力量分成“纳赛尔派”、以恩克鲁玛为代表的“非暴力派”和“与帝国主义合作派”。其中“纳赛尔派”被认为是最容易接受反帝统一战线的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因为它被认为既“与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并且双方矛盾比较激烈”,’同时对北非的共产党力量也抱有合作意愿。当时,中国对北非地区的共产党力量寄予厚望,1956年,毛泽东告诉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要在支持本地区民族独立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革命。(15)从1956年起,中联部开始不断关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四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中方一开始便将“纳赛尔派”视为在北部非洲建立国际和国内反帝统一战线的最佳依靠力量,而1956年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更是坚定了中国支持纳赛尔对抗“帝国主义”的决心。11月,中国向埃及无偿援助440万美元,(16)同时斡旋改善埃及共产党与纳赛尔政府的关系,促其形成国际和国内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方还向埃共多数派(统一共产党)传授斗争经验,并促使纳赛尔将武器分给埃共。(17)

   1955年到1958年,中国同当时九个获得独立或者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国家中的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建交并与几内亚相互承认。(18)同时,中国也建立了依靠纳赛尔政权的对非工作通道。中国当时向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主要通过埃及输入,(19)外交部要求相关部门掌握“基本通过纳赛尔”的方针,强调对非洲的一切工作需要“征求纳赛尔意见,通过纳赛尔来作,事先打招呼”。(20)

   这一时期,中国对西亚非洲的工作方针是“积极开展、稳步前进、细水长流,政治大力支持、经济援助量力而行”。(21)不可否认,此时的对非援助总体上还处于规模相对有限的初级阶段。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提供的40.28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和贷款中,(22)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几内亚收到的资金、物资援助只有数千万人民币。(23)在甚为关键的对非军事援助问题上,毛泽东也比较谨慎。1956年9月,他在与来访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共产党代表讨论反帝问题时,并没有主动提出给予军事援助,而只是比较委婉地告诉对方“没有武器可以从法国人手里夺取”。(24)毛泽东如此谨慎,在于顾虑当时北部非洲的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和共产党之间的微妙关系,随着纳赛尔派逐渐走向公开反共,事态很快出现转折。

   1958年4月,周恩来肯定了基于五项原则与非洲国家建立关系对于巩固和扩大中间地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回时也强调争取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扩大和平地区和反帝和平统一战线需要完成“许多更艰巨深入的工作”。(25)周恩来此番讲话的背后是纳赛尔派与四国共产党的矛盾激化,四国共产党相继遭到排斥和打击。1958年,埃及政府以影响民族同盟为借口要求埃共解散。(26)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于1957年将自己的地下武装“自由战士”组织并入民族解放阵线控制的民族解放军后便遭到排挤,民族解放阵线限制阿共党员参加游击队,并对已经参加游击队的阿共党员采取包括威胁、解除武装、遣返甚至暗杀在内的各种清洗措施。(27)突尼斯共产党也受到类似打击,被迫于1960年转入地下。

   埃共、阿共和突共的遭遇,使得既往单一依靠“纳赛尔通道”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受到严重冲击,而此时高涨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59年1月,中央调查部在研判过去一年西亚非洲地区形势时,总结了三个特点:“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各国国内亲西方势力和民族主义力量此消彼长;帝国主义势力削弱、内部矛盾加剧,殖民危机日益加深。”(28)外交部在此基础上预测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将从法属西非向尼日利亚、多哥、喀麦隆、索马里等中非、东非地区蔓延。(29)2月17日,毛泽东在与摩洛哥共产党代表谈话时表示非洲“已经燃烧起来”。(30)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在支援非洲民族解放问题上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选择暂时放弃弱小且已经遭到排挤的北非共产党力量,开始主张非洲要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此稳固与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反帝国际统一战线。1959年2月,他向喀麦隆、几内亚、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强调,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31)

对于纳赛尔的“右转”,中方内部虽然已经开始怀疑其是否会继续反帝,但仍不想公开撕破脸面。(32)同时,为了扩大支持民族主义的范围,中国决定从1959年开始将非洲地区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重点从纳赛尔派转向其他派别。1958年12月,国务院外办提出在对外宣传中要支持包括恩克鲁玛在内的非洲一切形式的民族独立运动。(33)1959年初,外交部在坚持既有对西亚非洲工作方针和依靠“纳赛尔通道”的基础上,正式提出要支持非洲地区一切反帝的“主义”,不管它“是泛非主义或是阿拉伯主义,暴力或非暴力的”。(34)外交部同时还提议尽快与加纳建交以便在西非建立外交据点,同时加大对其他非洲国家的民间外交活动并调解纳赛尔和恩克鲁玛之间的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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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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