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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未来”到来与全球治理新议程

更新时间:2018-09-27 23:20:08
作者: 巩辰  

  

   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数据、网络、信息等多重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因而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不得不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并寻求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探索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构成双重挑战,而人工智能本身还可能存在数据隐忧。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无疑首先指向人工智能本身,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表现为人工智能治理集中化、合法化与专业化,通过政府政策对人工智能的直接或间接治理,并就人工智能治理寻求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提升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导论:人工智能时代的兴起

  

   所谓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又称为机器智能(MachineIntelligence, MI),是与人类和其他动物所拥有的自然智能(Natural Intelligence, NI)相对而言的一种由机器来呈现的智能行为或活动。在计算机科学中,人工智能往往又与计算智能(ComputationalIntelligence)同义。通常“人工智能”一词往往与人机交互系统相联系,进而突出其应用性,表现为“机器学习”和“问题解决”等。[1] 2018年,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二部指导发布的最新版标准化白皮书认为:人工智能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其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人工智能是知识的工程,是机器模仿人类利用知识完成一定行为的过程,因而根据人工智能是否能真正实现推理、思考和解决问题,可进一步细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无法真正实现推理和解决问题,并非真正拥有智能,也没有自主意识(如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图像处理),而强人工智能则真正拥有了思维,该智能机器甚至拥有知觉和自我意识,但其目前进展尚不明朗。[2]

   早在前工业化时代,人工智能/人造物(artificial beings)时常以“故事机”的角色登场,并在科幻创作中频频出现,如文学史上的首部科幻小说《科学怪人》(Frankenstein)或舞台剧《罗森的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一定程度上,早期的这类“人工智能”及其命运问题,成了现时代有关人工智能伦理讨论的某种原型。[3]囿于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前现代时期人们或许更为热衷于从哲学或数学层面思考形式推理,而这直接催生了“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计算理论(theory ofcomputation),即认为机器可以模仿任何数学推导。进而,数字计算机有可能模仿形式推理过程,这便是著名的“丘奇—图灵论题”(Church-Turingthesis)。[4]

   2013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突飞猛进,高级统计技术如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大量的数据获取和分析成为可能,机器学习和认知能力也因此而更进一步。截至2015年,有关机器学习的应用已遍及世界。2016年3月,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Lee Sedol),2017年5月,“阿尔法狗”再次战胜围棋高手柯洁,成了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就世界政治而言,人工智能的快速崛起,其意义和叙事衍生不仅限于围棋对弈、智能手机应用等日常生活。人工智能已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一大焦点议题,可以说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步或突破,离不开各国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协作和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兴起,与其政治伦理和社会演化向度几近同步,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例如人工智能计算机将可以获取更多的存储能力和计算资源,这些未来的计算机将会被视为比人类更为智能的存在——一个时代可能来临,届时智能计算机将被看作人类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如何更好地治理人类自己这样的问题;更为讽刺的是,由于日渐依赖人工智能,那么如果我们创造的智能机器最终让我们变得像它们一样,我们可能失去作为人类最为珍贵的一部分:我们的人性。我们的社会是否应该跨越界线,给人造物赋予真的生命?人类的未来或将会被这一窘境定义。[5]可见,就国际政治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兴起至少同时意味着全球问题的嬗变,亦即国际社会可能面临两大维度的全球问题,一是原有的全球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更趋复杂化甚至尖锐化,二是人工智能本身可能带来新的全球问题。

   那么,既然全球问题呼唤全球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无疑与人工智能本身密切相关——不论是原有的全球问题由于人工智能的兴起而嬗变,还是人工智能本身可能带来新的全球问题,出于现象间联系及尽可能“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案应对,从全球治理角度对人工智能本身的应用和发展进行引导,并对其可能的风险进行管控,理应是我们应对人工智能及其衍生效应挑战的一项首要任务。因此,本文将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的讨论,聚焦于集中思考和人工智能紧密相关和可能的全球问题及其治理。当然,人工智能时代也将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全球问题,或者与旧的全球问题相互交织。由于全球问题本身带有复杂性,仅仅对人工智能进行治理或“扬长避短”式管控或许并不能“治本”,但从辩证的角度而言,作为信息与大数据时代符号的人工智能,我们无论如何都有必要探索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相处之道”。既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拓展人类社会福祉,又尽可能避免人工智能本身的负效应,以推动全球治理善治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将对人工智能本身的全球治理作为全文讨论的核心。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

  

   有研究指出,当前亟待解决或应对的全球问题,至少表现在十个方面:粮食安全、收入不均、失业加剧、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网络安全、性别不平等、贸易鸿沟、整体长期投资匮乏、公共卫生安全,等等。[6]这些全球问题的一大共性特征无疑指向全球发展。那么,人工智能的兴起,自然也同样绕不开为全球发展服务,从而有效缓解和应对全球问题。不过,这里提到的全球问题本身,可能既指涉新问题,同时也涵盖老问题。

  

   (一)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

  

   人工智能或能为处理一些迫在眉睫的世界性难题提供潜在的福利或机遇,或者为环境可持续和公共卫生事业服务。不过,由人工智能催生的技术导向变革,也会引发新的分裂和焦虑——可能使世界更加碎片化,仅一小部分人得益于这种变革,而大多数人恐怕仍将惶恐于被新时代和新技术所“遗弃”。[7]诚如历史学界新锐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其《未来简史》(Homo Deus: A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中提到的,“住在宫殿里的人,心中的重要议题永远与住在陋室里的人不同,而就算在21世纪,这一点也不太可能改变……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但知识一旦改变了行为,本身就立刻失去意义。我们拥有越多数据,对历史了解越深入,历史的轨迹就改变得越快,我们的知识也过时得越快”。[8]与此同时,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或疑虑,其实也反映了一种矛盾的“抗争”心理——人们可能出于生活、思维惯性,或者受到知识结构和想象力的局限,因而难免对作为新事物的人工智能持怀疑甚或反对态度。对此,赫拉利也给出了历史的回答:“回首过去,很多人都会认为法老时代的结束以及‘上帝已死’的概念都是社会的进步。或许,人文主义的崩溃也是好事。人们之所以不愿改变,是因为害怕未知。但历史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一切都会改变。”[9]

   人工智能的兴起,象征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日新月异,原本尘封于科幻叙事中的“未来”似乎已经到来,甚至成为“过去”。人工智能应用正频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学习算法”(learningalgorithms)在数码产品中普及,无人驾驶汽车也可能被推广至街头甚至高速公路。也就是说,当今社会的一大发展趋势在于“社会各部分正广泛而迅猛地采用数字技术和大数据,这导致人工智能、自主系统(autonomoussystems)和算法决策之间的无缝集成(seamless integration),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活。”[10]不难预见,人工智能还将根本改变劳动结构、经济运行模式、战争手段,等等。既然人工智能的强势兴起似乎已不可逆转,那么摆在决策者、管理者、企业领导者、人工智能研究者和公众眼前的理应是一个新的全球问题,即缔造何种框架结构才有可能改善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向度,并规避其潜在的负效应这样一个问题。由此可见,国际社会需要就此展开广泛讨论并积极行动。所幸的是,一些工业团体、创业企业、学术组织和智库已经开始从各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及其相关问题,政府也开始寻求实现这方面的主动领导(proactiveleadership)——例如,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都开始着手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人工智能可能的影响也已初步涉及,日本甚至呼吁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开展国际对话。[11]

  

   (二)人工智能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构成双重挑战

  

事实上,人工智能兴起,国际社会可能面临的全球问题,恐怕不仅只是“全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给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带来的挑战是双重的,一方面,需要仔细研究、审慎观察人工智能时代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大规模流行疾病等原有全球问题的影响,尤其需要防止人工智能与原有全球问题相互交织而引发新的全球危机(如利用人工智能从事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活动);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自身可能必然带有的一些负效应——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即使人工智能发展日臻完善,也恐怕难以做到完美无瑕,更何况当前仍处于人工智能快速起步阶段,对人工智能及其可能的风险进行管控将具有长期性。显然,人工智能领域的变革一旦失去必要的管控,则很有可能对国际社会稳定、全球安全,以及人的生存等构成严重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工智能的某些相关技术已趋于成熟,那么其中的一些具体的风险表征也得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初步显现。其一,政治竞选活动有可能为人工智能媒介所操控。如2016年以来的英国脱欧公投、法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选举等都不同程度受到互联网舆情的影响,导致信息失真。其二,自主武器系统的研发乃至使用,有望降低冲突的政治成本,从而引发新的全球军备竞赛,造成更大规模的伤亡。其三,诚如好莱坞电影《终结者》(The Terminator)系列等科幻作品所担忧的那样,不管设计初衷如何,倘若人工智能走向“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则可能会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灾难。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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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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