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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公共生活的恢复:改革开放后的成都茶馆、民众和国家

更新时间:2018-09-27 22:49:33
作者: 王笛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家放松了对私营工商企业的控制,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经济和公共生活。茶馆的复兴便是私营企业发展的结果。茶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为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提供各种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减弱,丰富了人们的公共生活,促进了文化多样性,扩大了公共领域。茶馆为公众提供了分享兴趣爱好和社交活动的聚会场所,还提供了一个很少受社会地位、阶级、性别和年龄歧视的公共生活环境。作为城市中的一种商业和文化,茶馆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茶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历史源远流长,在20世纪后半叶,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以1976年为界,前后两个阶段的茶馆和公共生活的命运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展现:1950年到1976年间,茶馆由繁荣走向衰落;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茶馆再次恢复生机,蓬勃发展。这两个阶段茶馆和公共生活的不同发展方向,反映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变化趋势。在改革开放前较长一段时期里的激进政策下,人们被迫退出公共空间,但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又迅速恢复了公共生活。本文主要讨论1977年至2000年间茶馆的复兴以及人们怎样利用茶馆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

   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之面貌,不仅是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得到大解放,而且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重新获得了自由。政府允许甚至鼓励发展私营企业,日渐宽松的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环境,使得作为成都持久的文化象征的茶馆再次得以复兴。从某种程度来说,茶馆的归来,可以被视为改革开放以后私营小商业蓬勃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

   本研究以成都为例,论述了当茶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被解放出来的人们怎样回到茶馆里享受公共生活。1949年以后消失的有些职业和谋生手段也迅速回归。许多人靠茶馆谋生,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回归的职业在谋生方式上并没有太多改变,男女服务员、算命先生、挖耳匠、擦鞋工等都在忙着各自的生意。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退出公共场所,只有在私人空间里才有安全感,才能畅所欲言。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改善了公共生活。在茶馆里,各色各样的人们都能享受休闲,无论年龄、性别、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如何,茶馆再次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

   本文提出,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不同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茶馆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当然,茶馆这种功能的丧失也是传统媒体(包括报纸、电视等),以及互联网出现的结果,而这些都是党和政府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因此,茶馆在政治上变得微不足道,恢复了它们作为真正的休闲娱乐场所的作用,人们在公共空间得到了相对的自由。人们可以公开谈论政治甚至批评政府。尽管国家仍然进行舆论引导,但比较有效的监管和惩罚违规者的范围集中于纸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对于公共空间的聊天和网络信息,由于规模大、散布广,且十分零散,政府监管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政治上的宽松为公共空间的复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茶馆开始了复兴及独特的商业发展之路。和过去一样,茶馆是一个城市的窗口,从中可以看到外部大世界的变化。因此,20世纪最后20年的茶馆生活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共生活的复兴,它与日益发展的社会多元化和消费文化的勃兴交织在一起。虽然茶馆内外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茶馆的传统用途和特色却基本维持下来。

  

一、茶馆的复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不再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耻。一旦国家放松了对经济的束缚,人们就愿意承担风险,有信心去市场上去闯荡。此外,由于国家不再限制公共活动,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在茶馆和类似场所,这促进了茶馆生活的恢复,刺激了消费文化的兴起。

   1979年年底,成都有2318个家庭经营着“私营商业”,一年后上升到7242个,而到1982年,更增长到16659个。随着政府在1983年至1985年间实施了越来越宽松的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任何符合最低要求的经营者都可以获得营业执照,很快就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虽然这个词有点夸张,但的确反映了当时人们热衷“下海”的社会大趋势。到1985年年底,个体户的数量达到了123901家。虽然成都个体户的数量在1986年至1989年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到1989年年底,成都已经有155675个个体户,占所有224225个企业中的69%。1989年年底,成都工商注册统计表例出了“服务业”的6项分类:即旅游、旅馆、理发、澡堂、洗衣店和照相馆,但是没有列出茶馆的单独统计数据。然而,在“饮食业”项目下,有5226家企业,雇员有43166名,笔者估计茶馆应该包括在其中。

   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繁荣,促进了茶馆的兴盛。1984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对此赞赏道:

   “茶馆,茶馆”,现在又颇有人为它呼吁起来。反动派是怕茶馆的。抗战时,在重庆的茶馆中,都用大字写在墙上,警告在茶馆中“摆龙门阵”的人“莫谈国事”。“四人帮”也是怕茶馆的。“四人帮”猖獗时,其他各地区的茶馆,都立即倒下去,闭起门来。

   这篇文章把茶馆的消失归罪于“四人帮”,显然是无的放矢。茶馆的衰落与公共空间的萎缩受到1949年以后的政治环境影响,后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否定和公共空间的缩小。这篇文章的作者于1984年来到成都时,看见茶馆“似还未恢复原来的规模”,但这种初步的复苏,却已体现了“国家的大治和高度民主的气氛”。作者确实意识到茶馆是大的社会的缩影,反映了人民大众对于新时代的乐观期望。特别应该注意到作者所做的如下评论:“现在退休离休的老同志日见其多,在家中耽得腻了,让他们到茶馆去散散心,听听在会议上所不能听到的人民意见,从中洞察得失,及时反映,岂不是好事?时代变了,今天的茶馆自然也变了。”作者正确地看到,茶馆是一个倾听民众声音的好地方。

   成都茶馆的盛况,给改革开放后来华的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内藤利信在其关于成都的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茶馆,特别是公园里的茶馆和茶馆生活。在那里,人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喝闲茶、吃零食、聊八卦、议政治。内藤利信认为,在中国城市中,成都保留着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茶馆的存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样,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说过:“我一直想去四川成都的茶馆。”后来竹内实有机会来到成都,当他去到青羊宫的茶馆时,尽管这间茶馆里有上百张茶桌,他却没能找到一个座位。后来他去了百花潭公园,在正门旁发现一家茶馆,所有的三十多张桌子都被占满了。据竹内实的观察,茶馆“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年人的俱乐部”。他看到有一拨人,有男有女,把五六张桌子拼在一起,弄不清楚到底是随便在聊天,还是在开座谈会。在露天摆放的茶桌旁,还有其他两三拨客人在喝茶闲聊。由此,他的结论是,“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地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他相信,正是成都茶馆及其茶馆文化的这种固有的草根的特性,使它们能够持续地发展。

   改革开放时期的茶馆在功能上与过去已经有所差异。传统的街角茶铺、茶楼、公园和寺庙中的茶园,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低档茶铺出现了一个转型,即变成了茶铺兼录像放映室,这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非常流行。茶馆可以为怀有各种各样目的,不同阶级、职业、爱好和年龄的人提供服务,满足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基本需要。

  

二、共同兴趣与社交


   有研究者认为,成都固有的茶馆文化是这个城市最大的特色,甚至可以以坐茶馆的功力来判断是否是“真正的成都人”。一项调查发现,2.9%的成都居民每天都去茶馆,10.3%的一周去一次,13.5%的一周去两次,8.5%的一个月去两次。此外,大量的流动人口也非常依赖茶馆。一项估计认为,在成都,超过20万的人每天都去茶馆。在当代成都,由于市民日常生活的选择具有多样性,茶馆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据一位社会学家说,成都被认为有许多“懒惰的人喜欢悠闲的生活”,这些人永远不会成为“成功人士”。一些阔太太的懒散生活,也是与茶馆密切相关,她们早上去美容院,中午去茶馆,晚上在麻将室里打麻将,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三点一线”。

   茶馆成了人们分享兴趣爱好的俱乐部。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茶馆的复兴,出现了棋园等有特色的茶馆。成都大约有六七家棋园,其中最著名的在繁华商业区提督街。这个茶馆棋园有宽敞的大厅,顾客多是年轻的工人、年老退休老师和干部,他们在那里喝茶、下棋、观棋或是切磋棋艺。茶馆还举行国际象棋比赛,出售门票,500个席位几乎天天爆满。

   茶馆的复兴不仅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在这个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茶馆成了“商讨生意、传递信息”的场所。一位记者说,他在一家茶馆里“稍坐片刻”之后,不仅了解到该社区鱼肉和蔬菜价格的各种信息,而且能得知同城甚至省与省之间的行情。一些茶馆实际上成了钢铁、水泥、汽车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贸易和市场交易中心。1984年,成都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鹤鸣茶社开了一个贸易市场,每周五进行生产资料的交易。每周五上午,商人、工厂采购员和原料供货商等都在此进行交易,直到若干年后,政府关闭了这个市场。

   成都最著名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应该是城北体育馆茶园的“周五茶会”,也就是“成都生产资料交易会”。该茶馆占地300平方米,茶会之日,挤满了来自成都、外县及各省的采购商和供应商。每逢茶会,茶馆内的墙上和房柱子之间,都挂满了报纸大小的白纸,上写着单位名称、物资规格,以及各种供求信息,有的还写上联系人名、标出价格。人们可以看各种物资的介绍,并坐下来商谈生意。企业花上几十元即可成为会员,仅1987年的头三个季度数百家企业便使得茶会的成交额超过2亿元。这个茶会维持了好多年。

茶馆也成为各种“皮包公司”的办公室。“皮包公司”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所谓“全民经商”的高潮,许多小公司就只有一个人,没有办公室,没有员工,就自己拎着个皮包到处找业务,所以被人们戏称为“皮包公司”。茶馆便为“皮包公司”的老板们提供了最理想的做交易和处理商务的场所。在20世纪下半叶,茶馆在城市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相比,现在中国城市里有着更多的公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茶馆不仅是一个休闲娱乐之地,从晚清开始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和生意场所。在整个20世纪,随着许多其他公共空间的出现以及商业技术和设施的进步,尽管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发生了变化,茶馆的市场功能从未被取代。此外,伴随着规模和数量的增长,茶馆繁荣起来,并拥有了高度专业化的管理和组织。和过去一样,茶馆在人际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人”。尤其是位于公园中的茶馆,成了名副其实的“婚姻介绍所”。人民公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开始是一些年长的居民们喜欢在那里讨论他们孩子的婚姻大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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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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