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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建青 乔耀章:历史时空视域下的“人民”概念理论探微

更新时间:2018-09-27 07:28:36
作者: 巩建青   乔耀章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作为我国政治话语体系中重要关键词的“人民”概念,既是继承我国古代、近现代“人民”概念的智慧,借鉴与融合西方“人民”概念主要思想,发展和创新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人民理论的理论成果,也是其政治制度设计者——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发展实践过程中,不断设计形成的特有政治话语。“人民”概念主要从“集体性概念”向“集体性概念与个体性概念并存”的发展转变是时代趋势。“人民”概念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从形式上的“主权者的人民”向实质上的“人民权利主体”过渡,使“人民”概念进一步落地生根。

   关 键 词:人民  阶级  国家建构  People  class  state building

  

   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开篇第一部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第一篇文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经过对《治国理政》一书的学习发现,“人民”始终是贯穿全部文献的核心关键词所在。回溯党的历史,发现作为党的纵向历史线索的政治报告中,亦始终围绕人民展开论述,①且作为我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人民思维的重视程度愈发明显。人民在我国政治话语中的重要地位,可通过“人民”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的变迁得以窥探②。从党的现实与历史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人民”概念,“人民”思维,是解读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关键词或重要政治话语。要对我国现有政治发展态势做出合理解读,就必须对我国政治话语关键词“人民”概念,从历史时空视域背景进行合理的理论探微。

   历史时空视域的“人民”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的国家、地域,由于其各自国情、域情的不同,存在着共同性与差异性。我们拟通过对中国人视域中的人民、西方人视域中的人民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域中的人民三个方面,对“人民”概念给予不同历史时空的学术梳理与解读。

  

一、中国人视域中的“人民”:古代、近现代、新中国

  

   “人民”概念在中国古代、近现代、新中国阶段,由于其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阶级基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不同,其对“人民”概念的解读亦各放异彩。

   1.中国人视域中的“人民”概念:古代释义

   所谓中国人视域中的古代“人民”概念释义,主要是指19世纪中叶前,在“人民”概念方面的释义。我国古代经常把“人”与“民”分开使用。如《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许慎《说文解子》解释“人为天地之生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凡人之属皆为人”。[1]人作为相对于动物、植物类的概念,是天地间最为宝贵之物。相对于“人”而言,我国古代更多地使用“民”概念。如黎民、草民、庶民等,与其相近的词语含有苍生等。《说文解子》认为“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属皆从民。其主要意思是指作为芸芸众生的民,像萌发的青草等一样,拱卫着核心。“民”所对应着的是国家和君主。古代中国,大多数情况,“民”作为一种群概念,侧重指一定区域的社会最底层社会普通百姓阶层,而“人”则侧重于指生物个体和思想文化等个体。相对于“民”而言,“人”的政治色彩指称较小。[2]

   我国古代,有时也把“人民”放在一起使用。其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指人类。如“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3]二指平民,百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4]三指奴婢或刑人、奴隶逃亡者。“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5]四指所属之人或民众。“衍请受甲二十万,为君攻之,虏其人民,系其牛马,使其君内热发于背,然后拔其国。”[6]五指代别人。“即兄弟子侄,亦将为人民侮,祸福倚伏之几,意不知何者为可喜也?”[7]六指官吏与百姓的通称,人为官吏,民为众庶。如“分其人民以居之。”[8]古代人民亦指官吏与百姓的通称,如“人为官吏,民为众庶。分其人民以居之。”此种情况时,人民是作为两个词并列而出现的,其体现着君主等统治阶层,作为“人”施动着,“民”为受动者的统治态势。施动者与受动者的协调,即“民”与“人”的和谐构成了古代民本思想,它是中国人安顿人民与国家关系、规范国家治理行为和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最基本原则与依据。古代中国所指“民”主要是为统治者“人”所服务。所用第一层涵义时,侧重人的类属性;所用第二层涵义时,侧重指社会中的普通大众;所用第三层涵义时,侧重针对奴隶或者刑人等,指社会底层的人,至封建社会后期,此项涵义已很少使用;所用第四层涵义时,侧重指所属之人或民众,是置人民于一个国家地域范围予以审视人民概念,是把人民作为统治者的被管制对象或者财产而表述的集体性概念;第五种“指代别人”古代用法,相对较少;使用其第六层涵义时,则把“人”与“民”对立起来加以分析,“人”所特指官吏,“民”特指普通百姓。“人民”是二者的共同所指。总之,中国古代,“人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统治者所管辖的百姓。“人民”很长时间内主要从“民”的角度,从集体的视角解释较多,而从单独个体“人”的角度,则解释的相对较少或基本没有。

   2.中国人视域中的“人民”概念:近现代释义

   所谓中国人视域中的近现代“人民”概念,主要指我国鸦片战争之际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时间范围内“人民”概念的实然理论变迁。据我们考证,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3年,在被称为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近现代意义的“人民”概念已开始使用[9],古代“民”与“人”的对立关系开始消解,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学术期刊,如《万国公报》(上海)、《中西闻见录》、《寰宇琐纪》、《中国教会新报》、《益闻录》,亦经常使用“人民”概念[10]。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深陷“三千年一大变局”[11]。客观上,基于国情的把握与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一些先知先觉的历史人物开始对“人民”概念给予较新的释义,但主观上,由于他们不同的阶级背景、知识背景以及历史认识等,其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亦呈现差异。

   晚清政府开明人士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结合自身经历,较早开始吸收西方“人民”概念与继承创新古代“人民”概念。魏源指出大西洋各国“治民者秩满后,国王遣官察其政绩……育养人民之类,皆审其功罪之实,以告于王而黜陟之”。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知识精英,魏源结合西方“人民”概念,洞察与审视中国传统“人民”概念。一方面介绍西方“人民”概念主要指一国范围内排除王和官僚的社会主要成员,另一方面指出西洋国王遣官的目的在于政绩,即“育养人民”。[12]晚清后期,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代表人物的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全书中多次出现“民”,如“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但较少把民与人连用,并且进一步继承与创新魏源思想。总体上,尽管不排除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一些有识之士,能够认识到西方“人民”概念的优越性,但总体而言,在此时期,在历史的“混沌期”,大部分知识分子只能做到,一方面希望认清历史,诊治民族困境,另一方面基于阶级局限性,无法超越古代旧有的“人民”概念认知。

   随着洋务运动的孕育与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学者严复、梁启超等借用西方“人民主权”理论开始逐步打破传统中国重“民”轻“人”的思想局限。严复认为“华人素斥西洋为夷狄,而不知此中人民,君民相与之诚……”。西方无论君民都属于人民,人民的不同群体间能做到诚、笃、爱与信等。[13]梁启超则进一步认为“天下未有无人民而可称之为国家者,亦未有无政府而可称之为国家者,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政府之义务……可括以两言:一曰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受西方契约精神影响下的梁启超,其对“人民”概念的解释已不同于同时代传统封建中国主流。梁启超期望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与“采补所本无而新之”两种思路并行,以达到锻造“新民”之特质,达到独立于世界之中国人民。梁启超认同先有人民后有国家,主张“先有人民而后有国家政府也”。[14]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则根据时代发展与国家诉求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5]孙中山把“民”与“人”联系起来,一方面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民,另一方面也指出“民”的任务在于民族之统一,民之为诸族合一。孙中山对“人民”概念的理论探微,基于当时国家民族生存的现状,主张从民族团结的角度,以集体性的“人民”概念,强调民族内部整体利益,主张人民的根本目标指向应当是实现民族统一。民国政治学家高一涵认为,“国家之实际蕲向,因时势、境遇及其实力之如何而异其旨。应随人民之自觉,应时世之要求,以变其趣者也。”[16]高一涵认为,国之所以为国,在于对于人民合理需求的积极回应。同时强调,国家应当根据人民自觉和实际之要求调整国家奋斗之指向。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不缺宪法意义上的权利,只是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导致宪法上人民之自由权利被束之高阁,人民视之为不足重轻之物[17]。陈独秀一方面继承了梁启超等人西方“人民”主权思想,另一方面指出人民权力的宪法权利化,冀期望于人民概念从“悬空状态”回归现实,其能够用来真正为人民谋利益。陈独秀同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自治基因,可以充分利用为人民自由权利的实现服务③。[18]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则力图通过斗争方式竭力打破旧有的“平民主义”,构造“纯正的‘平民主义’,成立由全体人民执掌的民主政权,以保证国家与人民之间不强迫压服,国家的目标只指向人民。[19]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概念,在最早翻译到中国时,没有相近的合适的中国词汇。尽管我国语言中的“民”与其意义相近,但单纯使用“民”,又难以完全表达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中社会劳动者受压迫剥削的劳动者身份。所以我国较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等开始马克思主义翻译式的“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使用“庶民”等。[20]

   总之,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三千年一大变局”,基于国家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从自身阶级背景、知识背景、历史认识等多棱度提出“人民”概念的不同主张。且随着近现代历史的纵向演进,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新文化运动等的推进,共产主义思潮与科学社会主义在“百舸争流”的中国思潮中逐渐萌动成长,“人民”概念的自由权利意识逐步深入人心。

   3.中国人视域中的“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民”概念演变

   所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人视域中的“人民”概念演变,主要指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对“人民”概念的演变认知。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开宗明义地指明:“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21]毛泽东习惯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即工农联盟作为“人民”的核心,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争取潜在对象。此种划分,既延续了毛泽东早年敌我友划分思维,又形象地说明人民内部本身可区分为核心群体与外围群体。[22]此时期的“人民”,主要是靠经济地位及其所衍生出来的社会各阶级身份与对革命的态度两个维度予以判断。其实质运作是靠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城市单位机制、农村群众大会等来识别与发现。[23]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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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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