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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佃来:阿伦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四个根本性误解

更新时间:2018-09-26 23:20:55
作者: 李佃来  

  

   摘要: 阿伦特对马克思所作出的独特解读,通常被人们认定为后者的政治哲学得以开显的一个重要契机。阿伦特虽然积极开显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但也在根本上误解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阿伦特的误解主要体现为四点:一是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存在无法弥合的逻辑和思想矛盾,二是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的赞颂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由原则,三是认为马克思应当为20世纪的极权主义负责任,四是认为马克思“实现哲学”的思想终结了政治哲学的传统。鉴于阿伦特在政治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鉴于她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我们必须全面澄清并认真对待阿伦特的这四个根本性误解。

  

   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阿伦特既是通过构建和区分概念,又是通过梳理和确立思想史线索来形成其思想叙事的。在阿伦特所梳理和确立的思想史线索中,马克思是最关键的一个人物。阿伦特对马克思所作出的独特解读,通常被人们认定为后者的政治哲学得以开显的一个重要契机。理由是:如果说马克思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被19世纪后期以来所盛行的实证主义理解模式所深深遮蔽,那么阿伦特大概是第一位将马克思整体性地界定为政治哲学家,并突出其政治哲学深刻影响力的人。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如同施特劳斯、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一样,阿伦特成为了人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系。然而,人们在参照阿伦特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时,却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悖谬性的问题,即阿伦特在积极开显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同时,又以其特定的方式遮蔽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这个问题倒不意味着阿伦特一方面在政治哲学的谱系中来解释马克思,另一方面又要求离开这一解释谱系,而是意味着在她那看似精妙绝伦的“原创性”阐释中,处处夹杂着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根本性误解。本文的基本工作,在于集中从四个方面来实事求是地指认并澄清阿伦特的误解,以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作出必要辩护。

  

误解之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存在无法弥合的逻辑和思想矛盾

  

   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第二手稿中,阿伦特这样说道:

   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找到合适的说辞。真要说的话,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学。马克思对此并未特别精雕细刻,也不是始终明确,但是它产生的冲击力要比那些精心论述的理论产生的影响的总和还要大。我不采用重构其哲学“体系”的各个片段论述的方法来论述,而想抽出他论断的结论来再现他的政治哲学……在此,首先我从马克思这种论断观点中选择三个结论,尽量简洁地论述它们的含义。这三个结论恐怕也是大家都熟悉的。第一个就是恩格斯把它概括、公式化了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为与其他马克思思想研究者之间流传的那些论述相反,恩格斯经常把马克思的论述转换成贴切而简洁的叙述。第二个结论是出自《资本论》,就是“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第三个结论是那篇有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最后的总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显而易见,在上述说明性文字中,阿伦特一方面将马克思理论工作的核心认定为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简化和概括为三个结论性的命题:一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二是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三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平心而论,仅从这三个命题本身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认为阿伦特误解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相反,我们应当看到阿伦特独具慧眼的深刻之处。因为不同于西方近代之后的规范性政治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理论。而作为一种历史性理论,马克思政治哲学又的确与这三个命题及其所包含的叙事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关联。所以,与人们运用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框架来诠释马克思的通行研究路数相比,阿伦特所选择的视角,应当说更有助于我们揭示和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体性内容。进而言之,如果说阿伦特终究还是从根本上误解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那么这种误解则主要来自她对这三个命题所作的自以为是的引申和发挥。

   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的上述三个命题,构成了对欧洲政治思想传统的反叛、背离和颠覆。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反叛、背离和颠覆,却又是在传统的框架中、借用传统的概念系统进行的。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充满了思辨的张力,而是意味着它的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这种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体现在:马克思一方面将“劳动”论定为人类最基础甚至最高的价值活动,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未来社会实现劳动对立面上的“闲暇”;他一方面诉诸“暴力”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未来社会消灭阶级斗争;他一方面在“改变世界”的信条中将“哲学的现实化”确立为哲学的基本开展方式,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哲学彻底现实化之后,思想是否还存在”这一难题。不仅如此,

   这些根本的矛盾,在马克思自己用词的论述中无法解决。因为在那里不能适用辩证法的规则,却往往无视这些根本的矛盾。这是因为无阶级社会,没有劳动和暴力的“自由王国”“哲学的实现”等全都是被阐释为属于马克思学说的乌托邦主义的部分。确实,马克思在历史最初的“原始共产主义”中发现历史终结后的、他自己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人类学上的正当性要素的时候,就成了最早赋予乌托邦主义某种实体的思想家。但是,这种乍看之下的乌托邦主义性质不仅没有能消除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明显。假如马克思确实论述了能找到自由的乌托邦,自己不被“理想”之外的什么东西所左右,然后去追求这种理想的历史正当性的话,那么,就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从这个理想社会中的人们那里夺走他们历史中辉煌的本质特征。

   所以概言之,马克思的上述三个命题及其所表征的政治哲学,存在无法化解和弥合的逻辑和思想矛盾。这是阿伦特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上的一个实质性见解。

   我不同意阿伦特所提出的这个见解。以我之见,马克思在阐发其政治哲学思想时虽然使用了一些看似对立的概念,但这并不表明他的政治哲学存在内在矛盾。阿伦特之所以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原因之一就在于她并没有洞见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马克思是在两个不同的历史位阶上建立其政治哲学的叙事结构的。而这个基本事实,正是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出发点。

   检阅政治哲学史会发现,古往今来的大部分政治哲学,特别是20世纪以来以“分析”为进路的政治哲学,几乎都只是在一个位阶上建立其叙事结构,并不存在不同位阶的问题。如果说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政治哲学总是要设定其用以推理的价值前提和规范标准,那么对于只涉及一个位阶的政治哲学而言,其价值前提和规范标准必然不会是多重的而是单一的,否则,不仅会出现阿伦特所说的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而且还会因为缺少坚实的立论前提和稳固的理论框架而丧失其理论的解释力。比如说,洛克以“财产权”为基点、边沁以“最大化的功利”为准则、诺齐克以“至上的自由”为前提、罗尔斯以“作为公正的正义”为底线所构建起来的政治哲学,都符合这个特点。

   进一步说,这类只涉及一个位阶的政治哲学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缺少纵贯历史的那种宏大视野,也就是缺少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时所指认的那种宏大的“历史感”。在我看来,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大部分政治哲学相比的一个突出特质,就是拥有这种宏大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突破了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知性论逻辑框架和平面化思维,进而使之成为一个“有层次”的理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层次”,也就是它的不同历史位阶。总体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关涉两个不同的历史位阶,一是市民社会,二是人类社会,前者对应着政治解放,后者对应着人的解放(或人类解放)。比较而言,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论,故而也存在不同的逻辑和思想层次,但黑格尔并没有由此而突破市民社会这一历史位阶,其政治哲学的不同层次,展现为同一历史位阶内的不断推进和发展。另外,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严格来说还不能算作一种历史性理论,但它却关涉两个不同的位阶,一是日常可见的感性世界,二是理念中的超感性世界。但由于这两个世界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不是历史发展的两个不同环节和阶段,所以柏拉图立足于后一世界所构建的政治哲学,并不存在多个立论前提和多重规范标准。与此不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两个位阶,正是一前一后、不具有选择性的两个不同历史环节和阶段。与此相应,马克思政治哲学必然会包含不同的理论维度,存在不同的立论基点和规范标准,从而也必然会出现阿伦特所说的“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具体一点说,在涉及市民社会这个历史位阶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立论基点和规范标准会有“向下”的现实性特征,从而与近代之后的规范性政治哲学存在诸多会通乃至重合之处;而涉及人类社会这个历史位阶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立论基点和规范标准则会有“向上”的理想性特征,从而又大大超越了近代之后的规范性政治哲学,并与古典政治哲学形成一种相似性和类同性。阿伦特所指证的“劳动”与“闲暇”之间的对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向下”的现实性与“向上”的理想性之间的反差。

   至关重要的是,作为一前一后的两个历史位阶,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代表了马克思思考历史发展的一种“序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马克思的最高政治理想虽然是迈向人类社会,并实现人类解放,但人类社会并不是没有基础、一步到位的,而市民社会在他看来正是迈向人类社会的基础和踏脚石;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虽然是高于市民社会的一个历史位阶,但它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又具有回溯性的价值,亦即它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点,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中起着思想引导的作用。这样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向下”的现实性与“向上”的理想性之间的反差,及由之而造成的“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既不是解释者们所炮制出来的“两个马克思”——如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不成熟的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与作为科学主义者的马克思等——之间的对立,也没有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使马克思陷入比他自己预料的更大的混乱”。换言之,这种反差、“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表征的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不同思想界面、不同理论维度、不同立论前提、不同规范标准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体现的是马克思考察不同历史环节所确立起来的一种有序的层级结构。一言以蔽之,这种反差、“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并没有牺牲马克思政治哲学在理论上的自洽性,相反,这深刻表明马克思政治哲学乃是一个具有宽广的解释力、既能上得去又能下得来、既能面对过去又能面对未来的历史性理论。由此说来,阿伦特的上述见解,即马克思政治哲学存在无法化解和弥合的逻辑和思想矛盾,是站不住脚的。

   实质上,阿伦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是深层次、根本性和全方位的。如果说上述误解,是阿伦特对马克思的三个命题及其所表征的政治哲学在整体上的一个错误解读,那么,她对每一个命题的理解和阐释,实质也都存在着致命的“硬伤”。

  

误解之二:马克思对劳动的赞颂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由原则


众所周知,阿伦特是一个擅长构建和区分概念的政治哲学家,她的许多原创性观点,都是由此而来的。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就将人类活动在概念上作了三重区分,分别是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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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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