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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儒家从“不能用”到“受重用”的命运转折

——“忠孝不能两全”的悖论解析

更新时间:2018-09-26 14:27:06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儒家历史上有一个反差鲜明的奇特现象:虽然孔孟在世的时候总是处于“不能用”的尴尬状态,汉代之后无数道德品格和学问知识远不如他们的儒者却能够长期享有“受重用”的独尊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儒家大师们在处理“忠孝不能两全”的二难困境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孔子和孟子强调孝高于忠,主张“舍忠而尽孝”;荀子和董仲舒却强调忠高于孝,主张“舍孝而尽忠”,从而实现了对于儒家命运来说十分关键的一次历史转折。

  

   儒家历史上有一个反差鲜明的奇特现象,但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充分解释:一方面,被儒家公认为“至圣”“亚圣”的孔孟在世的时候,长期处于司马迁所说的“不能用”的尴尬状态;另一方面,在汉代之后的两千多年里,无数道德品格和学问知识远不如这两位圣贤的庸常儒者,却轻而易举地就被历代统治者委以重任,可以说进入了长期“受重用”的独尊境界。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传统儒家的历史命运经历了这样一种天翻地覆的根本转折呢?本文试图围绕“忠孝不能两全”的儒家二难困境,对此展开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舍忠而取孝”的孔孟儒学

  

   由于儒家思潮植根于西周“家国一体”的分封制所确立的“宗法血亲礼制结构”之中,“孝”和“忠”可以说构成了支撑它的两大核心价值理念。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孟子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孟子·滕文公上》)、“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以及有若主张“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等,便清晰地展现了他们试图将这两个最有儒家特色的伦理规范相提并论,当成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别加以强调,并且凭借“移孝作忠”的途径维系二者统一的积极努力。

  

   不过,如同人生在世的许多理想一样,虽然孔孟希冀达成的“忠孝和谐”在许多情况下的确能够顺利实现,但由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二者在更多情况下却会出现不可兼得的严峻冲突:“忠”主要针对的是政治关系中的君主,①“孝”主要针对的是家庭关系中的父母,彼此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事实上,只有在西周时期的姬姓统治集团内部,才会由于分封制的缘故出现“家国一体、忠孝合一”的局面:各位诸侯对于周天子的臣服顺从,从血缘角度看属于子对父之孝,而从业缘角度看则同时又是臣对君之忠。不过,一旦超出了这个狭小的范围,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某位普通民众对于自己父母的“孝”,很可能与他对于朝廷君主的“忠”相互抵触,以致他要是想尽孝就不得不放弃尽忠,要是想尽忠又不得不放弃尽孝,结果陷入类似于“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忠孝不能两全”之中。

  

   从孔孟的文本中我们会发现,尽管两位圣贤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后来国人耳熟能详、处理起来也相当棘手的二难困境,他们却已经论及了“为人孝弟”有可能会在张力矛盾中走向“犯上作乱”的几个特殊案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处理孝与仁之间的抵触冲突一样,孔孟在处理孝与忠之间的抵触冲突时,也是凭借至高无上的“血亲情理”精神赋予了孝压倒忠的终极意义,所以才主张人们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应当“舍忠而尽孝”,而不是“舍孝而尽忠”。

  

   例如,孔子主张“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论语·子路》),从文本关联看直接针对的就是叶公主张的“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因此,这个案例不仅涉及到儿子对于偷了别人羊的父亲的孝顺之心与他对于羊被偷了的受害者的仁爱之心的矛盾冲突,而且也涉及到儿子对于父亲的孝顺之心与他对于君主的忠诚之心的矛盾冲突:要是为了孝顺父亲隐瞒父亲偷羊的罪行,就会破坏社会生活的秩序,导致自己作为臣民对于君主的不忠;但要是为了效忠君主指认父亲偷羊的罪行,又会导致父亲身陷囹圄,让自己背上“不孝”的骂名。面对这种忠孝不能两全的局面,孔子的选择很明白(尽管他也许没有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潜在后果):为了维护父子之间神圣不可侵犯的血缘性慈孝关系,一个人不仅可以放弃人际之间的普遍性仁爱关系,而且也可以放弃君臣之间的业缘性惠忠关系。②

  

   再如,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也从一个角度涉及到了孝与忠之间的对立矛盾:君子由于要对死去的父母尽到孝子之心、恪守三年之丧的缘故,不得不放弃他对在世的君主所承担的忠臣之责,甚至有可能因此导致礼坏乐崩,所谓“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但是,尽管宰我的这种担心颇有理据,孔子却依然严厉斥责他“不仁”,从而表明了某种与他在“父子相隐”的案例中根本一致的态度: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人们应当为了维护血缘性的父慈子孝,不惜付出业缘性君惠臣忠的代价。

  

   孟子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继承了孔子的基本立场,所以在展开人伦排序的时候,曾专门将“父子有亲”置于“君臣有义”之前,以彰显孝优先于忠的重要地位。也是从这种立场出发,他才明确主张:在“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的情况下,舜应当将父亲“窃负而逃”,结果不仅在“乐而忘天下”中放弃了自己“为民父母”的“天子”职责,而且也在“终身欣然”中放弃了他与皋陶之间的“君臣有义”,以致这位秉公执法的臣属无从将瞽瞍绳之以法(见《孟子·尽心上》)。换言之,从“父子有亲”与“君臣有义”出现冲突的角度看,孟子与孔子完全一致,在赞成“大亲灭义”的同时,却拒绝了“大义灭亲”的做法,从而将“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的血亲至上原则一以贯之地落实到了忠与孝的关系之上。

  

   综上所述,孔孟在忠孝关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主张人们以孝作为实现忠的本原根据,达成二者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又赋予了孝凌驾于忠的终极地位,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为了孝不惜放弃忠,却不能为了忠而放弃孝——或者说是“一般情况下的国家利益与亲属利益发生冲突时,都应偏向保护亲属利益”,从而体现了两位儒家圣贤努力将血亲情理精神贯彻到底的坚定立场。

  

   二、“孝高于忠”导致的“不能用”

  

   不过,孔孟在二难困境下采取的“舍忠而尽孝”态度虽然坚持了血亲情理精神,却又使它不仅在理论上陷入了悖论,而且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危机。

  

   先来看理论上的悖论:如同仁与孝的关系一样,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孔孟原本也是想在血缘之孝的本根基础上实现业缘之忠;但由于他们赋予了血缘之孝以至高无上的终极意义,结果就会在冲突情况下导致业缘之忠被它立足其上的这个本根基础所否定,从而让儒家指认的人之为人的本质遭遇致命的挑战。

  

   例如,按照孟子有关“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人性定位,一旦在“父子有亲”与“君臣有义”之间出现了不可得兼的矛盾冲突,身为儒者就会发现自己的处境相当尴尬:无论“大义灭亲”,还是“大亲灭义”,都难以成为完整之“人”。《史记·循吏列传》记载的一件事就展现了这种难逃“禽兽”嫌疑的困境: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不难看出,这位“坚直廉正”的国相面对“其父杀人”的局面,之所以首先为了“尽孝”把父亲放走,然后又为了“尽忠”自刎而死,正是想借此摆脱自己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悖论中势必陷入的要么“无父”、要么“无君”的尴尬处境。

  

   再来看实践中的危机:尽管孔孟从未否认过“忠君”的意义,甚至也将其看成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但他们在冲突时采取的“舍忠而取孝”态度无疑会冒犯大权在握的君主们,因为后者稍微反思一下便会发现,这种“孝高于忠、家高于国”的立场会鼓励臣民们为了他们父母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作为君主的利益,从而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说苑·修文》以及《韩诗外传》都记载了齐宣王向当时的儒者田过请教“三年之丧”问题的故事,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则何为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位,无以尊显吾亲。受之君,致之亲。凡事君,所以为亲也。”宣王邑邑而无以应。

  

   不难看出,这里涉及的只是死后守丧三年的礼仪问题,但一听到田过公然宣称“君不如父重”,齐宣王还是当场就大发雷霆,而在田过给出了基于血亲情理的“事君全为利亲”的具体论证后,也依然是耿耿于怀难以认同。有鉴于此,倘若牵扯到更为切身的现实利益,二者之间的张力冲突只能是更加尖锐。

  

   反讽的是,儒家大师荀子教导出来的法家弟子韩非,后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孔孟的这种“舍忠而取孝”态度会将儒家置于怎样棘手的困境之中: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韩非子·五蠹》)

  

   不难看出,他在此通过提到“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的案例和点出“仲尼”的名号试图彰显的,正是冲突情况下要想同时成为“忠臣孝子”的巨大困难:不仅父母的“孝子”很容易变成君主的“背臣”,而且君主的“忠臣”也可能沦为父母的“逆子”。例如,倘若臣民们按照孔子的教诲行事,就会在“从君战”的时候缴械投降沦为“背臣”,害怕自己为了报效君主战死之后无法赡养家里八十岁的父母,最终沦为大逆不道的“不孝之子”。事实上,宋代理学家在评价东汉赵苞在“虏夺其母,招以城降”的情况下“遽战而杀其母”的做法时,一方面依据“君为臣纲”的原则强调“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另一方面又还是从“事亲为大”的原则出发,主张“不得已,身降之可也”(参见《二程遗书》卷二十四),依然流露出了“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的反讽悖论。

  

现在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描述的那种情形了:“景公……欲封以尼溪之田,晏婴不可……居三岁而反于卫,灵公不能用……季桓子卒,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然鲁终不能用孔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这里反复出现的“用”字,其实是一个颇能体现孔孟内心意向的字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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