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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忠梅:环境法回归路在何方?

更新时间:2018-09-26 01:06:36
作者: 吕忠梅  

   1.环境法律关系是以环境为媒介而形成的间接互动关系

   “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因为一个在上游排污,一个在下游受害,而产生了联系。这种因污染而形成法律关系,不是主体间的直接互动关系,而是具有间接性——主体间因为有环境介质才能形成法律关系,我将其称之为“人—环境—人”关系。正是因为“人—环境—人”的间接性,使得我们在认识环境法律关系时没有那么一目了然,增加了在因果关系、致害机理和受损程度等方面判断的复杂性。[52]有人将这种社会关系认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误解。[53]

   2.环境法律关系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

   环境法所需要调整的环境社会关系可能是在既有的社会关系类型基础上延伸的新社会关系,呈现出与既有社会关系的复杂联系。[54]比如一棵树,在民事上,是所有权人的财产,但这棵树也可以为生活在周边的人提供生活所需的新鲜空气、挡住风沙并涵养水源,是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所有权人要砍掉这棵树,必须取得行政许可。如果他人未经所有权人同意砍树,既形成了与所有权人的民事法律关系,又形成了与资源管理机关的环境法律关系。[55]由此可以看出,环境法律关系的种类与性质比传统法律关系更为多元,呈现明显的复合性。[56]

   3.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一定主体性

   建立于传统哲学基础上的法律关系理论,不承认客体的独立价值。环境法以环境哲学为基础,在坚守法律“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将自然环境作为人的认识对象和实现人类发展手段的同时,重视自然环境的自身价值,要求建立“人—自然—人”的双重和谐关系。[57]这种观念下的环境法律关系客体,不再是主体任意支配的对象。[58]但在法律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行为规则的现实中,表现为特殊客体的专门法律规定。比如一些国家立法规定“动物不是物”。[59]意味着不再将自然环境要素单纯作为权利义务的对象,要以平等的观念对待,并通过限制主体权利和增加其义务来体现对自然环境的尊重。[60]

   (三)确立环境法的基石范畴

   环境法要建立“新家”,根本在于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并得到环境法学内部乃至整个法学“朋友圈”的认同,这是环境法学成为“法律科学”所必须完成的工作。为此,上一代环境法学者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尚未完成。环境法学的基石范畴和概念体系的形成,必须厘清环境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完成环境法学研究的华丽转身。[61]

   我多年来从基石性权利的角度研究环境权理论。[62]现在,我依然认为应该将环境权作为环境法的基石范畴。[63]

   1.环境权提出的本质是为环境法的合法性奠定“权利基石”

   环境权作为新型权利,是因为西方国家出现环境问题后,既有权利无法解决人在良好环境中生存的法律依据问题,而建立的“新法理”,核心在于解决环境法自身的“合法性”,是环境法学的“本源性问题”。[64]要解决的是环境法产生的权利基础、权威性问题,是环境法被信仰、被遵守的前提。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法对传统法律进行“革命”,为引入新的法律观、建立新的法律关系进行理论准备。[65]它们体现为环境法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或基本价值取向,并不表现为具体的法律条文或制度。因此,学者们对环境权的论证,均承认其为应有权利作为逻辑起点。[66]换言之,为了论证环境法存在的“合法性”,必须建立不同于传统权利的“新法理”为国家承担环境管理责任、国民享有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提供基础理论依据。[67]公共信托理论就是为建立这种“新法理”做出的贡献。[68]

   环境权就是这样的”新法理“,其所承载的使命是对人是否有在良好环境中生存的权利进行论证;如果有,则要进一步界定新界定这种新权利与已有权利之间的界限。如果说,已有权利定义在人的社会属性基础之上;那么,环境权则需要定义在人的生物属性之上。[69]人类文明产生了法律,但直到工业文明时期,有“法治”却无“生态”。[70]虽然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文明的发展与人的社会性不断彰显有直接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作为生物个体的人还不能离开自然环境而生存。如果人的社会性生存规则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影响到人的生物性生存,甚至造成对人类繁衍和发展的威胁,必然会要求对已有规则进行变革。但是,这种变革自始就会面临艰难的选择:一是新规则是否可以代替既有规则;二是新规则如何认识“人性”并将其在何种层面上与既有规则“对接”。实际上,为人的生物性生存建立的新规则,既不可能完全替代过去建立在人的社会性基础上的已有规则,也必须在”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价值层面与已有规则相平衡。这也意味着,这种“新法理”如果要以权利的形式加以体现,就必须是能够在法律上体现人的价值的最高权利——人权;申言之,也只有将人的生物性生存权提升到人权层面,才能得到充分全面的保护。这也是“环境权”自提出开始就被赋予人权属性的重要原因。[71]

   2.确立环境权的宪法效力

   从字面上理解,环境权有两种含义:一是“环境的权利”(environmental rights),二是“对环境的权利”(right to environment)。我使用“环境的权利”(environmental rights)一词来表达“人对环境的权利”之意。环境权首先是一项基本人权,同时也是体现为多层次权利的法律“权利束”。作为“新法理”的环境权,还只是一个抽象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至多是对应有权利的说明。要将其变成可以行使的权利,就必须通过立法和司法途径加以法定化、具体化。将环境权作为宪法权利加以规定,是环境法“新法理”转化成为“实有权利”的最高形式和最佳表达。

   传统法理学中的基本权作为最重要的公法权利,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基本权逐渐开始蕴含客观价值秩序。一是可以作为一种对所有法规范的宪法基本决定,产生对第三人的效力;二是可以作为立法权、行政权以及司法权应努力促进的方针与准绳,要求国家负有保障其实现的积极义务。[72]在现代国家的立法实践中,环境权就成为了从防御性权利转向积极性权利的标志,它这样一个积极性的基本权利,不仅要求国家维持有利于人民生存的生态底线,更要承担积极改善环境质量的义务,还具有对第三人的效力——社会主体负有的保护环境、不侵害环境的义务。[73]

   环境权是基于环境保护的理念、有明确的生态性指向的基本权利。自然环境及其要素和功能对人具有双重价值:一是生态价值,在法律上表现为人对清洁、健康环境所享有的权利;二是经济价值,在法律表现为人对自然资源、能源所享有的经济权利。[74]环境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缘于人只重视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忽略了生态价值对人的生命和尊严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因此,环境权的本质在于保障人在适当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而不仅是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是对传统权利体系规范环境问题的补充与超越。环境权中的“自然环境利用权”已经不是传统财产权意义上的开发利用,而是对自然环境空间、自然环境容量等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利用。[75]以宪法形式对环境权的生态属性予以认可,是环境权法定化必要而必须的过程。

   3.确立环境权对当代中国有特殊意义

   我国在环境法实践乃至整个法律实践中,习惯于利用行政机制和手段,高度重视公权力赋予,轻视甚至忽略权力的正当性及与权力相伴而生的义务与责任,环境保护甚至被视为国家专属事务,人民仅有尊崇国家权力和保护环境的义务。环境保护秉持“权力本位”,立法较少考虑权力的正当性与有限性,形成了许多“见物不见人”的制度,[76]将自然环境作为规制对象,将公众应该享有的环境权利视为反射利益,甚至将环境权等同于国家的环境管理权,排斥公众参与。[77]有的地方,政府决策甚至成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78]由于法律上未承认公民享有环境权,公众难以对各种资源开发行为、环境污染行为寻求救济,导致纠纷演化成“群体性事件”。因此,中国以宪法形式规定环境权的意义,不仅仅是赋予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利主体地位,为公众的知情、参与、诉诸司法等程序性权利提供法源依据;更重要的是强调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完成环境保护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79]实现“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目标,建立严格、有效的国家(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和问责机制。[80]

   (四)重构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是法理学的一个老概念。我念本科时读前苏联的教科书,他们经过三次大讨论,最后达成基本共识,法律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是法律部门划分标准,不同的法律部门组成法律体系。在中国,学者们普遍同意,法律体系就是一个国家所有法律规范依照一定原则与要求分类为不同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81]这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尤其是环境法、经济法、科技法等新兴法律领域的学者对法律部门划分标准、以法律部门作为构建法律体系的标准等问题提出质疑,但主要是以举例方式“反证”,没有撼动法律体系概念的“根基”。我国宣告已经基本建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这个概念的现实体现。我以为,环境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必须从首先从理论上加以解决。这涉及法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这里从整体论出发,谈几点认识。

   1.关注法律体系构建的社会生活基础

   “法律之为法而有效,恒在于对一定人文类型既有之多数人的生活常规与一般的通义常理的肯认与积累,从而作为一种社会记忆中的‘生活的智慧’,予此多数人的人世生活以人间秩序。”[82]在这个意义上,法学理论作为提炼现实生活的知识体系,首先必须面对现实生活,理解生活意图,尊重人们的生活感受和欲求,才能够构建起进入人类心灵的意义世界,使人们确立“通过法律而生活”的态度。

   我们今天要研究法律体系理论,既不是经典教科书上的概念,也不是19世纪、20世纪写作经典教科书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而必须面对21世纪、面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意图,尊重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和生活向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要论断,[83]既是对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总特征的总结,也是法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现实生活基础。我们要深刻反思法学研究“只见环境不见人”的现状,增强对人民群众美好环境生活建设的学术关照,以“生活”为环境法学研究的本位,创新法律体系概念,充分认识环境法的调整多层次利益的特殊性。

   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法律规则。传统法律体系以公法——私法二元结构为基础建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9世纪至20世纪初,尚未出现严重的环境问题,法律面向的社会生活只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法学家和法学理论不会也不该构建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幻想”式体系。到20世纪中叶,环境问题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新技术革命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风险,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社会生活的“场景”与方式也不可与19世纪同日而语。今天的法律不仅要面向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更要面向人类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等新型关系,这要求现代法学理论对将新的关系是否应该纳入法律、如何纳入法律以及将如何构建新的法律体系作出明确回应。

我以为,现代法律体系,至少由两类规则构成:一类是人与人关系的规则体系——包括传统的公法、私法,另一类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规则——环境法。两类规则体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价值观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兼容;在权利观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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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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