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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新时代中国政治安全及其保障机制

更新时间:2018-09-25 22:03:59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因此,安全问题在国家政治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先性。但是,传统安全观主要局限于国际政治领域,侧重于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其基本伦理向度以是否有利于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这种以单个国家为中心、以军事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概念存有内在缺陷,并且这种安全概念很容易导致将安全等同于一个危险而模糊的符号。因此,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研究必须拓展,而政治安全的提出并受到重视就成为安全及其国家安全研究的新领域。

  

   “安全研究”(Sucurity Study)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关于安全研究的浪潮盛极一时。但总体上,当时安全研究关注的重心主要是国家安全,是关于战争现象的研究,可被定义为“军事力量的控制和使用、威胁的研究”[9],认为军事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把国家当成了唯一的安全指涉对象,国家是唯一可以为个人提供安全的机构。这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安全研究,大体可以归结到国家安全的战略研究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开始了重新思考安全的本质,并逐步拓展了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安全研究的范式也在各种理论大辩论中得以发展和丰富。[10] 从最初的传统安全研究到批判性安全研究,安全研究的重心从对主权国家的关注逐步转向对人的关注,而随着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哥本哈根学派”的兴起,通过对社会安全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了领域概念。“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在《新安全论》中将安全领域划分为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方面,虽分而治之,但它们之间并非相互孤立,只是不再凸显军事-政治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了。当军事安全不再被视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安全形式,安全研究的议程也由此被拓宽了,这给人们理解安全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为了研究的方便,巴瑞·布赞和奥利·维夫等人把安全研究划分为5个不同的领域,但实际研究中各个领域是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各个领域正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但是每个领域仅仅被看成是它的本体的一个维度而已”。[11]就政治安全议程而言,有学者认为,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却也是一个多余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因为其他安全领域的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甚至有观点认为,政治安全“作为一个领域是依靠其他领域而产生的”[12],所有的安全归根结底都是政治性的。但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在现实社会,政治安全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极具理论和实践价值,因为确实有一些在形式上主要是政治性的“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是游离于其他领域之外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在政治领域受到的威胁瞄准的是国家的组织稳定性。也就是说,“政治安全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并且给它们以合法性”。[13]相对而言,国外学者多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对安全以及政治安全理论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对其内部政治体系安全需求的关注。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各种“非传统”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世界越来越呈现出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趋势,很多国家在对待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变得束手无策,对涉及重大政策问题难以抉择,这提醒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这里的政治安全主要是从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层面来界说的。事实上,如前所述,安全问题的内涵既远远超越了冷战时期双方对峙平衡的安全,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同时也超越了一国一域的安全。中共十七大指出,“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政治安全问题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一国与他国、国内与国际、传统与非传统等各种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种种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而凡是涉及安全问题,就必然与政治产生了某种关联。鉴于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蓝图的同时,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并且明确将政治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围,强调国家安全的重点是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政治安全是安全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各主流理论研究范式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政治安全涉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也是影响我国长远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2004 年 9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2006 年 9 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明确提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确保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的战略目标 。2014年4月15日,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他提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国总体安全突出政治安全,把政治安全作为中国总体安全的根本。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多变,处理好国内的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权最重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中国不能保持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和政治稳定,一切安全问题都将是空谈,相反,在政治安全良好状态下,其他的安全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中国把政治安全确定为总体安全的核心,反映了中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定、稳定、有序、和谐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内向性。

  

   对政治安全念的内涵及其边界进行准确界定是研究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这直接关涉政治安全行为体的行动策略和行为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把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就曾说过:“政治领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的范畴”。一般社会性问题只有经过特定的“安全化”机制运作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安全问题,当这些安全问题被政府作为最优先应对的事务后,促进政治安全的行动就成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14]

  

   一般说来,围绕政治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安全主体的认识,即谁是政治安全的主体和它代表谁的利益:国家、政府(某个部门)、族群、市民社会、社区、个体或是一套内在的制度机制?被强调的相关问题是否包括这些行为主体或机制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二是政治安全的议题领域。对政治威胁来源的认识,即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除了确定存在某种威胁之外,我们也要考察对于威胁的性质是否在多种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一致性看法,这就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三是对政治安全范围的认识,即政治安全的核心构成要素有哪些?其相互关系如何?四是对政治安全手段的认识,即如何达成政治安全目标,如何构建政治安全的体系。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涉及的以上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还是偏重于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外部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界的热点议题,而对于政治安全的学理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其核心内涵及体系构建缺乏系统性研究,研究成果显得过于分散。从国内现有出版文献来看,不少学者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界限并没有严格区分,对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外部防范机制探讨较多,而对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内生机制、保障机制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

  

   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安全?怎样科学理解政治安全?传统观点认为,政治安全的外延是主权国家在现实空间(即物理空间)有效防范来自外部的政治干预、压力和颠覆以及内部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大大扩展了政治安全的外延和内涵,除了传统政治安全中的国家主权安全、国家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外,政治制度安全、政治文化安全、政治秩序安全、执政党执政安全、网络政治安全等也都进入政治安全体系中来。可见,政治安全是一个由多方面要素构成安全体系。同时,政治安全还是一种相关性很强的客观状态,需要联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执政安全、网络安全、政治改革、政治稳定、政治腐败、政治冲突、政治风险、政治危机、政治冷漠、政治狂热等政治现象来理解和把握。(广义的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而广义的政治安全是包括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的,因此,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依据政治安全的内在逻辑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可以将政治安全定义为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主权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执政党地位巩固、意识形态广纳、政治制度恰适、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

  

   当然,政治安全是创造的,而不是等来的。政治安全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同时也是一个主观创造的过程。因此,理解和把握政治安全需要将客观的状态和主观的努力结合起来。于是,政治安全含义中就必然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政治体系处于良好的状态;二是维持良好状态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政治安全定义为“国家政治体系处于良好的状态和政治主体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

  

   我们的这个政治安全定义,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中的关于政治安全的表述可谓是异曲同工。《干部读本》中指出:“政治安全悠关我们党和国家安危,其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15] 显然,政治安全不只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还有执政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秩序安全,也是不能忽视的。《干部读本》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措施仅提出两条:一是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二是坚决防范“颜色革命”。显然,仅这两条也是不够的。可见,关于政治安全的科学内涵、边界以及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等等,尚需要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更科学的定位。这可能是理论界和从事国家安全实际工作的同志们共同的光荣使命。

  

   三、政治安全为什么会成为问题

  

   最近一些年来,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展开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一些新的现象值得注意,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崩溃论再度发酵。

  

2015年3月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述中共政权的残局已经开始。沈大伟在文章中举出了五个反映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征兆,包括中国经济陷入一系列体制陷阱,贪腐气息弥漫整个社会,经济精英纷纷移居海外,政府加紧专制反映出没有安全感等等。这篇文章引起国际上广泛的关注。中国官媒还采访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学者,用他们的观点进行反击。后来,沈大伟在2015年4月2号在研讨会上进一步澄清了他在华尔街日报文章中的观点。他演讲中仍然提到,中国现在正处在改革转型的十字路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十大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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