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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可变革制度:改革4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秘笈

更新时间:2018-09-25 22:01:56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际上是我们上文中所讲到的,经过4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成为(走向)一种可变革制度。这既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制度机理,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秘笈。

  

   二、走向可变革制度:中国制度变革的演进逻辑

  

   本文提出的可变革制度,并非来自于主观的逻辑推演,而是严格依据于改革40年中国制度变革的演进逻辑,是从中国制度变革实践中归纳提炼出的制度机理。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将可变革制度称之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秘笈。

  

   自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譬如,执政党地位的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加强和完善,“人民公社”体制的彻底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基本终止,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一国两制”的成功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的成功进行,党政机制改革全面展开,等等。正是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正如著名政治学者郑永年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西方说中国制度建设低水平,不确定性高。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制度进步的认识不足,也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中国本身也忽视了以制度建设来衡量国家的进步。”[5]

  

   与西方政治学的狭义政治发展观不同,他们往往将政治发展描述为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政治变迁,我们则倾向于广义政治发展观,即把政治发展描述为“政治体系的文明化过程”,这样就将政治发展延伸为人类社会政治体系进化的普遍现象。如果严格按照广义政治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来衡量改革40年来中国制度变革的成果,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中国的制度变革的总体发展趋势——即中国政治制度正在走向可变革制度。概括来说,改革40年中国政治发展和制度变革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总体趋势:

  

   第一,民主化趋势。民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载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国家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基本权利的实施都要依靠民主制度的保障。在40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为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过程中,“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得到贯彻实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切实发挥了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效用;在基层民主逐步实现了制度化和法治化,诸如信访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决策咨询制度、问责制度、考评制度等,进一步拓展了公民政治参与、行使权利的渠道和途径,使公民能够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各项权利,基层民主已经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和最广泛的民主实践。此外,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形成了全面的民主监督体系,监督成效显著。这些具体制度的完善与健全,促进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发展,也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体现。

  

   第二,高效化趋势。政治发展是要追求效率的,没有效率的政治发展是政治体制惰性的表现。改革40年来,为了克服由权力过分集中、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机构重叠等现象造成的政治制度低效率的问题。中国进行了多次精简行政机构,简化审批程序,明确议事议程,提高干部素质的改革,取得了初步的制度成效。在简政放权方面,仅十八大以来短短的五年时间,“国务院部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比例超过40%,不少地方超过70%;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国务院各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削减70%以上;全国减少各类‘循环证明’、‘奇葩证明’800余项;中央层面核准的投资项目数量累计减少90%;外商投资项目95%以上已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6]。此外,国务院行政机构于1982年、1988年、1993年、2008年、2013年、2018年进行了六次精简与改组,在这五次改组中,组成部门由最初的100个精简为当下的25个。此外,“随着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单位人员的分类管理改革的推行,事业单位人员的国家干部身份被逐步剥离,分别实行了职员制、技术聘任制等制度,在国有企业逐步打破干部、职工的身份差别,实行按岗位管理,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增强了企业活力”[7]。在近年来改革的深入推进下,一场以转变政府只能作为突破口的简政放权改革在中国全面推开,激发了政治制度的内在活力。

  

   第三,法治化趋势。从一定意义讲,改革40年来是中国历史法治建设最有成效的时代。经过40年在法治工作方面的努力,规范公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政府行政行为的基本法律体系得以确立。在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宪法在经过了82年的确立后经过了5次的修改,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同时,《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经济合同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监察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此外,为了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司法制度也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完善。更重要的是,宪法的法律地位逐步地得到提高,并得到执政党、政府以及公民的尊重。2014年国家确立了“国家宪法日”,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实行宪法宣誓制度。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合宪性审查”,强调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这对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具有标志性意义。由此可知,经过40年的改革,我国的法律制度在不断得到完善的同时,其效力也正在不断地提高,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人治社会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

  

   上述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足以说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中国政治制度正在走向可变革制度。这为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种用西方政治发展模式衡量中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在政治改革或制度变革上并没有什么进展的片面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比,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甚至有的方面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随着制度变革的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随之显露。比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污染严重、腐败问题突出等都影响着改革的行进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改革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3左右,此后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截至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升到0.45左右,这表明我国社会中存在收入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均现象。近期社会中频发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人身安全事件,多次触动追求平安幸福康宁的国人们的敏感神经。至于那些在十八大后重拳反腐高压下,仍然未能扼制住的权力腐败,更是直指现有制度和体制的弊端和痼疾。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中的各个领域,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显然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完善密切相关。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后,十九大又提出新的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载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弄清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及特质,在这个前提下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因此,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是十九大都在向国人与世界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的改革将会继续深化,而改革的目标也将继续围绕建设一个完善高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而展开。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有所不同,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全面深化改革将成为中国的又一次重大转型,它是对前40年改革的延续和升华。与此同时,全面深化改革也是针对前期重点改革局限的战略转变,其意图就在于通过制度的变革彻底解决前40年改革的遗留问题,同时将中国的发展纳入一个由制度变革推动政治发展的全新时代。

  

   显而易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制度变革与经济改革一样已然成为中国的国家中心战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在前期经济改革进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制度建设对于当下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作为国家的公共物品,国家的基本制度体系必须要能够确保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利最大化,同时,国家的制度体系必须能够保证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稳定,从而使国家内部的秩序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换句话说,如果国家制度的构建不能达到现代化水平的要求,那么经济、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都不可能较好的实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下我国的制度体系因处于发展建设阶段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深化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诚如当年邓小平所提醒的那样,“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出现”[8]。

  

   总之,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将会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性方向。不管是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内,各种问题将会由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可以说,深化制度改革的是当下中国迫切需要进行的一项系统性工程,一方面这是对种种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回应,另一方面这也是激活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变革特别是推进中国制度由走向可变革制度到最终形成可变革制度,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

  

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虽然制度变革问题已经被列入中国的政治发展议程之中,并且事实已经证明不断变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的发展活力。但我们仍然不能像福山曾经宣称西方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制度的终结一样,声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民主制度的终结。更不能像苏联一样,企图在一夜之间就能建立起最优的制度。道理很简单,且不说世界范围内是否真正存在着最优制度还有待理论上的论证,无论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中国当下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做出新的调整与改革。仅从理论逻辑来说,如同世界上万事万物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一样,相对较好的制度只能是能够不断进行变革进而具有强大适应性的制度,也就是我们说的可变革制度。当然,诚如钱穆先生所言,制度是有国别的,因而制度变革必须与本国的国情契合,只有根据本国现实需要的制度变革才能使制度的创制预期得到更好地发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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