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洪:互联网发展新特征及其变革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1 次 更新时间:2018-09-25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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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洪  


网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和组成部分。包括由节点与连线构成的有形网络,例如常见的交通网、能源网、通信网、供排水网及其连接支撑的城镇网络,以及反映诸多对象关联性及紧密程度的无形网络,例如人际关系网、商业物流网、组织运行网。

与传统的通信网不同,互联网不只是信息交换的载体,还因其内容开发,典型的社交媒体,遵循既定的网络协议,构建起信息发送、接收主体之间的发展关系。可以说,互联网是信息技术的产物,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其渗透力、扩散面正快速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观念思维。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快速普及,活跃了要素资源配置,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互联网时代和信息社会提前到来。


一、互联网丰富的发展特征

互联网是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辑上的单一且巨大的全球化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有若干的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各种不同的连接链路、种类繁多的服务器和若干的计算机、智能手机、穿戴设备等终端。由此衍生出互联网产业链,包括前端的网络连接维护、终端设备和流量营销、信息内容推广等服务,中端的各种设备制造,以及后端的各个环节技术开发和创新。可以说,互联网既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增长部门,支撑和牵引经济社会发展。

首先,互联网是一种信息通信技术。从技术实现角度,由美国国防部编制的互联网发展史看出,以1965年麻省理工林肯实验室的TX-2计算机与位于加州圣莫妮卡的系统开发公司的Q-32计算机通过电话专线直接连接为发端,互联网或者准确地称为计算机网络发展历经了四代:一是雏形,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代计算机网络,以单个计算机为中心的远程联机系统,以传输信息为目的。二是形成,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第二代,由多个主机通过通信线路互联起来为用户提供服务,互联网被定义为“以能够相互共享资源为目的互联起来的具有独立功能的计算机之集合体”。三是互联互通,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第三代,具有统一的网络体系结构并遵循国际标准的开放式和标准化的网络,TCP/IP和OSI体系结构应运而生。四是高速发展,90年代末至今的第四代,局域网、光纤通信、无线通信、平板显示等技术成熟,以Internet为代表的互联网大行其道。可期的量子通信网络,既是现代通信发展的主攻方向,又可能推动互联网步入第五代。

从连接终端或者对象角度,互联网可分三阶段:一是桌面互联,或称为PC互联。主要依靠早期的电话线、而后的光纤,在交换机、路由器等专用设备支撑下,将若干固定的计算机连接起来形成网络。二是移动互联,得益于无线通信技术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制造产业化的相互促进,移动设备与互联网的泛在连接,突破了桌面互联的时间和空间局限,实现了人与人的连接。三是万物互联,即物联网,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和普识计算等通信感知技术,实现物物相息,以拓展互联网的运用,工业物联网和智能城市、智能工厂、智能家居正快速在兴起。尽管从桌面互联走向移动互联、万物互联,但三者不是替代而是共生共进,都将随着信息通信技术、计算机算法和设备制造水平提升而功效提升。

从信息内容和服务提供角度,互联网发展主要有四个阶段:一是门户时代。以内容为主,网络单向地提供信息,门户网站利用搜索引擎方便用户获取信息,但用户与内容的关联性不强,用户分散且使用成本高。二是搜索与社交网络并存时代。以内容为主、服务为辅,网络是平台,用户提供信息,内容的产生主体由专业网站扩展到个体,从专业组织生产扩展到更多自媒体的随机提供,用户之间、用户与内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互联网的黏合性开始增强。三是移动APP与社交网络并存时代。内容与服务并重,借助各种APP或微信,用户直接享用服务,在线商品交易、信息交换、知识服务等全面推开。四是互联互通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广泛运用,网络不只是用户之间、人机之间的连接载体,而是彼此交互并产生新内容的创新创造平台,一切互联变为现实。

其次,互联网是一场技术革命。依靠强力的渗透和扩散,信息技术推动社会化大生产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迈向信息化。根据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历经了五次技术革命,其中第五次以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为主导,发端于美国并传播到欧亚[1]。以2000年为分界线,第五次技术革命前期经历了自1970年代开始的导入期,在70、80年代互联网雏形基本形成,连网的终端增加,主要由政府部门和高校科研单位投资并接收服务,商业应用不多;以1989年第一个检索互联网出现为标志,互联网步入狂热的90年代,商业机构蜂拥而至,促使互联网获得第一次飞跃发展。2000年后互联网进入展开期,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和组织融合大势所趋,信息传输、交换、存储、处理等成本快速下降,云计算、数据挖掘和分析运用等增值加快,信息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总体上,由互联网牵引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正处在展开期的协同阶段,互联网已成为经济社会活动的生态环境和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基础元素,正在重构生产生活方式[2]。

互联网的即时、快速、泛在连接,不仅克服了信息的不对称,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环节,提高了生产效率,还进一步带来价值创造的链条化、网络化,使价值向行业所需的金融服务、交易、物流等领域延伸,新的经营模式产生,产业链分工被不断重组,价值创造过程由此发生改变[3]。自上世纪90年代步入商用以来,互联网对经济社会活动的渗透和扩散大体四阶段:一是信息发布和办公自动化。率先触网的企业都注重效率管理和市场拓展,顺势借助互联网在门户网站打广告、开展市场营销。从1997年3月第一支商业性网络广告登载Chinabyte开始,用了15年时间百度超过央视在2013年成为广告收入大户。与此同时,这些企业着手搭建服务自身内部管理的局域网,以提高原材料、产品和资金流动性。二是电子商务崛起。以亚马逊、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从零售环节着手,全方位渗透商贸流通领域,从书籍、服装、箱包等日常生活品销售开始,逐步扩展到家电、家具、餐饮、生鲜食品、汽车,延伸到在线交通、教育、咨询和投资理财等服务领域。其背后的强力支撑在金融业的网络化和在线服务放开,即网上支付经营牌照发放、移动支付便捷使用有利于商品、服务在线交易,促进了B2C、B2B发展。三是移动互联深度黏合。这不仅深化了电子商务尤其是C2C、C2B的实现,促使在线服务向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渗透,而且催生分享经济、共享经济,典型的滴滴打车、途家网、共享办公室等。四是物联网带来的智能制造、智能建造和智慧城市。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支撑下,数字化智能化步伐加快,数字经济叠加融合三次产业,数字管理改变企业经营和社会治理。

第三,互联网是一种思维。把互联网看作一种技术、工具、载体设施,这是惯性观念使然。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是决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划分经济时代的物质标志。这不仅直接决定着劳动生产效率,而且直接决定着分工状况,并通过分工决定着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新技术新工具新手段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还有方法性、价值性的。例如蒸汽机的出现和使用,在代替了传统的人力、畜力的同时,逐步把人类带入了工业化革命,生产生活的范围、强度、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样地,互联网在把越来越多的人发展为网民的同时,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交往交换方式、组织结构、功能效用等,突破和压缩的传统认知的时间与空间。由此,互联网思维产生、发展并广泛应用。

关于互联网思维,简而言之,是从互联网角度去看待、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是看重、适应、利用互联网的思维[4]。从自身特性讲,互联网思维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对市场、用户、产品、服务、管理等整个商业生态、治理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5]。其特征表现,无论是最初360周鸿禕的关键词、小米雷军的七字诀,还是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胡世良提出的十大特征,综合起来,互联网思维首先是用户至上、用户体验,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理念;其次是快捷,决策快、行动快、产品推出快、反馈快、迭代快、变革快、创新快,“以快为王”反映了互联网的核心所在;再有就是开放、免费等,吸引、黏合、渗透更多对象。进一步,赵大伟总结出互联网九大思维二十条法则[6],即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等。其中,用户、迭代、流量思维针对互联网自身特性,或者说属于操作层面的思考方式;平台、跨界思维属于战略谋划,社会化、大数据思维则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框架的构建。运用到企业经营战略制定实施,总体战略需要用户、跨界、平台思维来制定战略、设计营运模式,组织架构需要用户、大数据、流量、社会化思维来完成并组织考核,业务发展需要用户、跨界、社会化思维来实现资本增值,而产品的设计、研发和营销则靠用户、迭代、极致、简约、流量思维作支撑[7]。

由技术、工具到思维,可以概括出互联网的主要特性或者互联网价值、互联网精神[8]:一是开放,互联互通。就市场主体而言,互联网的实质就是突破、贯通,从由边界发展到无边界发展,面向社会、面向全球利用资源。相应地,传统的规制治理受到挑战,由实体到虚拟、线下到线上都需要调整。二是平等,去中心化、去等级化。这不仅在企业之间、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之间,还在企业与用户之间,尤其是用户已从产品购买消费向产业链条上游位移,逐步参与成为产品制造者、传播者、设计创意者。三是创新,技术迭代、组织重构。创新是互联网渗透扩散和跨界融合的基本属性,催生新业态新产业新运营方式出现,不断增添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四是协作,资源共享、优化配置,实现低成本高收益。五是共享,基于零边际成本追求,促使分享、免费、普惠成为常态。进一步,以用户至上为中心的互联网,开放互联、平等获取、创新迭代算是技术属性,而协作、共享就属于功能效用范畴。

与此同时,互联网兼具设施网络发展的基本属性,并富有自身的特点。一是高度组织化。不但在节点的连通性、可达性、便捷性最优,而且网络运行高效有序,扁平化特征明显。二是强制标准化。互联网本身是一种协议,包括技术标准、设施标准、运行标准等都要简易通行,便于互联网的渗透扩散,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三是多元碎片化。去中心化、开放平等的互联网就是为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而出现,提供的信息、产品、服务必然走向碎片化,这个过程中又促使用户被细分、被碎片化。碎片化是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方便用户、创造市场的同时,增大了综合成本,包括社会治理成本。显然,这些特点决定了互联网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资本和技术投入,政府自然成为投资和运营主体,即使私人资本介入并主导,依然不妨碍或者不能阻止互联网已上升为生产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基础性工具[9]。所以,网络主权或网络空间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和体现,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二、互联网带来的多重变革影响

互联网不单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必备要素,而是一种环境、生态。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以互联网为底层架构来展开的,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都离不开互联网的运行支撑。关于互联网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从个人生活、企业经营、产业升级、区域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安全发展,既有案例分析,也有制度性探讨,深化了互联网的认识,丰富了互联网的发展。

个人生活工作领域,首先是电子邮件、视频通话、社交在线等满足了人们对信息发送和接收的及时、泛在的需求,进而变信息发送为发布、接收为互动,人与人互动、人机互动随时呈现,台式电脑成为普通家电,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成为人的亲密伙伴。相应地,传统邮政通讯业务退出市场,报刊杂志等资讯媒体让位于网络和自媒体。接下来的电子商务和在线交通、教育、医疗等内容服务把人们与互联网紧密地黏合在一起,受低成本、高效率驱动,传统的衣食住行娱等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已发生颠覆,出行、办事、交往等行为也发生变化。例如智慧出行,不仅提供自驾、租车、地铁、公交等出行方式的选择,还有行程时点提醒、停车、加油等便利服务,以节约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满足舒适。互联网同样在改变个人的工作方式,分散、家居等在线工作岗位、创业越来越多,工作、日常生活、休闲娱乐的界限日趋模糊,例如微信公众号给创作者带来不菲收入。在线服务、在线工作、在线创业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改变就业前景,就业结构正沿着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路径加快调整,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行业就业景气指数已多年领跑全行业,网游、互联网和电商、集成电路、计算机硬件软等用工需求呈两位数递增,平均薪酬高出全社会三分之一以上。

企业经营领域,从互联网倒逼企业变革到企业主动依托互联网提高效率,即从“企业+互联网”转向“互联网+企业”。以传统的工业化生产为框架的“企业+互联网”,仅把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一种工具,类似办公自动化、财务管理等诸多软件,适度减轻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单位产出效率,难以系统性地对生产经营作彻底变革。而“互联网+企业”要求企业运用互联网思维,紧扣用户至上这个核心,不仅对产品链、客户链、生产链、流通链、价值链作了系统性改造整合,而且改变了人财物的经营方式。电子商务之所以能够快速分割、占有零售市场,一端靠低价实惠黏合客户,另一端就是运用互联网思维搞轻资产经营,线上铺店交易,线下把物流配送等服务剥离交给运输企业,并顺势改造和拉长了运输仓储业务链条,覆盖城乡、进入千家万户的配送、快递蓬勃兴起。互联网思维对制造企业的改造也如此,例如汽车、家电、计算机制造商,除产品研发、用户沟通、资本运作等核心业务掌握在手,部件生产、整机组装、售后调试服务等发挥互联网的全球协作优势,选择制造成本低、质量管控好的代工商来完成。需要警惕的,受“互联网+”驱动,实体企业为减轻负债、降低风险、提高企业资产盈利能力,不切实际地搞轻资产经营,导致全社会脱实就虚加重,极大地伤害了实体生产经营活动。

产业发展领域,三次产业已经全方位拥抱互联网和智能、智慧,全面升级快速展开。特别在“互联网+”行动计划和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战略推动下,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建造、智能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科技金融等兴起,既作为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又改造提升现有生产效率。农业生产领域,继电商平台解决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不宽不畅、不及时之后,互联网正向作物栽培、田间管理、农资服务以及土壤监测修复等渗透,以保证优质农产品的可追溯。制造领域,工业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制造流程和生产营销方式,无人工厂、定制生产、精准管理成为制造企业的标配。建筑领域,建筑信息模型(BIM)推广运用和定制制造加快装配式的推广运用,高效、质量、安全建造引领建筑施工变革。而服务领域,互联网全面渗透扩散,消费群体随时随地获取产品、服务信息,实现在线消费,同时大数据的分析运用,既便捷精准服务用户,又动态掌握用户行为,适时推出新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互联网极大地促进了资源要素的空间流动,包括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提高了流动效率,实现了资源资本增值。

社会治理领域,互联网对社会连接关系的建立、加强或连接层级的压减,客观上造成虚拟社会的不断扩张,导致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融合,迫使社会治理必须积极稳妥地转型[10]。一方面,线下的社会治理主体和社会资源、服务相继上线,社会生活虚拟化和网络化既成事实。目前,中国网民规模已超过总人口的一半,每周上网平均时长26.5小时,享有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网络理财、网上旅游预订、网上物业等全面服务。由此,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中介者,降低了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增加公主自主选择公共服务的机会。另一方面,在线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向线下延伸,O2O、微信群等活跃了经济社会,但泥沙俱下,电信诈骗、网络传销、非法集资、非法传教等违法乱纪活动屡禁不止,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和难度。

综观互联网在各领域、各行业的影响,再次表明这是一场正在展开、持续展开的大变革。其核心动力在于互联网以海量、及时、泛在的信息流或数据流,带动生产要素流、产品流、物资流、人员流、资金流加速流动,不断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费用,进而促进分工专业化、生产全球化,增进全社会福利,最终降低制度变迁成本、促进社会制度变革,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行为方式随之改变。当然,这场大变革恰似一把双刃剑,推动了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又时时带来阵痛。特别是互联网的虚拟属性,极易增加杠杆、制造泡沫、隐匿缺陷和不良信用,破坏的不只是经济秩序,还有社会法则。例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发行,过度炒作变质为圈钱工具,有的甚至陷入庞氏骗局。


三、互联网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大势所趋

互联网正处在发展创新的上升期,无论就技术本身,还是内容创新,其空间与潜力很大。特别是对经济社会活动的重新塑造,包括运行机理、流程、规则的再造,至今未对工业化的集中式、流水线式作业造成根本性的冲击,社会化大生产和服务依然占据主导,固定工作平台、业务流程、生活环境、作息时间等依然束缚着人们。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活力持续迸发的基础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是互联网乃至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根本使命。

根据互联网自身特性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步伐加快,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引领和丰富信息化发展。就互联网这个技术而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即5G已开展布局用于商用,一旦组网完成推广,超快传输、超低时延、超低功耗等不只是迅速迭代现有移动通信网,而是支撑云计算、大数据发展。源于光量子纠缠效应的量子通信技术发展使命同样如此,在开辟信息和数据传输新方式、提高传输效率的同时,重点解决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并以绝对安全使其深度融入金融、政务、国防、军事等涉密领域。随着信息和数据传输通道的技术瓶颈不断突破,泛在的互联网必然把触角延伸到有感应、能传导的万物,推动水电气路网智能化,促进工业物联网和家居智能网将提速发展。

网络化伴随数字化,数字化提速提质网络化。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同时,互联网包含社交媒体、移动互联、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不断向传统产业延伸、渗透、融入,成为各行各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剂。这不仅创造了巨大的商机,而且拉长和重构了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改变着社会分工格局。如果说信息是一种便于自己控制和管理的权力,那么数据更充分流动、更加透明,当然更有利于利他[11]。

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求,一是拓宽大数据市场,二是推动数字经济加速成长。据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发布的《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火车头,2002年至2016年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高达34.3%,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超过30%。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指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推进,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下,数字经济已成为国家和各地扶持的增长点,无论在数据采集、存储、处理等技术开发和算法设计创造,还是大数据融合运用上,前景十分看好。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底层支撑技术,区块链以去中心化、分布式、不可篡改信息、可追溯,解决安全信用问题,受到市场的青睐,典型的就是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网上发行交易。但需警醒的是,尚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区块链技术不成熟,预期不确定性,其商用还有一个过程。即使在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上,考虑到投入产出,目前大规模的市场化并不现实。

智能化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并拓宽万物互联时空和深度。人工智能作为计算科学的分支,自上世纪1956年提出以来呈周期性发展,从注重逻辑推理的机器翻译、构建模型的专家系统到目前重视数据、自主学习的认知智能,狂热投入和停滞发展交替。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的来临,既受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所迫,又得益于技术本身的提高,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支撑下,海量大数据、GPU芯片驱动的强大计算力、机器学习算法等技术使人工智能商用市场不断拓展。对此,世界各国依据自身实际需求和所长,相继展开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涌现了DeepMind、谷歌、百度等通用型企业和众多专用型企业。

据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撰写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目前美国人工智能研究聚焦自主、无人系统,主要运用于国土安全、国防军事、医疗;欧盟及德、法、英等研究从硬件、超级计算机到人机交互、计算机识别、网络物理系统、智能服务,再到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伦理,一揽子问题展开,并运用于农业、矿产、制造、交通、航空、金融、生态等多各领域;日本继续发挥机器人所长,主攻脑信息通信、声音识别、语言翻译等,在生产自动化、物联网和医疗健康及护理等领域运用不断有新突破。中国已从应用层开发转向系统性、全链条推进,以关键性技术开发为引领,在硬软件研发、网络完全和智能产业、智慧城市等方面全方位展开。

不言而喻,互联网作为技术、工具,还是平台、载体、方式,已经并将继续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这种不可逆的趋势究竟把人类社会引向何处,如同蒸汽机出现的工业化革命初期,具体景象无法描绘,但变革无处不在,变化成为常态。(2018年9月12日修订)



[1][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田方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欧阳日辉.从“+互联网”到“互联网+”—技术革命如何孕育新型经济社会形态[J].学术前沿,2015(5)下:25-38.

[3]官建文、李黎丹.“互联网+”:重新构造的力量[J].现代传播,2015(6):1-6.

[4]周文彰.简论互联网思维[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1-6.

[5]刘超.从互联网金融思维看测试服务业发展[J].新材料产业,2015(2):44-45.

[6]赵大伟.互联网思维—独孤九剑[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7]谢泗新、张志博.基于互联网思维的科技金融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攻略[J].中国科技论坛,2016(3):55-61.

[8]李海舰等.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135-146

[9][美]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0]王国华、骆毅.论“互联网+”下的社会治理转型[J].学术前沿2015(5)下:39-50

[11]阿里研究院.互联网+从IT到DT[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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