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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蓉: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更新时间:2018-09-25 01:41:50
作者: 何蓉  

   这里涉及韦伯作品中“Kultur”一词含义的辨析。“Kultur”一词在19世纪晚期的德国社会中非常重要且意义多样,韦伯对此有进一步的综合,从《罗雪尔与克尼斯》等方法论著作,到有关世界诸宗教的伦理观研究,他对“Kultur”的应用可以简单总结为三个方面:一个方面,也是最基本和常见的方面,是人文主义取向的“Bildung”,涉及艺术、文学等方面,与古典人文主义以降的“全人”理想有关;第二方面是指基本价值理念、“意义”等问题和伦理观、思想体系,例如,在诸多价值理念当中,宗教提供了最高位的“文化价值”(韦伯,2004d:544);第三方面是指与自然相对的、经由人的行动而加以改变的领域,因而文化就是“人类从自然生命的有机循环中解放出来一事”(韦伯,2004d:547),其中所包含的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相对,与李凯尔特在其《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的表述是非常一致的,即:

   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根据这一点,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李凯尔特,1996:20)

   韦伯在19世纪90年代的“农业—政治”研究当中涉及的主要是第三个方面的“文化”概念。具体而言,包含着农业耕作方面积累的技术和知识,以及有关经济利得的复杂考量,也包括食物、居住、交往等生活方式,是由特定群体集体共享和客观表现出来的。在整体的人类或人口(Menschemtum/humankind)(Weber,1994:15)中,不同群体在农业与技术水平、外在习性等方面各有不同或差等,构成所谓的“文化等级”。从文化概念的这一客观、具体的角度去看,民族,或者说文化民族(Kulturnation/cultured nation)本身可能会具有其典型的发展历程或文化阶段,也具有某种稳定性(韦伯,2013:28-34)。

   对政治上曾经长期陷于分裂的德意志而言,文化的统一性是国家统一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韦伯(Weber,1994:17)指出,所谓民族国家,是其民族力量的世俗组织,波兰的季节工人大量进入德国境内的事件会被认为是对民族国家边界的冲击,更会带来民族和文化上的某种威胁。出于对波兰问题的深刻担忧,1893年,韦伯加入了泛日耳曼联盟,并在各地发表了有关演说,试图推广其关闭边界和推进国内屯垦等建议,但是,泛日耳曼联盟内部的保守力量置个体的经济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始终避开韦伯对波兰问题的建议。韦伯(Weber,1988:225)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容克之敌”了,遂于1899年4月退出该联盟。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国家本身会给予其国民以某种文化的性格,成为对其国民有约束性和塑造性的力量,被认为是同一民族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环境下,会培育出不同的国民特性。例如,在德国、奥地利或瑞士,同样说德语和共享文化传统的德意志人就会有不同的国民特性,这些生活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疆土之外的德意志人,可以有机会培育基于公民权、民主等的市民德性(Bürgertugenden/bourgeois virtues),以及更直接而永久的价值(如艺术等)(Weber,1994:76)。

   综上可见,韦伯的关闭边界之议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立足在政治和国家利益。本文挖掘并拓展了“边界”概念,进一步表明边界是近代民族国家地域与主权的划分界限,国家边界一方面意味着政治的统一性,另一方面约束着其民族的空间。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的统一改变了欧洲的力量格局。但对德国本身而言,由于其自身体系的种种滞碍不通之处,成为欧陆强国反而放大了其政治结构的种种缺陷,经济的崛起更带来了盲目的自信,掩盖了普鲁士政治体制的种种失衡与矛盾。韦伯(Weber,1994:26)以“命运”(fate)或“我们的特殊命运”来总结其悲观的看法:一方面,德意志国家的统一没有在德意志民族年轻时实现,而更像是一个耄耋老人的轻佻游戏,不得不承受其后果;另一方面,尽管大国与小国在国际法体系中是平等的,也无文化的贵贱,但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双方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地区角色必然是不同的。权力之本性为恶,因此,国家间的根本态势是斗争,而非和平主义的,小国固然要仰周边大国之鼻息,却因其微小而不足为敌,反而能够致力于追求其文化的价值,例如,市民德性、民主的习惯、文学成就等。成为大国之后,德国别无他法,不能忽视自己的历史责任而“瑞士化”,只能去承担作为大国的责任,与俄、英、法等国抗衡(Weber,1994:76-77)。①

   由此可见,强调国家边界本身,并不仅仅是某种排外思想,也意味着关注内部统一和反对一味对外扩张的野心。正是在此意义上,与其说韦伯是一个“绝望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 in despair)(Mommsen,1989),不如说他是一个“有限的自由主义者”(bounded liberals),国家及其边界就构成了其自由主义理念的诸种限制。

  

三、国家:谁之联合?


   韦伯的担忧体现了所在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即德国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统一。1865年,德国尚未统一,瓦格纳发出“德意志是什么?”(Was ist Deutsch?)的疑问;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政治统一、军事征伐获胜和经济强大的前提下,德意志国内却相继经历了文化斗争、反社会党人法等事件,产生了区分和隔阂而非共识,德国是在什么基础上实现真正的联合?枪炮、种族,还是语言?“谁是德国人?”成为一个新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亦即国家统一的基础是什么,统一的格局下应如何容纳多样性与差异?其中涉及“国家学说”,尤其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

   “国家学说”是德国思想传统中的重要议题,例如普鲁士官房学传统、德国历史学派对于君主力量的倚重等。在韦伯时代,他的同事耶利内克的“一般国家学说”倡导一种“二元论”的国家理论,将国家既当作法律制度,又当作社会组织来看待,结合了法学分析与对社会现实的调查分析,是现代国家理论的奠基之作(戴森,2015:155)。

   韦伯本人在1910年之后在不同著作中关注了国家的不同角度,强调国家在地理上、技术上、组织上的特色(国家的定义)、经济上的功能(例如,近代“重商主义”的国家经济取向)、国家的历史形态(例如传统所谓的“朕即国家”)、近代理性主义国家之兴起等。其中,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2005a:76)、《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2005b:4)、《学术与政治》(2004a:196)、《经济与历史》(2004b:166)等著作中对“国家”及其现代的形式予以限定,指出其以特定地域为基础的强制性机构的本质,具有专门的行政管理、合理的法律秩序、独占的暴力支配等特征;国家还具有一个“社会”的维度,这里的“社会”指的是“人类共同体的一般结构形式”(韦伯,2004c:255);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表明,国家在经济上具有容纳各种传统的和新兴的社会关系类型的统合趋势。综合而言,现代国家不仅是一个基于领土、独占暴力手段等的强制机构(Anstalt)或具有垄断地位的特殊的政治团体(Verband),还是一个具有统合意义的政治共同体(Gemeinschaft)。

   在韦伯的“国家学说”中,既具有理论潜力但又未充分阐发,甚至还有一定张力的部分,就是关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了。他不赞同传统的国家观的整体高于个人的预设:德国传统的国家观,例如有机体的国家概念往往意味着对共同体和整体的利益的强调,从而使国家凌驾于人本身之上,个性归于国家,个人由此获得自我满足。在赫尔德的影响之下,德国的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倾向于认为,人格在国家中,并通过国家得到最早、最充分的实现(戴森,2015:145)。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民族与国家的等同也有很大问题,特别是在德国,“相对于英、法这样的‘国家民族’(Staatsnationen),没有政治统一传统的德意志是一个‘文化民族’(Kulturnation)”(拉吉罗,2001:200),文化和民族的认同,要先于国家统一。换言之,德国的统一意味着“‘民族国家’(Nationalstaat)如今已基于语言的统一性而在概念上等同于‘国家’(Staat)”(韦伯,2004c:309)。

   民族的身份或归属与国家的成员资格之间的这种等同,表现在法律实践上,就是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契合。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之下,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由其居住地域和君主而定,即受君主辖制的臣民。在法国大革命和1804年《拿破仑法典》等影响下,在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的过程中,普鲁士在1842年确立以血缘为原则(Jus Sanguinis)的法令,成为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民族法和公民权法案的基础。此后,德意志其他诸邦的不同公民权实践逐步被统一起来,1913年起发布了“德意志帝国与国家民族法”(Reichs-und Staatsangehrigkeitsgesetz-RuStAG),确定了德国公民权的血缘原则,直到1999年颁布的新法案才将“属地原则”(Jus Soli)纳入(Bs,2000)。因此,从法律角度来看,近代以来德国公民权与民族密不可分,决定于(父系)血缘、语言等先赋特征,使其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机制,在面对境内非德意志人、外来劳工等问题时缺乏政策弹性。

   对于德国的上述思想与法律实践,韦伯在其著作中并未直接地评论,但他强调了民族概念本身是主观建构而来的,并进一步抽空了公认的民族的某些本质要素。所谓民族概念的主观建构,意味着与其说是共同的血缘关系创造出来政治的共同体,不如说是相反,即由政治的共同行动才产生出“血缘共同体”的观念(韦伯,2004c:305-306),因此,是意愿、记忆等因素创造了共同体。

   其次,民族与其说是客观存在的区分,不如说是主观意愿的建构和情感的依托。民族作为一个具有认同感的集合词,承载了共同的政治记忆、信仰、语言共同体遗传特征或习性、习俗等众多因素;民族往往具有某种特殊的激昂之情,“此种情感交织于借着语言、信仰、习俗或命运共同体而凝聚在一起的人群团体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组织里(无论其为固有的或想望的)”,而且,“‘权力’愈被强调,其间的维系就愈是独特”(韦伯,2004c:312-313)。因此,所谓民族的,是指带有某种基于多样性、差异性的一种认同的主观愿望或情感,并具有维护其共同性的权力手段。

但是,在现实政治中,民族的共同性愿望受到现实的多样性、复杂性的牵制,表现为民族的分布与民族国家的边界不尽一致,语言、共同情感等都无法成为决定民族的实质因素。例如,当时在德国东部有相当数量的波兰人,而在俄国南部又有不少德意志农民(Weber,1994:54);除了德国之外,瑞士、奥地利等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国家,对于德国国家而言,其他国家的德意志人的存在,会在国际造成某种基于民族性基础上的共同文化。但是,无论是语言还是共同情感,都不一定与民族认同相吻合。例如,“爱尔兰人、瑞士人和说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其语言所表征的民族的一员,说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可能仍然觉得自己是法语民族的一部分。瑞士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或列支敦士登人具有共同体感情,但不足以成为一个“民族”(韦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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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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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 , 2017 , 37 (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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