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何蓉: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更新时间:2018-09-25 01:41:50
作者: 何蓉  

   在韦伯看来,波兰劳工的涌入在经济上维持了一个依靠土地资源、收租取息和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阶级——庄园主,也即实施“家长制”政治特权的容克阶层,因而产生了一个吊诡的现象,波兰人处于统治链条中地位最低的环节,却起到维持德国现行经济与政治安排的作用。但由于这些劳工只被允许季节性流入,无法融入德国社会,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长期来看,不利于德意志国家长期和整体的利益。

   在这里,韦伯从东部的农业问题入手,观察到德国政治与经济的多种失衡:容克在经济上已近破产,却在政治上享有特权;从经济上支撑容克阶层的主导性地位的,却是来自边界之外的、一贫如洗的移民劳动力;季节工人作为劳动力被需要,作为定居者却不被认可;东部诸省在地理位置上位于边疆,在政治上却是享有特权的核心;德国已然是发达的工业国,但城市工商业者阶层无法享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德国整体的国家利益被只考虑局部私利的农业地主阶级置之度外。

  

二、国家边界的多重意义

  

   上述分析表明,韦伯对东部地区的思考是在国家的整体利益格局的层面上进行的。其思想背景之一是德国当时对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即,走对外开放的工业化路线,还是自成一体的农业国家的路线。韦伯明确地站在促进工业与对外贸易的立场上(Tribe,1989:210;Roth,2006)。

   1897年,在福音社会大会(Evangelisch-Soziale Kongress)上,奥登堡预言德国将在未来数十年间发展成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国,他认为,与其依赖外国市场,不如走自给自足、经济独立的农业国的发展战略。韦伯(Weber,1989b)激烈反对奥登堡的看法,他自己也对德国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现实问题等发表个人的看法。由于韦伯仅仅是针对奥登堡的发言所作回应,所以没有时间引经据典,这反而使他的观点显得更清晰:他倾向于给工业发展良好的生长环境,以开拓海外市场为发展方向,而不赞同一个封闭的内部市场(internal market)的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

   国家走工业化路线,那么,农业与农村又该如何发展?由于德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支配关系、生产组织和财产占有方式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基于东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作物种类、耕作技术等因素,韦伯提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是德国西部,例如,莱茵河谷地区的小自耕农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邻近城市的区位优势,发展出精细的耕作、多样的作物和本地区内的“生产—消费”网络。一种则在东部庄园区,这里贫瘠的土壤受到集约生产的现实和世界市场的冲击,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关系、抵押债务等构成了农业发展的羁绊,因此,可以采取土地国有化的思路,即,由国家逐步收购东部土地,转化为国有财产,然后出租给富裕农场主并提供改良土壤贷款(Weber,1989a)。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筑起防止外族人大量涌入的壁垒,即几个由十几个德国农庄构成的村庄,会自然而然地将附近许多平方英里的土地“日耳曼化”(Germanise),能够有效抵御斯拉夫人涌入,长期来看也有经济收益,而不是听任庄园被毁灭(Weber,1994:13)。

   施路赫特(Schluchter,1989:303-311)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世界市场的结构变化迫使东部的普鲁士农业资本家从开放的自由贸易立场转向保护主义的立场,韦伯对东部模式的批评表明他倾向于一个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其实,韦伯的立场更为现实,是处于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间的某种中间立场:他赞同进入世界市场,走工业化道路,也赞同对进口谷物征收较温和的关税,以便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农业,但坚决反对给庄园主谷物补贴。

   特别的是,韦伯在相关问题上的立足点是国家,具体而言,就是民族国家。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原则可以跨民族,但涉及民族和国家的决策就必然要以国家为标准,或者说经济政策最终和决定性的目标是“民族权力的利益”(Weber,1994:16)。这一点继承了自李斯特以来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朱绍文,1999;何蓉,2005)。

   不过,与施穆勒、瓦格纳等上一代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注重通过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等措施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相比,韦伯的关注点走到了更深层次。他认为,从学科本身来讲,政治经济学家将生产与分配的技术性问题奉为优先,实际上忽视了科学(Wissenschaft)本身理应关注人,尤其是人的素质等问题(Weber,1994:15)。如他所说,与其关注当代的劳工是否有合理的工资、良好的住宿等问题,还不如提出更重要的问题:这些劳工地位的发展状况如何影响到民族发展的状况,发展趋势又是怎样(Weber,1989a)。在这个立场上,韦伯将东部地区当作“民族前线”,对波兰劳工特别关注就可以理解了。

   西普鲁士诸省历史上就是德意志人与斯拉夫人共存的地区,在宗教上他们分别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韦伯发现,如果将土壤等自然条件计入,双方的分布对比很显著:在土地肥沃的地方,天主教徒(亦即波兰人)主要聚集在庄园里,新教徒(亦即德意志人)更多居住在村庄里;在土壤肥沃的地区,情形则相反。韦伯认为,这些不同的分布揭示了同一个现象:土壤越差,波兰人越多;无论某地区的自然条件如何,波兰人都位于该地区人口中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的最低点;波兰人的家庭子女数量较多,负担较重,使其始终处于低生活水平而无改善的可能性(Weber,1994:2-6),这一恶性循环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造成这种局面有历史的因素,比如,历史上的德意志人占据了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具有先占的优势。但韦伯提出了文化的、民族的解释角度,例如,庄园作为贵族产业,代表普鲁士骑士精神,是“德国人”或“德国性”(Deutschum)的具体体现;西普鲁士的“德国性”代表着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wirtschaftliche Kultur)和相对较高的生活标准。在此,文化(Kultur)一词不仅包括语言、宗教等因素,还包括技术、生活方式等内容,具体到农业地区,则包括了耕种技术、农业组织方式等知识和实践。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口变化趋势意味着这里的文化水平与生活水准下降了:从农业生产的方式来看,粗放和低水平的耕作方式取代了精耕细作;农作物的种类变化意味着食物的营养水准降低了,营养价值较高的肉奶制品让位于营养价值较低的土豆;人们以能够糊口而非吃好为目标,生活的目标走了下坡路。

   更重要的是在人口结构、宗教等方面,德国人和德国文化在东部地区处于被动的地位,有被同化的危险:一方面,德国人生育子女的人数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与德国西部新教徒较多的情况相比,东部地区的德国人更多是天主教信徒,与移入的波兰人具有相同的宗教归属和信念,在长期的互动中,东部的德国人有可能在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上反而与波兰人更有亲和性。也就是说,在民族混居地区,形成原本是多数民族的德意志人反而在局部地区被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民族同化了的局面(Weber,1994:7),也更加剧了德国国内自“文化斗争”以来的分裂。

   韦伯使用的两个词——“德国人”(或德国性)和“波兰人”(或波兰性)——聚合了多方面的含义,指的既是以下因素的集合,又是集合着这些因素的人或人群:具有种族、族群的限定性,即属于特定族群的个人及其族群本身;在较抽象的意义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其内容既包括语言、情感、思想等传承,也包括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及其物质表现;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还具有民族的涵义。众所周知,韦伯著作中的用词往往含混暧昧,“德国人”(德国性)、“波兰人”(波兰性)在英文版中被译作“population”(Weber,1994:4)、“nationality”、“people and character”(Weber,1994:5)等,以体现其多重含义。

   但分析这两个词语的内在含义使我们看到,人口的流动过程也是人的不同属性得以呈现的过程。特别是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国家间“边界”成为约束政治、军事行动和人民流动、交往的重要存在,构成了近代理性化过程的空间背景:一方面,人口、资本等在国家间的流动跨越了地理边界,另一方面,边界会以“国民”间的区分在更深层次体现出来。综合来看,边界具有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负面的多重涵义,关闭边界之议则代表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涵义上的自我确认。

   首先是政治意义上的边界。近代欧洲的国家体系源自1648年起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自此,欧洲各国间划定边界,将主权、领土和独立等原则树立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罗马教皇的普遍的神权统治及相应的“世界主权论”被打破。在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之下,从19世纪末开始,帝国主义进一步成为欧洲强国突破边界约束和开辟新疆域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英法诸国通过海外殖民扩张,建立了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庞大而复杂的治理体系。在建立海外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等过程中,近代意义上的边界概念也进入各殖民地,逐渐成为世界诸新兴国家定义自我和建立国民认同的基础,在此不再赘述。

   德国曾经长期滞后于其他欧洲强国。中部欧洲在数百年间都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统治之下的诸侯分立局面,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瓦解为奥地利帝国和莱茵邦联,德意志诸邦处于分裂状态,直至1871年才由普鲁士统一为德意志帝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世纪90年代才成为欧洲的强国和大国。但在德国境内居住着丹麦人、法国人、波兰人等所谓外族人,而奥地利、瑞士等德意志人聚居的中欧地区则不包括在德国境内。大德意志的旧梦犹在,主宰着帝国视野与格局的却是普鲁士的贵族,因此,从其建国伊始,德国政治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大德意志与小德意志、帝国与民族国家等张力就始终存在。

   其次是经济意义上的边界。在近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下,资本在某种意义上替代了旧体系中宗教的力量,成为普遍的征服者,从而造成了经济的理性化原则:货币、资本的流通、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等打通了此前的经济区隔;从个人和社会生活角度来看,资本的力量突破了传统的等级体系、职业区隔,甚至是性别约束。

   在整体的商品和资本全球化流动的背景之下,边界代表非此即彼的区分和对立:一以贯之的、普遍性的理性化原则,与区分性的、区域性的边界并存。国际经济中的现实是和平与斗争并存,具体表现是表面上和平的、包容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各个单元之间的斗争性的关系。

   由此可以理解韦伯的有保留的自由主义立场。从经济后果上来看,自由贸易体系尽管有各种自由放任立场的讲论,但实际上是英国等较发达国家输出其内部阶级矛盾的一个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自认为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者,认可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战略之下,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自利的经济单元的存在;作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各个国家的出口与进口都有赖于与国外的经济关联,因此,他既反对德国保守主义者的高关税政策,也反对英国人排他性的帝国税的建议(Roth,2006)。

   同时,这也可以解释,由国家出面保护边疆地区的德意志人是出于民族国家自身的要求,由国家购买东部土地交由德国农民耕种,目标在于其稳定边疆的、长治久安的效应(Weber,1994:13)。

最后,边界还具有文化方面的意义。即不同的国家基于地理、历史、经济等前提,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并体现在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韦伯(Weber,1994:7)所说的德国人与波兰人处于不同的文化等级(Kulturstand/standard of cultivation),即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481.html
文章来源:《社会》 , 2017 , 37 (5) :1-23
收藏